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海盐塘路的嘉兴博物馆，珍藏着明天顺年墓里出土的一件小瓷船（见图）。它是在1974年8月24日，原嘉兴冶金机械厂在东大营旁扩建厂房动土时发掘的。并且当时嘉兴博物馆的沈昌桂、盛允武两位老师，专程去冶金厂修建科取回了这件“国宝”，此后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馆“镇馆之宝”。另外在沈昌桂老师的原始记录中，还记载有“据冶金厂修建科负责人讲，瓷船旁有墓碑四块，系‘明故乐园翁包处士’及‘包处士之妻何嬬人’之墓，碑文年代为‘明天顺癸未（1463）。所述墓碑，实为墓志铭，已残破，他们当时未收藏。”

　　明器，亦称为冥器，是墓里陪葬主人的陪葬器。华夏子孙以物来陪葬，从夏商时期就开始了。那时除了以人、兽陪葬外，死者生前的日用器物及金银玉器也都是随葬品。从战国到汉代，王公贵族死后都会把奴仆、器物一起下葬。汉后到唐以人殉葬之风渐弱，人们开始用各种陶狗、陶羊、陶壶、陶猪舍等陪葬。宋元以后，又开始增加了一些有祝福、求吉含义的冥器。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模型明器主要有木俑、木家具、铜锡器三类，而像这件素三彩瓷船则十分少见。

　　不过我们通过分析，就可发现素三彩瓷船作为当时的明器，绝非偶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嘉兴水网密布，船成了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到今天，即便在市区如放鹤洲的湖面上，还时有捕鱼虾的小船在荡漾，我们甚至还经常能看到生活在水上的船上人家，这或许就是墓主人选择船做明器的原因之一。再从民俗丧葬之风来看，古人认为人死后去阴间，生前用过的东西都可以带去用，墓主人的日常起居一定和船有紧密联系。最后从宗教理念来看，人死后都向往去天堂，或者去西方极乐世界等俗世认为美好的地方。一般而言，船有从摆渡引申到度人的意味在，这自然也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素三彩瓷器，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它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另一种定义，即为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

　　而这件长16、宽6.5、高11.3厘米的素三彩瓷船，通体施黄、白、绿三色彩釉，釉不及底。底釉白里闪银（泛铅），色彩素雅。

　　瓷船由上部的船亭和下部的船身组成。船身中宽，两头略窄。船头平直，舷下弧收，船艄后翘，开一小水孔，船底内凹。船首有活动舱板，板上塑立俑，舱内置宋钱十一枚，船板上塑四脊方亭两室，前亭内塑供案、供器和俑人等，后亭三面（左、右、后）封砌，其前塑一舵俑（已残）。

　　此件小瓷船塑、描结合，施釉浅润，船上所塑有亭台、供案、祭俑和彩绘的莲、云水、小舟、风帆等纹饰，充满浓郁的佛道色彩。而置于船舱的宋钱，寓意“金泉引路”，与小舟、风帆等图纹前呼后应，象征为墓主（死者）引路、送行，并祝福“一帆风顺”。可见人们对死后将去哪里，还是非常注重的。

　　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记载自明洪武元年（1368）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276年历史的《明史》，有载明代正统到天顺年间，都察院曾多次榜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违者要处死，家属充军边卫，知情不报者连坐。陈文平著《中国古陶瓷鉴赏》中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三十年，战争频繁、饥荒不断，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屡有冲突。处在这样一个朝野动荡的混乱时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必然受到影响。迄今为止几乎未见有这一时期任何官窑的瓷器传世。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瓷器生产的面貌认识不清。因此，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明代瓷器史上的“黑暗时期”或“空白期”。故嘉兴出土的这件有颜色瓷器，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陶瓷组专家耿宝昌、张浦生、李久芳、陈华莎等，将其鉴定为一级乙。耿宝昌先生说：“天顺纪年墓出土的（素）三彩瓷难得见到，可以定一级。”张浦生先生说：“素三彩瓷船，又有确实纪年，少见。”他还曾将这件素三彩瓷船的照片带往新加坡，供讲学之用。

　　嘉兴出土的这件明天顺年素三彩瓷船，造型别致，装饰典雅，独具神韵，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瓷塑珍品，更由于它填补了中国瓷器史上的空缺，其历史、艺术、文物等价值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