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在瓷器上作为装饰纹样始于唐（越窑）、盛于宋。北宋邓窑豆青釉对枝“楼台牡丹纹”斗笠碗（图1），口径19.6、高7.6厘米；足径6.2、内径5.1、足高0.8、足厚0.4、釉厚0.1厘米。敞口，外撇，斜腹，灰胎，圈足，斗笠状。削足规整，足底露胎呈褐色（窑粘），胎质坚密。通体施豆青釉，壁外素面，釉色豆青微泛黄，釉质莹润匀净，温润光泽。碗口内区一周为双线弦弧纹，内壁印花对折“楼台牡丹”纹，花朵饱满富贵，枝叶繁缛，舒卷婀娜，华丽优美。花瓣自下而上，八层重瓣、重叠，花朵密集仰垂对称，宛如楼台，故被考古专家称之“楼台牡丹”。此件残器斗笠碗由5个残片拼粘而成，然仍不失为一件值得收藏研究的标本器。此类纹饰图案，在邓州古穰城西郊（明清古城）今邓州团结路、江家坑遗址出土甚少。笔者曾见两枚出土残片（图2），与耀州窑装饰纹样极为相似，展现出叶茂花繁、生意盎然的特写方式。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中心检测：北宋邓窑豆青釉，Al2O3（铝）含量22.2、SiO2（硅）含量68.2、FeO（氧化铁）含量1.7——这是北宋邓窑豆青釉、灰胎的特征。

图1 北宋邓窑豆青釉对枝“楼台牡丹”纹斗笠碗

图2 两枚北宋邓窑青釉瓷片上的“楼台牡丹”纹

图3 1984年耀州窑遗址出土的北宋中期印花“楼台牡丹”碗及碗心线描图，耀州窑博物馆藏

　　追溯牡丹最早登上艺术殿堂始于东晋。牡丹大约在隋代进入宫苑，王应麟在《玉海》：“隋炀帝辟地200亩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牡丹20箱。”被誉为“才绝、画绝、痴绝”（《晋书·顾恺之传》）的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尽情描摹曹植与甄妃的同时，又画洛水之畔几株盛开牡丹陪衬。继顾恺之后的“北齐杨子华亦画牡丹”（唐刘禹锡《嘉话录》），北宋苏轼曾咏《牡丹》感叹：“丹青欲写倾城色，世上今无杨子华。”因北齐“画圣”“牡丹圣手”杨子华在长安等地画许多牡丹壁画，但时至今日已无踪迹。此后，唐代边鸾，五代徐熙，明代徐渭、陈淳，清代恽寿平，近代齐白石、王雪涛都画过牡丹，这些作品或润秀清雅或泼辣豪放，是中国绘画艺术宝库的奇葩。

　　中国古陶瓷以耀州窑为代表的“宋代六大窑系”耀眼夺目。宋元时期，耀州窑在瓷器上装饰牡丹纹样翘楚南北诸窑。耀州窑博物馆藏1984年耀州窑遗址出土的印花“楼台牡丹”碗范，馒头状，胎质粉白，隆顶，平底，中空，面刻三朵折枝“楼台牡丹”，为北宋中期瓷器印花标本模具。邓窑在宋元时期，属北方耀州窑青瓷系，邓州出土的豆青釉折枝“楼台牡丹”纹斗笠碗，是北方瓷器绘画描摹、装饰牡丹纹样的文化艺术融合之佐证。（图3）

　　关于“楼台牡丹”，既有隋代山东曹州说，又有唐宋河南洛阳说。曹州说：齐鲁恒在椿树上嫁接成功。三年之后，嫁接在椿树上的牡丹开放，高过楼台，隋炀帝站在楼上赏花同在地上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人们称“楼台牡丹”。河南洛阳说：张家的椿树与旁边的楼一般高，所以嫁接其上的牡丹新添有个别致的品种“楼子牡丹”。北宋吴淑撰《江淮异人录》：“张茂卿好事，因有一楼，四周列植奇花，接牡丹于椿树之梢，花盛开时，延宾客，推楼玩赏。”明代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接花》：“……椿树接者，高丈余，可于楼上赏玩。唐人所谓楼子牡丹也。”清代余鹏年《曹州牡丹谱》亦载：“有用椿树高五、七尺或丈余者接之，可平楼槛，唐人谓楼子牡丹者。”洛阳研究牡丹专家认为，从植物科属分类学上，椿树属苦木科臭椿属落叶乔木，而牡丹是毛茛科（芍药科），两者砧木的亲缘关系不具嫁接亲和力。除非未来科技发达，运用细胞工程将椿树基因移植到牡丹，才谓之“椿树牡丹”或“牡丹椿树”，但不肯定实现“楼台牡丹”的观赏效果！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是现存记载最早的牡丹嫁接繁殖史。

　　稽邓州嫁接牡丹的花工，黄庭坚的《和师厚接花》诗有载：“妙手从心得，接花如有神。根株穰下土，颜色洛阳春。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与入室，只在一挥斤。”“师厚”，宋代名臣谢涛之孙、谢绛长子，黄庭坚岳父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定居邓州。黄庭坚任叶县令间，曾三次莅邓。“穰下”，即古邓州穰县。此诗不难看出，在黄庭坚笔下的邓州接花工，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