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汉代仇靖《李翕碑》（拓片）

　　书法是汉文化圈的特有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也自然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近日举办的“笔墨见真章——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导赏”特展即由此出发，揭示其间发展的脉络。

图2 宋代叶梦鼎《呈舶管朝议札子》

图5 清代陈衡恪《临爨宝子碑》

图4 清代翁方纲《摹华山碑》

图3 元代吴志淳《墨法四首》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掺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汉代仇靖《李翕碑》，尺寸151.6×203厘米（图1）。

　　《李翕碑》又称《西狭颂》，是公元171年的摩崖刻石，位在甘肃省成县天井山壁，颂扬李翕整治西狭栈道之事。由仇靖撰文、书写，笔画粗细变化不大，起、收多用方笔，棱角分明；转弯时融入圆笔，刚柔相济。撇、捺的提按动作很含蓄，更增古朴、稳健之美。通篇字形方正，布白疏朗、匀称，有行有列，章法严整，显现端庄、雄伟的气势。

　　宋代叶梦鼎《呈舶管朝议札子》，尺寸34.3×27.9厘米（图2）。

　　叶梦鼎（1200—1279），南宋名臣。此札约书于1273年罢相隐居之后。通篇多以“颜体”楷书笔法写行书，横轻竖重。但是笔多方折、出锋，笔势凌厉。线条长短、轻重、聚散的对比很强。字形忽长忽扁，变化很大，然而狭长字形内部没有局促感，宽扁的字也不会显得笨重，兼得雄厚与灵巧之趣。

　　元代吴志淳《墨法四首》，尺寸29.4×58.4厘米（图3）。

　　吴志淳（活跃于14世纪），诗人、篆刻家，尤擅隶书。此幅以章草书自作七绝四首，赞佳墨难得，兼怀友人。全篇字字独立、字形宽绰。点与短横很浓重，捺笔波磔很明显，表现隶书余韵。同时取法于康里子山，有许多拉长、斜抬右肩、中宫紧结的字形。多用方笔，折多于转，锋芒毕露，深具刚健、险峻之美，是元末、明初章草书承前启后的佳作。

　　清代翁方纲《摹华山碑》，尺寸181×100厘米（图4）。

　　公元165年，袁逢建《华山碑》，记载汉代皇帝祭山、修庙、祈雨等事。又记书家郭香察之名，殊为难得。原碑在陕西省华山西岳庙，1555年毁于地震，仅留下4个拓本。此幅为1789年翁方纲根据拓本双钩廓填而成，唐人题记一并摹出。虽然字形比较方正，线条略显瘦硬，但仍可令人想见原碑之全貌，堪称书法史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

　　清代陈衡恪《临爨宝子碑》，尺寸89×48.2厘米（图5）。

　　此幅节临《爨宝子碑》，在原作方笔、出锋的笔法中，加入圆笔与藏锋，使线条的造型更丰富、细致。字形比原作方正，并将大字缩小，小字增大，形成巧妙的章法。第一、三行对称排列，第二行稍有错落，营造出实中有虚，正奇相生之感，真是佳作。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