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是我国瓷器成熟后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瓷器生产由初级向高级发展，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相继出现，制瓷工艺技术大大进步，对胎、釉的选择、配方有了较大的改进。尤其是西晋时期，西晋人潘岳《笙赋》中“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的“瓷”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而“缥瓷”亦被认为是晋代浙南温州一带瓯窑生产的一种青瓷，这是因为缥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瓯窑生产的青瓷颜色与缥十分吻合，故瓷以缥名，得名缥瓷。这一时期的青瓷烧造以南方为主，即以浙江一带的窑口为主流，除了瓯窑，还有窑址分布于浙江上虞、余姚、宁波、湖州等地的越窑，分布于浙江金华一带的婺州窑，分布于浙江德清一带的德清窑等，都是著名的青瓷窑场，尤其是越窑，代表了两晋乃至南北朝时期青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成就。

　　如图所示这件西晋青瓷井，高17.2、直径12.8厘米，出土于湖北省武昌区中山路，现收藏于武汉博物馆。该器为一完整的水井形态，通体施青釉。井为圆形，直口，平肩，直壁，腹部刻划三道弦纹，平底。四根粗大的圆柱形井栏分布于四周井台上，有的延伸出井台，合力撑起一片宽大的四方形篷顶，以起到遮挡风雨、便于古人井台取水的作用。篷顶为攒尖式，四边翘角，饰覆瓦纹。井台一边的井沿上，塑一打水人物，侧身倚靠圆柱，一手拎着水桶，一手紧抓扁担，着势欲从井口打水。较之三国时期的青瓷，西晋青瓷在烧造技术上有了一定提高，尽管釉料依然以石灰石和瓷土配成，但已掌握了釉中氧化铁的恰当比例，基本控制了还原焰的烧成气氛，尤其是使用化妆土的成功，使器物外观更加饱满柔润。这一时期的青瓷器型，以日常生活类最为丰富，如壶、罐、盆、碗、碟、簋、尊、洗、水盂、唾壶、虎子等。

　　两晋时期，沿袭汉代遗风，无论官宦士族，即使是普通的黎民百姓，亦崇尚“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称以为孝”之风气，“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将死者生时的享乐和愿望尽可能带入坟墓。即所谓“谓死如生”。这股厚葬风直到东晋才因被禁而趋向于简化，东晋第三位皇帝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七年（341），皇后杜氏崩，皇帝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明确杜绝墓葬的奢侈之风。西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随葬品，其中有相当规模的生活类陶瓷器，器型主要有砻、磨、臼、杵、米筛、谷仓、水井、谯斗、鸡头壶、唾壶、虎子、熏炉、鸡笼、猪圈厕、狗圈、羊舍，男女侍俑、武士俑等人物俑、动物俑，以及人物俑与灶台、人物俑与动物俑组合等明器。青瓷井与谷仓、猪圈厕等都是西晋时期青瓷产品的代表作，使用了模印、刻划、捏塑等多道装饰工艺，这些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场景作为明器被大量烧造制作，既充满了原生态的生活氛围，又体现了生者对逝者的追思之情。

　　这件西晋青瓷井器型完整，稳重大气，胎质厚实而均匀，胎色加深，釉色灰中泛青，釉层滋润柔和，部分釉剥落，愈显沧桑之感。人物眉眼低垂，嘴唇紧抿，仿佛正使劲提起水桶，动态十足，十分生动，富有画面感。观赏整件器物，造型生动，制作精良，独具一格，在领略晋人陶瓷烧造高超技术的同时，这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场景，不禁让人对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古人生活情景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