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出自晚清玉成窑名家的“阿曼陀室”“彭年”款紫泥汉君壶，在西泠印社2019春拍会上以197.8万元的高价成交。与真品“曼生壶”的市场价格相比，这把被定义为“致敬壶”的汉君壶，夺得这样的拍卖价已非同寻常。

　　后世名家仿制的一把“曼生壶”，为何能拍出如此高价呢？笔者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致敬和追慕，此壶的身上笼罩着“曼生壶”的耀眼光环；二是玉成窑始创时间约为清同治年间，由梅调鼎、任伯年、胡公寿、虚谷等文化名人及何心舟、王东石等制壶名家在今浙江省宁波慈城创办，西泠印社所拍该壶作为致敬壶是曼生之后的名家所作，名家仿名家，当然能吸引买家注目，拍出高价也在情理之中。

　　从这把致敬壶，笔者联想到紫砂壶的仿制和假冒的话题。活跃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书画家、篆刻家陈鸿寿，以创制“曼生壶”而闻名天下。200多年来，“曼生壶”一直引领紫砂风潮，世人争相求之，真品“曼生壶”如今已奇货可居。笔者以为，致敬也好，追慕也罢，仿制本来没有错，可是一定不能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在致敬和追慕仿制“曼生壶”时，可以署上紫砂艺人自己的名款，就如同样追慕“曼生壶”的清晚期紫砂名手何心舟那样，仿而不假，大大方方地在壶上落下“曼陀华馆”的款识。

　　作假售假是十分有害的。一方面，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仿制作假行为，必然为鉴别防伪带来困难，它迷惑了买家的眼睛，让买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仿制作假者虽然一时获得了经济回报，但必将留下不好的名声。绘画大师张大千就是一例。当年他从临摹开始，曾经仿制过唐寅、石涛、八大山人等明清画家的作品，以假乱真，以假充真，迷惑了很多人，谋取了经济利益，成为他绘画人生的一个黑点。

　　其实，齐白石等一些大师对此是坚决抵制的，他们强调艺术要有个性，盲目仿制要不得，作假售假更不能容忍。

　　仿制艺术品无可厚非。古往今来，因为对前世或当世艺术家、艺术品怀以崇拜、致敬、追慕之情，而予以仿制之事屡见不鲜，但当事者大都会掌握一个底线，这就是仿而有度、仿而不假，要在仿制艺术品上光明正大地署上“张三仿某某法”“李四拟某某笔意”“王二麻子摹某某之作”等款识，以示区别。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博物馆、艺术馆、考古所等文博机构由于展陈、宣传、推广等需要，考虑到文物安全，曾推出过不少仿制、复制艺术品和相关文创产品。在这些物品上，它们都会清晰地注明“复制件”“仿制件”“文创产品”等标识，以避免以仿乱真。可以说，这些致敬、追慕和保护古代艺术品之举是应该肯定的。

　　值得重视的是，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关于艺术品仿制、复制方面的专门法规，艺术品复制、仿制、文创产品开发一直未能实施有效监管。相信随着相关法规的建立健全，文物艺术品复制、仿制领域必将得到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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