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通高220、宽137.5厘米，雕刻精美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图1、2、3），该碑出土于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是目前三峡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碑刻，确定了旧县坪即为汉、晋时期的朐忍县，具有重要的考古、艺术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被评为该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鲜为人知的是，这通石碑的发现者，并非当地文博人员，而是吉林的考古人。

图2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拓片

图3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文局部

　　1993年，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建设，为了对三峡库区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文物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1999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队，进入重庆云阳旧县坪，开展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

　　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的一处六朝建筑址中，前后分两次发现了断为两截的镌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的这通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该碑第一发现者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聂勇。据他介绍，旧县坪遗址坐落在一座濒江小山的东南坡上，山之东侧为俗称潘家沟的一条大沟，西侧为一道高耸的瓜子梁山梁，整体呈扇面形，两边均有高达约四五十米的陡坡。在S发掘区开探沟时，于地表1.6米处发现一块泥土上印有文字痕迹，经扩方清理，发现半截石碑。因当时临近春节，暂停工作，只好原地掩埋，并委派专人守护。次年3月，考古队返回发掘工地，又经清理，距断碑不到2米处，发现另一半碑身。两截断碑合二为一，可见断开处有人为毁坏留下的三个錾眼痕迹。该碑有榫，按汉碑常例，应有龟趺，但因周围环境的限制，遗憾未能找到。

　　景云碑的发现，引起国家文物局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继有一批研究成果公布。

　　关于景云碑性质，学术界存在“神道碑”和“功德碑”两种认识。其中持神道碑观点的学者认为：其一，景云碑有晕、有穿；晕三重，穿则一，其碑符合汉代神道碑的形式。其二，汉人书墓阙及神道，则有尽列其平生所历官者，景云碑正是如此。其三，东汉碑中，凡功德碑之类，常在碑额或首行题云“功勋铭”“功德叙”；而景云碑不合此惯例。其四，功德碑之类的铭文，以颂扬碑主丰功伟绩为主，夸饰溢美，不遗余力，往往碑主生前就有阿谀之徒为其立之。且歌功颂德之词，并非功德碑所独有，神道碑中也有之。

　　笔者以为景云碑定性为“功德碑”更为合适：其一，景云碑出土地点在衙署基址前不足20米处，此位置不可能为景云墓所在地。其二，碑文中间一大段篇幅都是赞扬景君德政的言辞，故应称之为功德碑。其三，从碑中行文和语气看，景云于永元十五年（102）死于朐忍任上，之后是否回葬梓潼，碑中未有说明。然此碑不是墓碑却是显见的，其同乡后任朐忍令雍陟为其勒铭立碑，也有附雅叨光之嫌。其四，景云碑出土地点在县衙遗址前，又临通往江边之路，用以彰表勋绩，昭示后代再合适不过。

　　景云碑也受到书法界高度关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丛文俊教授对此碑艺术风格及价值有精辟论述：汉代巴蜀地区阙多碑少，与其地域性和历史文化有关。对东汉晚期碑碣鼎盛、普遍以八分隶书提铭碑策的风气而言，不尚碑刻即等于阻绝书法时尚，故而巴蜀石刻虽多，书法却不发达。和中原相比，明显呈滞后状态。不过，滞后也有其优胜之处，它能保留一些前期样式，也不影响艺术欣赏，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即是如此。此碑滞后最重要特点，是一字之中的波挑笔画不避重复，表明书写者对时尚碑刻八分隶书只是粗知梗概，不能精粹规范。其中长横和部分捺画的挑法大都重按而提锋上扬，有些字完整保留了“雁尾”状，即古代书论中记叙的“缺波”，又名“击石波”，意谓如水击石，转势折向而出，传世章草捺画多用之。这种简率、粗糙的写法在中原只见于安帝元初二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和子游残石，汉简中这种现象也很少见。这表明，当八分隶书从简牍进入碑刻之后，字被放大，再规矩于方格界栏，即逐渐产生了新的书写方法和审美标准，开始了文献记载的“王次仲饰隶为八分”的艺术化进程。此碑挑法比早于其60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和子游残石更为善通和典型，真实地反映了八分隶书演化的最初状态，虽然偶尔也有与中原相同的“雁尾”挑法，但可以肯定，作者尚未认识到它的审美意义，所以未能成为作品风格的基本样式。此碑整饬朴厚，波挑飞动，虽不够雅正，却具有巴蜀独特的艺术风韵，与同期中原汉碑相比，此碑未入程式化则多了几分古朴与鲜活生动之感。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的发现，是吉林考古人在省外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值得骄傲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