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仿宋版《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清末以来，佛经印制在民间颇具规模。以金陵刻经处、北平刻经处为代表的中国南北两大刻经机构，进一步推动了自唐宋以来的雕版刻印佛经事业。进入上个世纪前叶，随着铅字排印的普及与现代印刷业的蓬勃发展，铅字排印的佛经在中国都市佛教信众中，逐渐流行开来。

聚珍仿宋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藏文页面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日文页面

 

　　铅字印经以其便捷价廉之故，逐渐成为印制佛经的主要方式，逐步替代了传统雕版刻经的主流地位。在铅字印经逐步替代雕版刻经的历程中，处于“过渡”阶段的，由中华书局承印的“聚珍仿宋版”佛经，值得关注与研究。

　　“聚珍仿宋版”简史

　　自明清以来，雕版刻印书籍的字体概以仿照宋代书籍的字体为时尚，出现了种种“仿宋体”字体。既名“仿宋体”，当然是仿照宋代的风格而制，但这并不是仿照宋代某位书法家或名士的手书字体，而是直接仿照宋版书的雕版字体而来。

　　及至清末民初，官方与民间刻印书籍所用字体，一直沿袭明代中期创制的所谓“宋体字”（实为“明朝体”），在字体笔画上一直呈现出横细竖粗的方正之感。应当说，这样的方块字型，本来是明朝工匠在摹仿宋版书字体时有所改造、特别创制的一种“明朝体”，创制之初，自有其形态方正、字体庄重的优点。然而，持续两三百年之后，过于机械单调的笔画细节标准及千篇一律的方块字型，难免会令读者产生呆板、滞钝的视觉疲劳之感。

　　为此，从近两三百年来明清两代“仿宋”者们的工艺着眼，并从中不断获得启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辅之、丁三在兄弟决定广征宋版书籍，亲自仿写，刻制楷体活字，然后拼版印刷。1916年，经过丁氏兄弟模仿宋版书常用字体“欧体”（欧阳询的书体）而统一改型的字体，基本创制定型，被命名为“仿宋欧体字”。将此种专用的仿宋体活字用于印制书籍，更随之亦摹仿宋版书的版式格式，又因之产生一种特殊的版式，即“聚珍仿宋版”。所谓“聚珍”，就是活字印刷的意思。这一称谓始于清乾隆帝的创意，他认为“活字”一说不雅而替之以“聚珍”，“聚珍”从此有了聚拢字模印就珍本之意。

　　时至1920年，“仿宋欧体字”与“聚珍仿宋版”申请专利获准，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获政府认可的汉字字体与印书版式专利。这一专利的获得，引起国内书业巨头中华书局的高度关注，当年即与聚珍仿宋印书局方面有所联络，开始并购谈判。次年，1921年，中华书局并购丁氏兄弟创建的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收购了已铸成的头号、二号、四号、三号、三号长体夹注各欧体仿宋字共五种铜模铅字和已摹写样本陆续刻铸的顶号、初号、三号、五号及头号、四号长体夹注及长短体字及西夏字体共八种铜模铅字。

　　接着，中华书局启用“聚珍仿宋版”印制《四部备要》大型古籍整理丛书。全套丛书达到一万一千三百零五万卷，分订为二千五百册，规模之巨，可称空前。这套丛书的问世，进一步拓延“聚珍仿宋版”的社会影响力与品牌价值。随后，“聚珍仿宋版”印制的各类图书、文件、名片，逐渐风行于中国各大城市。与此同步，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张骞等各界名流的文集与著述，也纷纷采用“聚珍仿宋版”印制，足见其影响力正日益扩大与深入。1929年，中华书局还将此专利输出至日本名古屋的津田三省堂；此后，东南亚各地的中文书籍印制，逐步开始采用仿宋体铅字印刷。

　　当然，研制仿宋体字并投诸印书事业的并不止“聚珍仿宋版”一种，只是无论技术成熟度还是应用规模上，都无法与之抗衡。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实际应用中，“聚珍仿宋版”印制专利在国内渐成一统之势，同时也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为适应简体字印刷有过重新刻模之举。在这种全国大规模应用的前提之下，丁氏兄弟首创的“聚珍仿宋版”及其“仿宋欧体字”，基本取代国内所有已知并投入使用过的“仿宋体”这一字体，成为“仿宋体”概念在应用领域中事实上的唯一代表。曾几何时，国人一提到“仿宋体”，即为此“仿宋欧体字”。时至今日，我们常使用的电脑上默认中文“仿宋体”，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良版本罢了。

　　那么，在上个世纪前半段，用“聚珍仿宋版”印制的佛经又有何特点呢？仅据笔者所见，当年中华书局承印的“聚珍仿宋版”佛经种类与数量都不在少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至少有三种，即《净土三部经音义集》《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三部经书各具特色，从内容选取到印制工艺，都很能反映时代特征。

　　著名学者王国维校印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早期印制的“聚珍仿宋版”佛经，当以《净土三部经音义集》为代表，其印制时间可推定为1919年至1920年间，正值丁辅之创办的聚珍仿宋印书局与中华书局盘并前后的特殊时期。

　　此书内容，源自著名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杨守敬（1839—1915）在日本觅得一部钞本，之前在中国内地从未有过印制出版。杨氏所著《日本访书志》记录了日本访书时所见各种珍罕古籍，书中提到此《净土三部经音义集》旧钞本，称其乃是一部日本僧人在相当于宋代端平二年（日本嘉祯三年，1235年）时的著述，书中保留了大量中国唐代以来的韵书佚文，世所罕见，弥足珍贵。为此，杨氏特意将该钞本抄录副本，带回国内，可惜直至其逝世亦未能将之校印成书。之后，罗振玉得悉此书之宝贵，遂设法重新抄录校订，再交由著名学者王国维亲自校印成书。

　　据查，1917年8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首次提到了《净土三部经音义集》。信中称“《净土三部经音义》标明诸家韵书，必足补《倭名钞》所未备。此次研究《唐韵》之结果……《净土音义》到后当更有所得。”1918年2月23日，王国维致罗氏信中，又提到“昨日始着手校《净土三部经音义》，杨本与公本各有佳处，亦以意是正，并将讹别之字改正尽注于公本上。此书僻字稍较少，再写一本拟付之排印矣。”

　　据此可知，王国维至迟在1918年2月就已拿到罗校本与杨校本；遂以罗校本为底本，于当月22日开始着手校订。校订完成之后，他打算再重新誊录一份，即可以此付印了。联系到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定居，《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可能就在当年付诸印制。当然，也有可能稍后，延至1920年间方才付印，此时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在与中华书局谈判并购事宜。

　　毋须多言，这一部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经杨守敬于日本访得抄校，再经罗振玉、王国维付诸校印，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在印制方面，更因使用铅字乃初铸之物，尚未大量使用而有所磨损，所以以之印成的字迹笔画劲峭挺拔，观之极为清朗锐利，是颇为难得的早期“聚珍仿宋版”所印佛经的代表作。

　　藏汉日英多语种汇印

　　《金光明最胜王经》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印制时间约为1925年，在印制技术上更为成熟，印制工艺上也更进一步，堪称民国铅字排印佛经的代表作之一。

　　成书开本硕大，单页尺寸达到了长26、宽15厘米；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捧读这样的经书，颇为悦目清爽。内页正文每卷卷末均有校勘记、疑难字音释，校订极为严谨。

　　据考，自晚清以来，《金光明最胜王经》共有三种常见的通行版本，均为雕版刻经，年代较早者为清同治十年常熟刻经处刻印，年代最晚者为北平刻经处于1933年刻印。而公认印制质量最好的北平刻经处刻印本，也比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晚了七八年时间。

　　佛学家江味农校印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个世纪30年代，“聚珍仿宋版”承印的各类大型丛书相继印成并重印多次；应私人订制之需，以之印制更为精致精美的各类书籍也层出不穷，这都标志着印制技艺日益成熟，更上层楼。在这种良好发展态势之下，中华书局承印佛经的种类与规模，也不断拓展开来。印制精良的聚珍仿宋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正诞生于这一时期。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经典之一，自后秦鸠摩罗什译介此经以来，该经在中国内地流行已极广，各类版本历数百年流衍不息，时至80余年之前，以“聚珍仿宋版”来特意校印此经，似乎并无多大必要。毕竟，当时仅从排字制版到印刷、装订的成本而言，“聚珍仿宋版”都明显要高于同时期其他的普通铅活字印经费用。

　　印成于1933年的聚珍仿宋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本硕大，单页尺寸与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相同。更胜一筹的是，此经书正文每页仅置6行，这就意味着其每页行格尺寸更为宽大，比之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胜王经》单页11行的行宽，都还宽出近一倍。与之相应的，正文排印的字号当然更大，也更为悦目，即便目力孱弱者亦可欣然诵读。印书用纸也较考究，不是年久易脆的普通机器纸或毛边纸，而是细韧轻柔、莹白润泽的连史纸。当然，与之相应的，其印制成本也必将高于同时期铅字排印书籍。

　　应当说，《金刚经》的江氏“校定本”，极具版本考订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而这一部聚珍仿宋版《金刚经》，就正是江氏“校定本”的首次印制，其《校勘记》及《校正本跋》均一一附于经文之后印出。

　　限于眼力与机缘，笔者仅有幸获见上述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聚珍仿宋版”佛经。每每抚卷展读，无不为其印制精良与工艺独特而感叹不已。虽然“聚珍仿宋版”诞生至今不过百年时间，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过应用，可岁月流转、故纸飘零，如今想要知道究竟有多少种“聚珍仿宋版”佛经曾印成并流通于世，却已成难以解答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