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绘画史上，有八位著名的画家——汪士慎（巢林）、黄慎（瘿瓢）、金农（冬心）、高翔（西堂）、李鱓（复堂）、郑燮（板桥）、李方膺（晴江）和罗聘（两峰）。八人当中，除了高翔祖籍扬州，李鱓、郑燮为扬州兴化人外，其他都是陆续寄居在扬州的。他们大都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四年（1695）之间，长期活动于扬州一带，意气相投，关系密切。艺术上相互切磋影响，诗、书、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貌和情趣，成为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人们习称为“扬州八怪”。

《林下清风图》，金农作

《双松兰竹图》，郑燮作

《八仙图》，黄慎作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扬州由于盐业和其他商业的发达，成为东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纷纷涌向扬州谋生，一时呈现出艺苑争雄、各斗新奇的局面。然而，在当时歌舞升平的背后，却是官场的污浊黑暗、盐商的骄奢淫逸和农民的饥寒交迫。“扬州八怪”中的大多数人出身贫寒，后来又一直当“布衣”，虽然都是享有盛名的大艺术家，有时也要挨饿，以致有人写诗怀念罗聘说：“画笔压当世，寒饿犹难免。”这可以看作是对“扬州八怪”的真实写照。李鱓、郑燮、李方膺三人虽然当过七品芝麻官，但都想切实做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因此得罪了上司，丢了官。他们看到社会上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心中甚为不满，但与此同时，对平民百姓又寄予了同情。在这点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相传郑燮初到范县上任，笫一件事就是吩咐把衙门中四周的墙壁都打上孔洞，一共打了百把个洞，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边的街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打洞，他回答说：“放出些前任官的恶习俗气罢了！”乾隆元年（1736），金农刚满五十岁，有人荐举他去应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这是非常“体面”的事，考上了，马上可以当上翰林官。金农力辞不就，却又骑了匹蹇驴上京去，别人问他既然不去应试，干么又上京去？金农说：“我要去看看那些应考的究竟是些什么人！”这种言论行动，在当时是有点离经叛道的，自然要被认为“怪”了。

　　“扬州八怪”之“怪”，不仅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主要还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作为诗人，他们注意反映民间的疾苦，抒发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容。黄慎在一首短诗中写道：“黄犊恃力，无以为粮；黑鼠何功，安享太仓！”把贫苦农民比做黄犊，把官僚比做黑鼠，爱憎何等分明。郑燮一生写了许多诗文，他说过“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话，写过“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之类的诗，确实都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感人之作。但是，作为书画家，他们的创新精神就更突出，影响也更为深远。

　　清初，画坛上崇尚的是以王时敏为首的“四王”的画风，以临摹为高，讲究笔笔要有来历；书法界则奉董其昌为宗师，欣赏的是那种姿媚靡弱的笔致。等到“扬州八怪”兴起，努力标新立异，对当时的画风书风提出挑战，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等人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主张师造化，法自然，要从生活中获得真实感受，寻找创作题材。这种创作方法也被认为是“怪”的。

　　金农拜竹为师。春天来了，他到处去求竹种。听说龙井山僧的竹是一种稀有的品种，就长途赶去购置。人家要价昂贵，每一竿要卖青蚨（细钱）三千，他倾其所有，买来竹种，栽在书堂前空地上。从此，他每日白天徜徉竹林中，细心看竹，夜晚坐看窗上竹影婆娑，睡在床上还倾听着风吹竹动的声音。病了，不愿迁入内室，说：“我不可一日不听风声竹声。”“扬州八怪”都注意认真观察事物，表现在画面上，尽管是一枝片叶，也都带着感情，做到“物我交融”，在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寓有丰富的主观意趣。

　　“扬州八怪”中除了黄慎、罗聘兼擅人物、山水、花果外，其余的多喜作“四君子”（梅、兰、竹、菊）。笔墨淋漓、奔放奇崛，这是他们共同的画风。但也要看到同中有异，各具面貌。比如画梅，汪士慎喜画繁枝，千花百蕊；高翔多作疏枝，抹红一点；金农常画野梅，瘦枝繁花，李方膺则喜作丈许大幅，蟠塞夭矫。李鱓与郑燮交好，李工画兰竹，他看到郑燮所作的兰竹，跟自己的面目完全不同，另具一种风致，就高兴地说：“这是能够自立门户的！”这里，可以看到，“扬州八怪”是多么重视作画的个性特点啊！

　　罗聘是金农的学生，他爱画鬼。他的《鬼趣图》非常有名，那是因为他借鬼喻世，别寓深意的缘故。如他画一个鬼，鲜花插头；一个鬼，赤体戴帽相随；题曰：“主人衣服丽且都，其仆乃至寒无襦。”他又说，鬼如碰到“富贵者”，就靠着墙壁蛇行而过，如遇着“贫贱者”，那就动手动脚，百般捉弄。这哪里是在画鬼，分明是借助于鬼的形象来描写人间，抨击社会！

　　“扬州八怪”在书法上的创新也很突出。金农古拙厚重的“漆书”，被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誉为“逸品”。郑燮的字，篆、隶、楷相参，布局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自称是“六分半”书；黄慎喜学怀素狂草，他的画幅上常作草书长题，显得映衬有致，受到鉴赏家的重视。

　　“文人相轻”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的一大通病。但是，郑燮却另当别论。他非但与扬州画派诸家十分友善，而且与社会上其他品才兼优的文人均很要好。平时常“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墨林今话》），即便是当县令时，“公余辄与文士觞咏”（《兴化县志》）。可谓是“文人相亲”矣！诗人马日琯就是在庙中与他对诗结为挚友的。他与西江程羽宸也有知遇之恩。在他落魄之际曾得程千金相助，“扫开寒雾”“一洗穷愁”，甚至睡觉亦“屡梦公”。而他对有才华的晚生也是十分器重。有秀才要进京时，他则亲自烹鱼煮酒相送，并介绍到京后的安身和学习的地方。他与“扬州八怪”中的书画家、鉴赏、篆刻家金农感情更深。两人在扬州时可以说无话不谈，形影不离。郑燮到潍县后，误听金农死了，立即披麻设祭，哭得死去活来，后得确信是虽病未死，遂转悲为喜，寄书问候。金农也十分感动，立即挥书致谢，并将自画像寄给他留念。“扬州八怪”中的另一位书画家兼诗人李鱓，与郑燮命运几乎相同。他也当过县官，也因触大吏而罢归。两人常一起作画论艺，互相切磋启迪。当郑燮晚年生活无着时，便住在李鱓家。他们情同手足的事迹，被艺林传为美谈。

　　“怪”应该理解为“新”。发扬了艺术的优秀传统，敢于创新，这是大好事，何“怪”之有！事实正是这样，“扬州八怪”对近代花鸟画的影响非常深刻。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从他们身上吸取过养料。近代南方绘画之能摆脱正统画风的束缚，独树一帜，“扬州八怪”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