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这面西汉四神规矩纹铜镜，圆形，重479克，直径13.2、厚0.55厘米，为国家二级文物，于1983年通过征集方式入藏新乡市博物馆。

　　这面西汉四神规矩纹铜镜为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孔呈子午线方向配置，钮座外置一周方凹弦纹。主纹饰区为标准的TLV博局纹，方形弦线上对称均衡布置四个T形纹，每个T形纹两侧配有乳钉两枚，四个T形纹外共八枚乳钉。四个T形纹延伸处置四个L纹，每两个L纹中间对称置四个V纹，在T、L、V纹所形成的间隔处以线描工艺刻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羽人、羚羊等奇禽异兽。主纹饰外有一圈栉纹、一圈锯齿纹将主纹饰与外缘纹饰纹饰分开。外缘纹饰为一组线条流畅委婉的画纹带，表现出有形中寓无形，在无形中又千变万化的图案之美。

　　规矩镜是两汉时期铸造量较大、文化内涵深邃、影响深远的一个镜种，在4000多年的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将其命名为规矩镜，西方学者将其命名为TLV镜，之后围绕它的研究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学者们将TLV形的“规矩纹”与秦汉时期所见的六博博局进行比较，确认二者基本相似，建议以“博局纹”铜镜易名之。总体来看，围绕“规矩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T、L、V这三种符号的功用和意义的具体认识上。学者们对于T、L、V的解释有不同的版本，有人或认为规矩纹是由纯地文兽文镜之兽文演变而成，或是由山字纹镜的“山”字、细地纹镜之细文及蟠螭纹等变化而来。但这些版本都未能究其实质，有关证也显得简单，缺乏说服力。直到有学者将T、L、V符号与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相联系，才使得T、L、V符号的意义更具说服力。L、T、V这三种符号中，L、V实际上属于同一种类，只是配备的位置和方式不同。而“T”符号，似乎可以看作“—”和“l”这两种符号的组合体。在一些甲骨文刻辞中，一版如有数条，各条之间常用横线、直线或J字形线条隔开。这些线条在甲骨文中叫作“界划”，是当时刻字时有意识加上去的，主要是为了把各段卜辞隔开。商代以后，这几种用于界划的符号，屡见于西周青铜礼器铭文、春秋盟书、秦汉竹简和帛书以及秦国的量器铭文中。在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以及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和竹简上，“—”和“l”这两种符号更是作为区断文句的符号被广泛使用。

　　由此可见，L、T、V所谓规矩纹符号，是由L、—、l三种更为原始的符号衍化和组合而成。而这几种符号，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被作为“界划”使用，其后继续沿用于青铜铬文、简策、帛书之类古代文书中，其功能大多是用于区段分句，便于行文之需要。由此进而推之，这些符号作用于钵镜图案中，也应具有同样的功效，目的是为了将铜镜背面的纹饰区段布局，以显对称规整。博局之中使用这种符号，其作用在于分区列置，以供行棋，不过是区段布局意义的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