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神兽牌饰

　　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一处存在三层堆积的大型文化遗存，经过两年的考古工作，共清理下层青铜器时代房址两处，中层汉代墓葬129座，上层隋唐时期墓葬37座，出土各类文物四千余件。经过6年的整理和研究，考古发掘报告《榆树老河深》，于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图2 俄罗斯图瓦地区出土神兽牌饰

图3 蒙古国出土神兽牌饰

图4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神兽牌饰

　　中层墓葬群为该遗址的核心部分，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其中编号M56、M105两墓出土的6件神兽鎏金青铜牌饰（图1），格外引人注目。

　　所谓神兽，从其形象上看，显然是以马为主体造型的，头之吻部生一上翘后弯的尖角，类于犀牛，胸部附加一对向上展开的翅膀，尾毛扬起，分三叉状，运用融合、夸张的浪漫艺术手法，使其形象呈现一种神灵化、图腾化的神秘色彩。鎏金神兽铜牌饰，浮雕工艺精湛，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目前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

　　笔者参与了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故对神兽牌饰的出土过程和器物形制都比较熟悉，当时的出土发现，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参与清理发掘的一位民工对外讹传，说墓葬里挖出了金马驹，添枝加叶，附加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众口相传，引起了当地许多民众的好奇，他们纷纷赶来考古发掘现场，欲睹所谓“金马驹”的真容。

　　关于墓葬的族属问题，《榆树老河深》考古报告从地望、基本时代和文化特征分析，将老河深中层认定为鲜卑族一个部落的遗存。具体到器物的研究上，报告编写者认为，神兽牌饰是鲜卑人系用的名为“郭洛”的一种腰带饰物。这种腰带扣，《楚辞》名为“鲜卑”“犀比”，《战国策》称谓“黄金犀比”。鲜卑郭洛带之称，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注引张晏语：“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鲜卑乃为东胡族系，“鲜卑”为东胡语“犀”，“郭洛”为东胡语“带”，“鲜卑郭洛”译成汉语即是“犀带”。

　　另外，学者们从古文献《魏书·帝纪·序记》中也找到相关的依据，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认为牌饰上的神兽形象，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而设计出来的。

　　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为鲜卑遗存的认识，后被质疑，经其他一些学者的深入比较、论证，认为其性质与吉林市郊泡子沿墓葬类型相同，属于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夫余文化墓葬，这一学术观点，如今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夫余”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其他文献又谓“扶余”“扶馀”“凫臾”，音同字不同，以族名命名国名，号称“夫余王国”，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94年东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奴隶制国家，在汉、晋时期，隶属于玄菟郡、东夷校尉管辖，其活动中心地域，主要在今吉林、长春和农安一带，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及手工业较为发达。

　　史料记载：“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夫余国存世长达60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曾是东北边疆历史上一个极为强盛的地方民族政权。

　　给动物添加一副翅膀，赋予其神秘的异兽形象，是古代先民的一种精神寄托与载体，常见于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各类器物上。以马、鹿、羊这类动物而加以神化的各种金属牌饰，在北方古代民族匈奴、鲜卑、夫余的文化中尤其流行，具有鲜明的北方地域特色，而随着民族间的接触、融合而相互发生影响。神兽牌饰被认为源于鲜卑族，是鲜卑文化中的一种代表性器物，榆树老河深出土的神兽牌饰应属鲜卑旧物。

　　还有学者认为，在地望上“西与鲜卑接”的夫余族，通过交流或仿制，使之变为自己的装饰品和崇拜物。

　　据古文献记载：夫余“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老河深中层墓葬出土大量车马具以及殉葬马牙的现象，表明马在夫余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以马为主体造型的神兽形象，符合夫余人的审美喜爱，故而被当作图腾崇拜。

　　从考古资料看，翼马神兽牌饰，在我国内蒙古的扎赉若尔、俄罗斯图瓦地区的艾美尔格雷（图2）、蒙古国也有出土发现（图3），学界还有“浮雕神犀瑞兽纹鎏金青铜腰牌饰”“飞马纹铜牌”“马纹铜牌”等多种命名。另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两件神兽牌饰（图4），其英文名称译成中文，谓“生有翼的飞马”，也是这种写实的造型和风格，皆为高浮雕、青铜鎏金工艺，与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的兽牌基本相同，显然是同期作品，乃依据同一种蓝本所制造，具有一致性的审美取向。观览这种神兽，体态彪俊，后腿屈曲，前蹄跃起，羽翼、尾毛飘扬，整个形象富有动势和张力，威风凛凛，生动似有灵气。

　　这种飞奔的翼马，乃是匈奴、鲜卑、夫余多个北方民族共同信仰的神灵图腾；每个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会遇到自己的“九难八阻”，而战胜艰难困苦、奔向美好幸福，应该即是这一神兽被赋予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