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料选择

　　隋代制瓷工匠已能逐步掌握原料中的含铁量，并把胎釉中铁的含量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因而烧成了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例如河南安阳、陕西西安一带的墓葬中出土的隋代白瓷，不仅造型优美，釉色莹润，而且据化验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只有1.12%，烧成温度达到1170±20℃。虽然在烧成温度上，比起今日瓷器的标准要求1200℃以上来说，至多也只是精陶的水平，但是与以前所谓白釉瓷器（如北齐墓中所出那种白度极差，与其说是白瓷，不如称为青瓷的变种）相比较而言，确实标志着当时在拣选原料和烧制工艺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隋代不仅白瓷的烧制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窑具烧制方面也有新的突破。例如一些窑址出土的窑具，质地较白而细腻，它们与瓷器使用同一材料制成，所以在高温烧造时，窑具和瓷器的膨胀与收缩系数基本一致，这样就减少了器物烧制时变形的缺点，大大提高了瓷器的成品率。

隋青釉螭柄鸡头壶

　　二、使用化妆土

　　早在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即已开始使用化妆土。瓷器则早在三国时期越窑和西晋晚期的婺州窑即有之，但使用并不普通，实物资料发现也很少。目前见到最早使用化妆土的完整器物，是1984年安徽赤乌十二年（249年）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盆、卣形壶。此外，河北磁县北齐武平七年（隆化元年、576年）高润墓中，也曾出土两件施化妆土的直壁深腹碗。隋代化妆土的使用，在南北方瓷窑中普遍出现，如四川邛崃窑、江西洪州窑、河北邢窑等，这是隋代制瓷工艺的又一特点。

　　化妆土又称“陶衣”，俗称“护胎釉”，它是在瓷器上釉前，在胎上先施一层含铁质特别少的瓷土，使胎面光滑洁白。这是因为当瓷土含杂质较多时，胎质中常泛出黑色斑点，又由于胎色较重呈深灰色、褐色甚至紫红色，会影响青瓷或白瓷的呈色，而涂上化妆土就能够增加太釉的洁白度，它能使青瓷釉色更加青亮，白瓷釉色异常白净。著者仔细观察早期的某些南方青瓷，发现也有施加化妆土的现象，但并非为了增加白度，而是为了克服胎体粗糙、胎色深重的缺点。

隋白釉扁壶

　　三、施釉特征

　　隋代青瓷的施釉方式很有特色：拿着坯体的底部，往釉水里一蘸即可，这也是隋瓷器里一般都满釉、器外都为半截釉的原因之一。由于隋瓷使用的是石灰釉，利用氧化钙作助溶剂，在1200℃以上的高温中釉的流动性很大；又由于施釉较薄，黏度很差，极易产生流淌现象，为避免器物施釉后易与窑具粘连，才采用这种蘸釉方式。尽管如此，隋瓷釉面的流淌现象仍很严重，北方瓷窑器物比南方瓷窑器物更甚。这些青瓷垂流时的釉珠，有时呈黑褐色圆珠状。积釉处玻璃质感很强，釉面常开细碎片纹，这也是隋代瓷器的另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

　　四、发明匣钵

　　隋代之前我国瓷器的烧造，均采用明火叠烧的方式，使用的窑具为各式支烧具。隋代南北方各窑仍以支烧具为主，说明隋瓷基本上还停留在叠烧阶段。但是隋代制瓷工匠已能根据烧制器物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支烧具，支烧具品种相当丰富。以河南安阳窑为例，窑址出土的支烧具达九种之多，有齿形支烧具、三叉形支烧具、柱状支烧具、筒状支烧具、托杯、支棒、垫环、垫饼、圈状支具等等。同一种支烧具又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如三叉形支烧具最高可达15厘米，最矮的只有6厘米，这些都表明安阳窑制瓷工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窑具是研究瓷器烧造方法的重要资料。隋代南北方各窑虽然大部分仍使用支烧具，但在湖南湘阴窑出现了筒形匣钵，说明在隋代已开始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这是窑具方面的一个重大革新。没有使用匣钵之前，瓷器的烧制因采用明火叠烧，烧窑时坯体直接接触火焰，受到炉烟熏染和窑顶灰砂等损坏，瓷器釉面常粘附砂粒，釉色也不够纯净。同时由于采用支烧具，在碗、杯、盘一类器物的内壁常留下多处支钉痕，不仅影响器物的美观，也影响器物的使用。而采用匣钵烧造后，这些现象就可以避免了。虽然当时尚未普遍应用，但它使瓷器品质更加精美，并由此推动了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这一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五、成型工艺

　　从隋代窑址残片及墓葬出土的器物上所遗留的旋削痕迹看，隋代瓷器还是采用轮制方法以手工拉坯而成，有一些器物上的系、柄、流等，则为手工捏制。尽管如此，隋代成型工艺依然相当成熟。

　　从器物的口沿朝器底看，可以看到中心轴线，各部分基本对称。同时由于拉坯时用力均匀，器物造型线条自然流畅。特别是一些大件器物如盘口瓶、四系罐、尊之类，很少有扭曲变形的现象产生。以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双联腹瓶为例，两个瓶身天衣无缝地烧制在一起，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坯体受热后的膨胀与收缩系数熟练掌握才行。类似此种双联腹瓶在隋墓中不只出土一件，说明隋代瓷器成型工艺已经达到成熟水平。此外，如前所述日本收藏的白釉双螭龙博山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绿釉双螭龙博山炉等，也可称为隋代陶瓷器的珍品。

　　综上所述，隋代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它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时代特征十分明显。特别是青瓷的普及和白瓷的烧制成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结束，不仅把我国瓷器烧制推向更高阶段，而且为以后青花和釉上彩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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