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昆明摆地摊刻图章轶事
http://www.socang.com   2020-08-26 17:22   来源:收藏快报 周惠斌/上海

 

 

闻一多刻“华罗庚印”

  20世纪上半叶,闻一多先生从清华留美学生的优秀典范、新月派的中坚诗人,转变为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为纾解生活困难,他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凸显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赞誉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刻孙毓棠印

闻一多伏案篆刻

闻一多自刻印及边款“时在西南”“联大家骅”“甲申秋”

  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小篆别有风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操刀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梁实秋刻下闲章“谈言微中”。初次操刀,即受推崇,于是乐此不疲,甚至连自己热爱的绘画与诗歌都搁置一旁。他写信给饶孟侃:“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不失诙谐和风趣。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随着抗战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窘迫不堪。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妇俩加上五个儿女和一个保姆),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餐桌上每天都是白菜豆腐,他无奈地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把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米。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思虑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他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浦江清教授特意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自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校长梅贻琦获悉后,与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则备了一张桌子,在街头摆起地摊,镌刻图章。据吴宗济在《补听集》中披露,当年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任职,亲眼看见闻一多在路旁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盘膝半蹲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惊动闻一多,低着头匆匆而过。数日后,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印摊摆了没多久,闻一多就被朋友们劝了回来,让他在家里“设点”治印。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而其润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来因物价上涨相应改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润例调整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最后又定为:“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李宗黄,好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化》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4枚应急用章。

  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叶公超等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诵下来。而为好友孙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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