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碗心

　　牡丹，花色艳丽，玉笑珠香，冠绝群芳，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天下绝无双，人间第一香”的“花王”美誉，为和平、幸福、繁华、富足之象征。欧阳修曾描写宋人对于牡丹的钟爱。他在《洛阳牡丹记》中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说明宋代的牡丹由宫廷皇室已走进寻常巷陌。宋（金）元时期，瓷器工匠以藤蔓卷草般的枝叶串连，使结构连绵不断，寓意“荣华富贵，生生不息。”

图2 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外壁

图3 宋代耀州窑青瓷牡丹纹盘

图4 元代邓窑青瓷牡丹纹盘盘心

图5 元代邓窑青瓷牡丹纹盘外壁

　　图1所示是北宋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口径22、高6.5厘米，圈足外径8、内径7、高1.1厘米，釉厚0.1厘米。敞口，口唇稍厚，口下束收，圈足，灰胎，圈足褐色。碗面纹饰为两区，主纹饰为牡丹纹，外一周刻牡丹叶分披，每片叶子有筋有脉，内二周（碗心）为1束9瓣牡丹花，花朵饱满富贵，枝叶舒卷婀娜绽放。细观分披牡丹叶与周内周外缠枝相连，繁缛的牡丹叶布满大碗整面，叶脉花纹清晰，与简约绽放的牡丹花相映生辉，显示了华美、丰盛而多姿多彩的特色。碗外壁（图2）为青釉素面，无纹饰。此碗硕大，满施青釉，釉色青幽，为典型的北宋邓窑标本器。

　　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是第三个小冰河时期，黄河流域以北为二级为“酷寒”（-30℃至-39.9℃）。长安、洛阳一带，可以种植的柑橘等果树全部都冻死，而淮河流域、江南、长江中下游和太湖完全结冰，车马可以在结冰的河面上通过应为三级“严寒”（-20℃至-29.9℃）。可知北宋太宗中期以后，中国的气候寒冷的程度。范大成《吴郡志》卷30：“洞庭真柑，贵时一颗100文或200文。”宋皇祐五年（1053）状元郑獬《次韵程丞相观牡丹》诗云“第一名花洛下开，马驮金饼买将回。”金元乱世，虽西安、洛阳名贵牡丹已濒临绝迹，然邓州、汝州、耀州窑工匠仍在烧造牡丹纹饰的青窑瓷器（图3）。

　　元朝时任大司农、昭文馆大学士的姚燧（1238—1313）青睐牡丹。他22岁至51岁时，先后六次辗转燕京、西安、洛阳数几千里，考察研究中原牡丹。其中二十年间在洛阳仅见名品1株；而北京、西安、邓州异地幸有百十株，而千叶名品只有4株，重瓣品种难得一见。至元二十五年（1288），姚燧辞直翰林，客居邓州，与王琦、宋齐彦、张肖斋、陈终慕、萧仁卿等相交甚殷。姚燧住邓四年，觅见佣有耕田千亩，资财富裕的张、陈、萧三家种植的牡丹绯、紫、碧相错，独奇而感叹：“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在《牧庵集序》云“元时邓州牡丹为盛”，又在《序牡丹》中说：“牡丹在邓州张氏、陈氏、萧氏三家种植，共有衡山紫二株，鹤翎红一株，还有浅红色、白色各一株。”据洛阳牡丹专家考证：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邓州张肖斋家种植的衡山紫牡丹，出自南阳（今南召县）雉衡山，是北宋末年由邓州花工培育的；陈终慕家浅红牡丹，即洛西刘氏园里的“寿安红”，出自宜阳寿安山之名品；萧仁卿家“鹤翎红为邓花之冠”，张肖斋家“衡山紫为第一”。姚燧追寻濒临绝迹的名贵牡丹，邓窑工匠不惜成本，沿传宋（金）工艺，将牡丹纹饰刻划于日用青瓷。直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毗邻邓州内乡窑窑址旁石堂山麻衣道场重建十方普济宫碑载：“……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图4、5所示这件元代邓窑青瓷盘残器上的牡丹纹饰，与耀州窑牡丹纹饰异曲同工。

　　姚燧居邓州不仅赏牡丹，而且精心育牡丹。他在《张肖斋蜡梅为黄雀啄食余家牡丹为浴鸡所坏》：“我庭秋培牡丹芽，屡灌期以开岁花。曾覆一篑获霜雪，忽遭鸡咨腾尘沙。”由此也可佐证：姚燧是我国元代发现牡丹濒临绝迹、考证邓州“花冠”牡丹第一人。故咏《邓州牡丹》：“洛阳牡丹甲天下，穰城花冠唯鹤翎。张家衡紫称第一，浅红娇媚寿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