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碗内底

　　前段时间笔者收了一只明代成化年间的残破瓷碗（图1、图2），碗上的纹样非常值得探讨一下。从图1看，此碗内底中心位置，画的是一个明清时期常见的“十字杵”纹样。“十字杵”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崇拜的法器，其主要作用是可以降魔驱邪。瓷器上大量使用“十字杵”进行装饰，表明那个时代民众心里对未知世界有强烈的恐惧感，需求通过法器来加强自我保护。（此论可参见笔者写的《驱魔神器“十字杵”》一文，刊载于2018年5月30日《收藏快报》）

图2 碗外壁及底

　　图2是此碗的外壁，主要纹样是缠枝花捧“八吉祥”。“八吉祥”也是藏传佛教信奉的八种宝物，用它们装饰在碗外壁，起到烘托内底“十字杵”的作用。图2中出现的“八吉祥”，右为“莲花”，左为“宝伞”，其余的大都已残缺。但从宝物之间的距离测算，这只碗完整的话，上面“八吉祥”是画齐全的。

　　这件瓷碗纹样的特殊之处是图1“十字杵”的中心，赫然画着一个标准的“十”字，而且“十”字的周围还镶边加以强调，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在“十字杵”中间套一个“十”字，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起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十字架”。有基督教的地方，就有“十字架”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有基督教传播的，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因此，元代社会曾出现过许多“十字架”图案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元代的瓷器纹样中就有“十字架”的身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十字架”成了中国人崇拜的“杂宝”之一。“十字架”与“十字杵”具有相似的功能，也可以用来降魔驱邪。（2018年5月16日《收藏快报》，曾发表笔者另一文章《元青花里的“十字架”》，对此作过分析。）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守漠北，基督教也暂时退出了中国。从洪武到万历约两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基督教传播活动。那么成化年间的瓷器上出现“十”字，与基督教的“十字架”有没有关系呢？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但有证据可证明它们之间有间接关系。

　　明初基督教虽然退出了中国，但元代“十字架”文化的影响却已经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找到线索。此书“起居安乐笺上卷”有一条讲“起造工匠魇镇解法”，其中讲到：

　　“《臞仙》曰：‘凡梓人造房，瓦人覆瓦，石人甃砌，五墨绘饰，都有魇镇咒诅。……如钉床时，以竹钉十字钉之，或画人形纸符于内，使卧床之人疾病不安。……如甃砌门限，阶基之下用荷叶包饭于下，以箸十字安在上，令有呕噎之疾。’……”

　　上述引文中《臞仙》一书，全名是《臞仙神隐书》，作者是自号“臞仙”的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1378-1448）。朱权在书中所记的工匠“魇镇”，是什么意思呢？“魇镇”又称“魇胜”“厌胜”，是中国古代使用某种镇物、图符、咒语等，来制服他人或驱走鬼魅的巫术。这种巫术曾长期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引文中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条：“以竹钉十字钉之”“以箸十字安在上”。这种以“十字”魇镇的方法不知起源于何时？很有可能就是受元朝藏传佛教“十字杵”和基督教“十字架”的影响而产生的。由于朱权生活的年代比成化稍早，成化瓷器纹样受其所记“魇镇”文化的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明代万历年间再次有基督教传入，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在传教的过程中，“十字架”驱魔镇邪的功能也再次被基督教会强调。如《利玛窦中国札记》就记述过这样的故事：上海教会有信徒在领洗之前烧掉所有偶像，于是魔鬼开始报复他，后来神父给了他一个十字架放在家里，从此就不闹鬼了。长期在福建传教的传教士艾儒略对“十字架”的驱魔能力，有过这样一个解说：“圣架者，实天主降生救世之具，为鬼魔所极畏者乎！”可见，传教士对“十字架”驱魔镇邪功能的宣扬，既有传播宗教的需要，也有更好地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在里面。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图1这幅瓷画上的“十字杵”纹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产物，而应该是一种精心的设计。实际上它是藏传佛教“十字杵”、基督教“十字架”与中国传统魇镇思想交融在一起的产物，目的是要制造出一个强强联合的“魇镇”图符。据此性质，我们可以将它起名为《十字魇镇图》。

　　“十字架”与“十字杵”作为宗教圣物，怎样绘制原本是有严格讲究的。在《十字魇镇图》中，“十字架”与“十字杵”之所以可以进行如此的搭配，是因为它们原本的宗教意义已经明显淡化。这种本意淡化引起画法变化的现象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比如，明清瓷器上大量的“十字杵”纹样，画法随意，样式多变，都与工匠已经不再计较它们原本的宗教意义有关。

　　《十字魇镇图》作为一幅中国化的巫术图符作品，上面的“十字杵”和“十字架”已经融入中国传统“魇镇”思维体系，成了中国“魇镇”图符的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