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清康熙《刀马人物》青花瓷画（见图）。画面中有四位军士模样的人均双膝着地，弯腰曲背。其中三个人双手支地，另外一个人双手抱拳高举于脸面作求饶状。四个人的身边地上均放置长刀、枪等兵器。其中一人连头盔都没有了，此人脑后只留一束头发，露出了本来之面目，像是一位夷蛮之人的首领。自古男儿膝下有黄金，什么情况让人丢盔弃甲，放下兵器下跪俯首求饶呢？结合历史资料，笔者在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似乎找到了答案。这个场景演绎的正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

　　“七擒七纵”作为《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在书中占有极大的篇幅，作者用“七擒七纵”来诠释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处事不惊、运筹帷幄，以及对待少数民族长远的战略思维。把诸葛亮对计谋的运用发挥到极致，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巧妙的把握。最终取得了“七擒七纵”“南人不复反”的骄人战绩。使得孟获和夷蛮之南人口服，心服并臣服。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广泛地在国内外流传，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史学家裴松子、司马光等人对此事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诗句加以渲染。

　　在滇西留下了许多关于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许多民间传说。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腾越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盘蛇谷。有学者经过考证后得知，这些地点，几乎全部在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去的地方“七擒七纵”呢？

　　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丝毫找不到有关孟获的记载，更不用说是有“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信息了。”有关诸葛亮南征，在《三国志》中只有“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这区区十二个字。难怪有学者责怪陈寿编写《三国志》内容过于简要，会把许多历史事件给遗漏掉。也有学者认为，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策略不符合他一生办事唯谨慎的风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通鉴辑览》也认为：“‘七擒七纵’为记载所艳称，无识为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韝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误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也许有人会说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却提到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成书时间稍晚一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七纵”如何解释？

　　不妨读完权威的《三国志》全书，总能找到有关“七擒七纵”的蛛丝马迹。

　　《三国志·张嶷佳》载：初越酅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酅太守，嶷将所领住之郡，诱以恩情，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缴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候，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当时是诸葛亮南征之后，“叟夷数反”，使得越酅郡太守无人敢当。后来张嶷做了太守，先是“诱以恩情”，使部分南人先降服，对于那些“骁劲”的，便擒而纵之，“使招怀其类”。张嶷的办法与“七擒七纵”颇为相似，似出一辙。张嶷南中十五年，南人皆服，回成都时：“夷民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乃追寻到蜀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这样的记载与“七擒七纵”的故事描写诸葛亮南征回师成都的情景有些相似。《汉晋春秋》的作者很可能将张嶷治理南中之事移植到蜀汉领导诸葛亮身上，然后世间就有了“七擒七纵”的故事。

　　北宋就司马光主修的《资治通鉴》中有孟获被“七擒七纵”的事，而且与《汉晋春秋》的记载一模一样。显然《资治通鉴》对“七擒七纵”的记载源自于《汉晋春秋》。

　　《汉晋春秋》的作者东晋习凿齿，在《晋承汉统论》中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晋时士人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有了批评的声音，说陈寿作为一个蜀人，处处站在魏国的立场，不为故国争正统。让人看了不舒服。后来的《华阳国志》和《水经注》均全盘接受《汉晋春秋》的记载就不难理解了。以此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己，就特别喜欢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以魏国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

　　实际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擒的不是孟获本人，而是他的心，诸葛亮当时用心感化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而不是运用武力解决问题。诸葛亮当时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故事，结合清初入关后对反清人士实行不得人心的血腥政策，到康熙时期渐进为怀柔政策，多少有一点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