图1 金代红绿彩毗卢舍那佛坐像

　　对后世彩瓷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红绿彩瓷，为金代北方地区瓷窑创烧的一种釉上多色彩绘瓷器，并以磁州窑存世的红绿彩瓷为量最多者。根据相关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红绿彩瓷在初创期即显现出装饰艺术上的不凡，于金章宗时期（1168—1208）达到巅峰，而经过元代的衰落期后又在明代呈现过回升的态势，后随着五彩、粉彩的广泛使用而逐渐没落。不过从红绿彩瓷发展和演变的整体来看，以金代为主体的早期红绿彩瓷艺术成就堪称最高。这一时期的红绿彩瓷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更以高超的艺术装饰手法传达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信息，为我们展现了鲜活生动的金代世风民俗。其中最精彩、最值得玩味的，即包括佛造像之类的红绿彩瓷塑。

图2 金代红绿彩普贤菩萨坐像

图3 金代红绿彩文殊菩萨坐像

　　众所周知，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一百余年，却在文化方面屡有建树，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与辽、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一样，金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特别是世宗、章宗时期，政治相对稳定，战乱较少，政治制度、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得到改革和完善，农业、手工业、军工业等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繁盛的经济形势，使女真贵族开始谋求文化和艺术上的享受。虽然金世宗为维护女真传统、巩固女真统治而采取许多保护女真的旧俗政策，但是客观的现实已致使女真人质朴的风俗渐渐消退，以致章宗时期奢靡之风盛行，这在极尽奢华装饰的金代砖墓中可以得到印证。红绿彩瓷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金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水平，同时也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大众文化需求，有如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三件金代红绿彩佛造像瓷塑。

　　金代红绿彩毗卢舍那佛坐像（图1），通高61.3、像高42.6、座高18.7、最宽25.3、底座宽21厘米。土黄胎，质疏松。通体在白地上施红、绿、黄色釉上彩及黑色釉下彩，面部施金彩。释迦牟尼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三重仰莲高座之上，手势为降魔印，袈裟上彩绘荷叶、荷花及云海纹，莲座下为红绿黄彩绘的须弥座，其上彩绘荷叶、荷花及曲带等纹饰。绘画细致，制作精美，是目前国内外磁州窑红绿彩器物中最高大者。

　　金代红绿彩普贤菩萨坐像（图2），通高45.5、像高26.9、座高18厘米。土黄胎且质疏松，通体在白地上施红绿黄色釉上彩及黑色釉下彩。普贤菩萨手持一柄带绿彩如意，结跏趺坐于白象驮仰莲座上，下有六牙白象坐骑相承托。白象前侧有一似武士的“象奴”头戴黄彩尖如意头冠，双手牵缰绳，侧身叉腿昂首望。

　　金代红绿彩文殊菩萨坐像（图3），通高42.5、像高30.3、座高20.2、最长22、底长16.6、底宽10.5厘米。土黄胎，质疏松。通体在白地上施红绿黄色釉上彩及黑色釉下彩。文殊菩萨瓷像头缺失，修复。手持一枝带绿叶的莲花，结跏趺坐于上饰绿边布的狮驮仰莲座上，下有青狮坐骑相承托。青狮前侧有一似武士的“狮奴”头戴尖如意头冠，双手牵疆绳，侧身叉腿昂首仰望。

　　纵观以上三件红绿彩瓷塑，可见其明显受到了唐代及同时代雕塑和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像“金代红绿彩毗卢舍那佛坐像”和山西芮城风陵渡出土的“唐代释迦石造像”相较，其人物的头部刻画、坐姿、手势及须弥座的造型等都有相似之处，可谓风格一脉相承。而“金代红绿彩普贤菩萨坐像”与“金代红绿彩文殊菩萨坐像”，菩萨神情庄重，而坐骑的塑造则充满动感和活力，这基本延续了唐代造像的艺术风格。同时由于金代红绿彩瓷塑是以制模造像工艺作为塑像的造型基础，故限定了其立体表现的细腻程度，所以在表达形体时尽量简略了不影响姿态的修饰成分，把那些最能传其神的东西重点突出，甚至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因此在局部表现上，它有别于唐三彩雕塑的精雕细刻，而具备了“以形传意”的观念造型特点。

　　另外可见三件金代红绿彩佛造像瓷塑的形态体量和色彩感觉，皆与唐三彩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唐三彩的雕塑作品造型丰富生动、色彩艳丽，并以高超的写实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体态和装饰中活力、热情和力量感无处不在。而金代红绿彩瓷塑很好地继承了这种生动的造型技巧和丰富的色彩装饰，并在整体造型的动感上尚能看出一些唐三彩的遗风。且从制瓷技术角度看，可见红绿彩瓷塑在烧制工艺和施彩技法上，又较唐三彩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