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竹刻，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主流艺术？

　　之所以竹刻能发展成为专门艺术，主要原因，则在于竹材易得，可以大量使用。倘竹材为稀世之珍，又安能有多人从事此种雕刻，并有大量作品传世？[1]

　　为什么竹刻艺术，既让人爱不释手，且还是风雅象征？

　　在传统文化中，竹具有气节、君子、隐逸等符号，这些内涵，与文人阶层有着天然的匹配，所以竹子得到特别的青睐。[2] 因其特有的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契合，故而一直备受推崇。

　　风气之下，以竹材创造的竹刻，便成为一种风雅之物，成为士族、贵族的赏玩长物。

元/马琬/山水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王蒙/山水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文徵明/山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竹刻，集书法、绘画、雕刻等一体，堪是传统艺术和工艺的融汇形态中，最直观表现。

　　竹器本是寻常之材，经由刻者施之，遂添身价。名家过手，则价增百倍。竹子在手中的刀锉之下，化为文人领悟的艺术之美。

　　这件侯友鹤竹雕山水作品，以刀代笔，仿佛山水绘画再现。

　　自竹刻形成专门艺术后，此后其发展史，竹刻艺术与其它工艺互影交光，其间名家辈出，体制规模与题材技法，都到达一个全新高度。从明中期的质拙浑朴，到清前期的繁绮多姿，再到后期的平线单一，竹刻艺术经历着一个明显的变化历程。[3]

　　如是这般，侯友鹤此件竹刻，正是呈现出质拙与繁绮的工艺。

　　同时，以竹刻艺术来说，大部分的竹刻家都是擅长文学、能写能画的人。竹刻在明清两代，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成为一种特有艺术，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4]

　　一言蔽之，自明代始，文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与日俱增，有时甚至身兼两职，既是文人，也是匠人。

清/侯友鹤/竹雕山水笔筒/古天一拍品

　　侯友鹤，清乾隆时诸生，嘉定人，为当时刻竹名手。他的存世作品较为少见。这件笔筒在竹材的选择、雕刻的技巧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构图新颖，刀法精湛，充分表现了竹雕艺术所特有的语言；竹青皮与竹肉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极为细腻，表现出极高的竹雕艺术专业修养和控制力。无论是皮壳包浆、老化程度还是保存状态，在存世的古竹雕作品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是一件值得珍爱的竹雕作品。

　　对竹子的利用，远在上古。

　　早在魏晋南北朝，文人手中，已现竹器艺术。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为用；六朝明僧绍，有齐高帝所赐的竹根如意；唐宋的竹器，则已经具备若干风格的雕刻。[5]

　　故有竹刻兴于唐，盛于明代之言。[6]

　　明代中后期，竹刻艺术空前发展，雕刻体制规模、题材技法异彩纷呈，璀璨夺目。明清竹刻艺术大师不断涌现，皆冠绝一时。诸多雕刻巨匠荟萃，成就数百年的鼎盛时期，以至于建立一座后世几不可逾越的高峰。

　　作为嘉定竹刻名手的侯友鹤，活跃于清代中期。

　　竹刻艺术，曾产生出无数大师与流派。当中嘉定派，因学竹刻之人众多，并以之为专业，便形成为最大流派。嘉定竹刻，名家辈出。如朱氏一门，松邻、小松、三松，三代相传，还有濮仲谦、侯友鹤等，具为彼时刻竹巨匠。而竹刻发展至侯友鹤生活时代，正是艺术集其大成时。

元/赵孟頫/山水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 王世襄：《王世襄集，竹刻艺术》，65页，三联书店，2013年。
　　[2] 上海博物馆编：《琳琅》，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世襄：《王世襄集，竹刻艺术》，10页，三联书店，2013年。
　　[4] 黄玄龙：《竹器：嘉定竹刻海外遗珍》，17-1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5] 上海博物馆编：《竹缕文心》，上海书画出版社，9页，2012年。
　　[6] 金元钰，褚德彝：《竹人录/竹人续录》，87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