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原石刻帖碑

　　扬州收藏家王伯堂藏有一块原石刻帖碑（图1）。碑文刻的是北宋书家蔡襄写给扬州当时做毛笔的吴政的。石碑宽47.8、高31.6、厚6.3厘米，碑上有蔡襄竖式写刻的一则短文，共80字。原碑文字经南京书法家陈克年断句识读抄清（图2），内容为：“示及吴政笔，于其品中，已是佳者。其人笔锋圆，可爱，但令管小心长，便堪入用。昨过扬州，欲呼作十数管，闻其人屡困于笔，使其艺益工则困益甚矣。今所惠殊佳况，或系时教其别作一种，以尽其能，可也。襄上。”碑面字体完整，字口清晰，原石两侧略有风化，刻石上立面有“太丞”二字。

图2 南京书法家陈克年抄录的碑文内容

　　蔡襄是北宋人，字君谟，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

　　吴政，广陵（今扬州）人，是当时制作毛笔的，是不是一个有名的笔庄工匠呢？当然应该是。历史上虽能查到，但已是资料极少了。吴政的儿子“吴说”也是做毛笔的，他与苏东坡熟悉。吴说还是书法家。有资料说，黄庭坚《山谷笔说》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东坡外集》“书吴说笔”云：“吴政已亡，其子说颇得家法。”制作精妙，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

　　明人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中称：宋时笔工称宣城诸葛，然苏黄之论似微不同。东坡于诸葛之外，颇称程奕及吴说父子，且谓：“散卓笔非诸葛不能制。自余笔锋譬如著盐曲蟮，作字有筋无骨。”而山谷极称吴无至无心散卓，且云：“试使人提笔去纸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败矣。”似又以悬腕枕几而分，非笔之通论也。这些零散记载都说明吴政父子是以制作毛笔为生的。

　　碑上文字是记述了一段去看笔购笔的过程，大意是，工匠吴政向前来的蔡大人出示自己制作的毛笔，在其制品中，属上乘的佳品。当吴政演示毛笔时，蔡大人赞其笔锋圆润、可爱。这种笔笔管小笔芯长，是好使用的。蔡大人昨天经过扬州，想要吴政作十数管毛笔，听说吴政潜心研究制笔，屡屡困扰于笔，使得他的笔的工艺日益精良，越是想好越是有困扰。今天他所惠及的许多好的现况，或许是想为我特制一种，以尽其能，这样才好。

　　宋代文人对毛笔非常讲究，其时，不仅兔毫笔依然受到欢迎，羊毫笔也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制笔工艺有别于以前的旧风，逐渐走向软熟、虚锋、散毫。据说宣州兔毫闻名于唐宋时期，在宋代声名尤著。其中以诸葛氏最有声誉，诸葛高所制宣笔朝野尽知，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有诗文赞誉。

　　明代笔工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例如，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等庄号，作为商标，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而极少的资料显示，广陵吴政制笔工坊只延至于子。

　　到了明清，制笔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

　　吴政父子，作为北宋扬州的笔工，后来竟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令人叹息的。长期以来，由于笔工的资料缺乏，或者仅仅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对于笔工的研究，文化史界尚缺乏关注。据笔者了解，现代学者的研究多建立在梁同书《笔史》的基础上。据说，马明达在《笔史》基础上，增补元代笔工近30人，并对元代笔工作了地域分类以及相应的论述。李遇春增补明代笔工12人、清代笔工24人，并补充了相关的文献。嵇发根对湖州一些著名笔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王稼句《笔舫》对部分湖州笔工的生卒等相关史实作了考订……笔工吴政父子的资料，也许随着人们对这段文化史的研究，会得到挖掘，并补充完善。这块北宋书家蔡襄书刻石碑的发现，也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有待相应的探索。

　　南京金石研究者叶伯瑜说，这块“刻帖碑”保存了当时书法名家蔡襄手写文字的原貌，具有文献意义。刻帖又分单刻帖和汇帖。只刻一种法书的称为单刻帖；将各种法书汇集在一起摹刻成套的称汇帖。刻帖最早的年代据文献记载是在隋、唐时期，而大规模的刻帖是在北宋淳化三年（992），那是宋太宗命王著等把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及古人法书，汇集摹刻成《淳化阁帖》，共十卷。

　　宋时刻帖蔚然成风，仅帝王刻帖就有多起，哲宗元祐五年起刻的《淳化续帖》，徽宗大观三年起刻的《大观帖》，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重刻淳化旧帖的《国学监本》，孝宗淳熙年间刻的《淳熙秘阁续帖》。除帝王好此外，士大夫更群起效法，或翻成本，或辑新编，全国各地刻帖成风。自《淳化阁帖》流行后，学习书法俱从帖出，帖学即由此而兴矣。

　　文征明父子刻的《停云馆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王肯堂刻的《郁冈斋帖》，陈眉公刻的《晚香堂帖》《来仪堂帖》等，但未见有明代帝王刻帖的记载。明人刻帖体制沿袭宋人，范围较前有扩大，除刻古人墨迹外，近人、时人墨宝也上石的了。以示风雅时尚。

　　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唐摹墨迹本”数量是有限的。更多二王的法帖，还是保留在《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刻帖当中。如果没有刻帖，那对于二王书法，我们今人除了看看那几幅唐摹本、《兰亭序》《集王圣教序》外，就无依照了。

　　叶先生说，由于时间推移，当初用于上石的墨迹本，后来消失了。这时候，刻帖保留的法帖字样，就成了后人学习、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刻帖碑”是具有中华传统的文化遗产，它具备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今天是无法估量的，当珍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