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古书。古书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本质和表象两个方面，本质就是其内容和文本，表象就是外在样式，如版刻风格、刷印水平等。要收藏古籍善本，就需要对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然后才能分辨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本文就从本质和表象两个方面入手，通过一些实例，简单谈谈古籍善本“初印”和“后印”的辨别。

　　古籍收藏贵在“初印”。大体上说，初印本就是书版刻成之后最初刷印的那部分印本，一般只有百余部甚至几十部。由于书版完好，印成的书笔画锋颖毕现，栏线清晰可见，十分美观。随着刷印次数增多，版面逐渐磨损，笔画也就变得模糊，有时还会出现断版缺字的现象。即使仅仅从工艺品欣赏的角度，初印本也绝不是后印本所能比拟的。但这一点仅仅是个比较模糊的标准，在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那么区分初印和后印还有哪些方法呢？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特印本。书版雕刻完成后，往往用好纸佳墨印若干部，留以自用或者馈赠亲友。比如较为常见的红蓝印本。还有的普通本用竹纸或者普通白纸印，特印本则用皮纸、宣纸、罗纹纸甚至宋明古纸印，开本也较普通本更为阔大。如刘世珩影宋刻本孔子家语，皮纸大本长约四十厘米，钤“聚学轩”“贵池开元乡南山村小民”等刘氏印多方，就是这样的特印本。

　　这一点还是外在形式上的特征，比较容易辨别。下面要说的就是某些后印本在内容上有所改动，需要通过比对文本来辨别的。

　　二、试印样本。有些书籍虽然尚未刻完，但会先印少量样书作为参考或者校勘之用。这样的印本往往留有墨钉，有的每篇文章也自成起迄，不相连贯。有些成书的定本会加以修改，从而这样的试印样本就成为了解成书过程的重要资料。

　　比如《蒙兀儿史记》试印本，与后来的定本颇有不同，由于学术水平高而且刷印极少，一向为学界珍视。此书在民国时就很难得，据孟森先生文《屠寄蒙兀儿史记序》记载：“坊肆居间索值至百余金，应者无难色。或有不可价售者，则百计以法书名画以易之，盖视等宋元秘籍矣。”此本为张孟劬先生旧藏，封面有邓之诚墨笔赠语。查《邓之诚文史札记》知，此书是答谢张先生给《骨董琐记》所作题词的“润笔”。

　　三、版片易手后遭剜改题名或者堂号。改版前的印本就是初印本或者较初印本，改版后为后印本。古籍书版也可以流通转手，买家有时会把原作者或者刻书者的名字去掉后改刻成自己。由于初印本稀少，可能这种冒名顶替的反而比原书还要出名。如康熙时柯氏小幔亭刻本《绝妙好辞》，后来版片被高士奇所得，就被高剜改为“清吟堂”，柯氏原序也被删改。

　　康熙刻初印本《宋稗类钞》，编辑者明明是李宗孔，后来就被改成了潘永因。而且初印李本流传很少，世人多不知实情，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书目文献出版社的点校本也署名为潘永因，实在是一桩鸠占鹊巢的冤案。

　　四、初印本发行后，内容又有所增补或者改动的情况。

　　咸丰八年刻本《两当轩集》是清代名诗人黄仲则诗文集的第一个全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版本价值。由于书版刻成后不久即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一向流传很少，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叶德辉也认为咸丰本编成后“当时未及刊行”，竟把一个源自咸丰刻本的同治活字本当作宝贝，“因以此本镇库，而各刻本列之副墨云”，闹出了笑话。

　　然而，更不为人所知的是，此咸丰本也有初印后印之别。初印本刻成于当年秋，没过多久又发现了黄仲则的一些佚诗，从而在当年十二月份重新编排增补，由初印的二十卷本重编成了二十二卷本。初印本仅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存世更为罕见。黄永年先生主编的《清代版本图录》收录的，也是一个二十二卷本（按，黄先生在文字介绍中也指出此书最初为二十卷）。

　　五、由前人题跋可以推断为初印本的例子。比如，《攀古小庐文》最初印本，张宝德题跋时间距离刻书仅一月，当然是最初印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黄汝成的《日知录集释》是学术名著，学术界一向重视。初刻于道光十四年，但印本流传很少，所见多是后来的翻刻本，但就是原刻本也有初印后印的分别。由于黄氏后来又作了《日知录刊误》和《续刊误》，通常见到的原刻本都是道光十八年续刊误刻成后的汇印本。

　　2011年嘉德推出了季羡林藏书拍卖专场，其中有一部仅附刊误的《日知录集释》，书品宽大悦目，印刷精良。翻到末尾一看，有张孟坚的题记曰“道光十七年九月二日以大钱二千四百文购得”，则此本肯定是道光十八年汇印前的较早印本。而且保留了当时的书价信息，更为难得。像这样的版本，虽然看似缺一种，也比普通的汇印本更为珍贵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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