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部分洪宪瓷款识现存部分洪宪瓷款识

　　瓷器生产者根据瓷器需求者的特定要求进行瓷器的设计、制作，即被称为“瓷器定制”。

　　民国时期的权贵瓷器定制，是官、商、艺的相互折衷与妥协，由个人、机构的定制需求为动机，在权力主导下，利用手工艺生产的方式，以及商业流通的法则，瓷器产出后，以权贵阶层的接受为终结。

　　在“权贵瓷器”的制造过程中，“权”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与“贵”所象征的经济财富难分难舍，而“瓷器”则又载寓艺术的真善美，三者兼举合一，权贵定制瓷方得产生。

元代卵白釉印花“枢府”款折腹盏 高4.5cm 口径11.5cm

　　妙品玉成谁主使

　　瓷器定制古已有之，定制主体多为皇室、官府，唐代邢窑“官”字款器物，宋代汝窑、钧窑的“奉华”“聚秀”“重华宫”款识器物等，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定制的“枢府”款瓷器、元文宗时期设立掌管皇家祭祀的太禧宗禋院定制的“太禧”款瓷器、东宫詹事院下辖军事机构左卫率府官府定制的“东卫”款瓷器。明、清两代，皇帝直接下令定制瓷器的史实更不胜枚举。

　　时至民国，中国瓷业整体衰颓，但因挣脱了皇权桎梏，解放了生产力，景德镇瓷业有所发展。在景德镇定制高品质瓷器的个人定制者主要为当时的权贵人士，此外，各类机构、团体也参与其中。

“静远堂制”款黄地轧道开光花鸟萝卜瓶

　　民国时，掌控政治权力，坐拥可观私人资产的人，可称为权贵人士，他们定制的瓷器就是权贵瓷器。袁世凯所定制的洪宪瓷，其知名度和社会关注度最高，也是民国权贵定制瓷器中传世数量较多、品质较精良的一批器物，包括“居仁堂制”“洪宪年制”“洪宪御制”等款识的瓷器。

　　据张伯驹的《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中记载：“袁世凯在用洪宪年号后，即筹备登极大典仪礼……郭葆昌又进言应制洪宪瓷器，以为开国盛典，袁乃任郭为景德镇关监督，专司其事。”郭葆昌奉大典筹备处之令，担任陶务官，负责具体的定制设计和监管行为，他“精于古物鉴别，对瓷器尤有特识”，他藏有大量瓷器，并有自作瓷“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款瓷器，其于瓷器钻研用力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他“得以在 1915 年至1916年为袁世凯烧制了4万多件洪宪御瓷”。这些瓷器， 都是为袁世凯炮制“洪宪”帝制，粉饰“登基大典”，以及作为赠送各国驻京公使的礼品之用。

　　据郭葆昌外孙马常回忆：“民国五年，袁总统洪宪时代，曾设陶务监督署。帝制败，署亦撤焉，随着‘洪宪’帝制的昙花一现，已成了稀世珍品。”洪宪瓷是帝王身份的象征，也见证了袁世凯的破灭，堪为民国瓷器定制的滥觞。袁世凯的后继者，徐世昌、曹锟均曾于景德镇定制瓷器，并聘瓷艺名家参与制作，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和曹锟的“延庆楼”款瓷器均有流传，当今文玩界俗称“总统瓷”。

　　此外，末代皇帝溥仪于天津同泰祥古玩店定制仿古瓷，1934年于伪满洲国举行“登基”仪式后，曾定制“开国纪念瓷”。民国中后期，宋庆龄、汪精卫、蒋介石、陈立夫等当时的军、政界显要也曾以个人身份定制过陶瓷，如宋庆龄和陈立夫曾定制过紫砂陶器，汪精卫定制“双照楼”款瓷器，蒋介石曾定制“蒋”款瓷器。

　　除因个人需求而进行定制之外，国家或地方政府等权力机构也出于各种目的进行瓷器定制。如在民国时期，江西省政府曾为向蒋介石献寿，定制“蒋”款祝寿瓷。政府机构的瓷器定制行为，多由权贵发起，寻觅专业瓷人代为制造，充分体现出定制者的个人需求。

　　民国时期，古玩交易兴盛，各类商业机构为满足权贵对瓷器的需要而进行定制活动。如古玩商主办瓷器展销会，可按买家需要照样定制。又如当时京津地区的古玩商，为迎合权贵群体内的古瓷收藏，将真瓷发至景德镇照样仿制后以假乱真，牟取暴利。这一定制行为即满足权贵的个人需求，又可获取商业利润。古玩店铺一类的商业机构是商业性瓷器定制活动的重要中介。

　　不计工本品自高

　　充足的物质条件和一定的文化修养，是权贵人士定制瓷器的前提，权贵定制瓷器可谓制作工艺最为精良、品质最为优越的。

　　以洪宪瓷为例，据张伯驹回忆，洪宪瓷“胎极薄”“以胎质太薄，烧造时损失甚巨”，其胎质可达清代御窑瓷的水准。

　　民国时曾赴中国考察瓷业的日本瓷学家上田恭辅在《支那陶瓷研究之手引》中记述：“今日市场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若作为参考标本购入，与其购古月轩之物，不如购袁世凯民国四年即帝位制以送外国使臣有‘洪宪年制’款者为宜。”

　　袁世凯死后，洪宪瓷的市场价格猛增，上田恭辅提及：“袁世凯没落的当时，此种古月轩风的绿釉五彩或黄地粉彩精品，高约一尺的花瓶，仅值二三元，近来已增至十倍，而且，若就瓷器的价值而言，二三十元亦甚便宜。”可见时人对权贵定制瓷的认可。

铁骨泥地堆贴金饰开光粉彩开光如意耳瓶 口径11.8cm 足径13.8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定制者的需求决定产品的样貌。民国权贵人士的瓷器定制动机往往涉及政治目的，他们通过行政手段向代理机构或个人下达定制指令，举一地甚至一国之力，保障器物工艺品质的精湛。

　　1946年，蒋介石曾详细询问圣忠学校（江西省陶瓷专科学校）校长汪璠景德镇瓷业和陶校情况，当问及如何制作出符合国礼标准的瓷器，汪答：“只要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就可以登峰造极。”蒋深以为然。

　　此后，蒋下令制造用于外事活动的国礼瓷，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他又提出：“器型和画面要体现中国传统的风格，又要为英国人所能接受，制作要达到御窑的水平。”民国时期权贵定制瓷器样式多变、中西兼容的特征，从中可见一斑。

　　蒋介石指派江西省政府负责组织瓷器专家设计、生产国礼瓷，要求“应参摹宋清时代名瓷作风，以庄严华丽能象征中国悠久文化，表现胜利纪念为原则。制造方式宜采：分制磁胎，集中彩绘为法”，受雄厚财力的支持和行政指令的层层规划，以国礼瓷为代表的权贵定制器物呈现出富丽华贵、雅俗共赏的面貌。

　　用途多样应所需

　　权贵瓷器的功用可分为自用、纪念、馈赠礼宾三类，对应权贵人士的不同定制需求。

　　自用指权贵阶层人士定制瓷器以供自己使用，所定制的瓷器可称之为自定自用瓷。“自用”是多数权贵定制瓷器的普遍目的，能够最为直接地反映瓷器定制者的审美需求和品位。

　　如袁世凯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曹锟的“延庆楼制”款识瓷器（1923年，曹锟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文房用具，这批瓷器不确定是否为“延庆楼制”款识瓷器）以及蒋介石定制的“蒋”款瓷器。上述瓷器既有餐饮用具，又有陈设用器，其中也有一些文房用品，如洗、笔搁、笔筒、印盒等，从中也可洞见民国权贵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修养。

　　从权贵阶层对瓷器艺术的喜好可以体会到他们对艺术的喜爱和支持，徐世昌曾赞助湖社，热衷于资助传统艺术事业。史料中见多处相关记载：“前大总统徐公，以其提倡国粹，奖掖后进，出资相助，以成其美。”北京湖社会员周怀民“商于前大总统徐世昌氏，得其赞许及赞助”，“徐寓居天津后，每年夏天，周总是将一批名家绘制的扇面送到天津，以徐鉴赏。”

　　由此可见，权贵阶层赞助书画家、购藏书画的行为与其定制艺术瓷的喜爱具有相同的性质，反映出了他们本身艺术内涵和对瓷器艺术水准的需求。而最具传统文人气息的器物当属紫砂壶，台北藏家朱家声藏有两把紫砂壶，称其为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陈立夫于1930年在宜兴定制，由民国制壶名匠裴石铭制作，陈立夫本人题款，一把自留把玩，另一把送给秘书。

　　据悉，陈立夫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曾赴宜兴定制过4把紫砂壶带往中国台湾，可见其对紫砂的喜爱，由此反映出民国时期高层官僚的文化品位，及其内心所潜藏的文人情怀。

　　除了直接定制完整器物，权贵人士也会根据自藏的已有器物定制一些配件以补器物残缺，“宋庆龄收藏的瓷器中，还有几件她十分珍视。这就是她结婚时，母亲倪桂珍给她的陪嫁——一套五彩咖啡具。这套咖啡具的有趣之处在于：盘是乾隆年间的；壶和奶罐是光绪年间的；糖罐和杯是九江华昌瓷厂补制的。尽管出自三个不同的年份，整套瓷器仍俨然一体。”

　　宋庆龄定制与原器物功用相匹配的糖罐和杯，势必要求后配器物尽量与原器物的艺术风格保持一致，比如，必须是五彩，必须与原器物的尺寸相类，此事不仅反映出特殊的瓷器定制目的，也折射出权贵阶层瓷器收藏的独特方式。

　　除自用外，于瓷艺颇具造诣的专家学者也会直接设计、烧制自用瓷器，如前文所述为袁世凯烧造洪宪瓷的“中华帝国”陶务监督郭葆昌，曾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为数不多，见有瓶类，均与“居仁堂制”款器类同，署款为红彩篆书“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围框方章，或“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方章讧彩楷书款，可见其对瓷器的喜爱。民国古陶瓷学者叶麟趾先生也曾在自己家中搭窑试制瓷器，其自制自藏“汲古堂”款识瓷器仍有存世。

　　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器物形态以制造符合自身喜好的瓷器，是能够充分满足定制者精神诉求的行为。针对瓷器的使用者和使用方式不同，定制需求亦不尽相同，瓷器的功用也会随之改变，“自定自用”的定制瓷器能够最为直接地反映出瓷器定制者的定制目的和定制需求。

　　纪念瓷器，指个人或团体为纪念（祝贺、宣传、供奉、抗议）某重要人物、团体、事件而进行陶瓷定制，此类瓷器按其定制目的分类，可被称为纪念瓷。

　　在民国时期，因定制需求的差异，定制瓷器表面写有各类短语、诗文、口号、贺词、祷词、吉祥语等。不仅能够从中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民俗和文化风尚，而且体现出定制者的生活状态、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

　　如袁世凯的“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瓷器，溥仪的“康德年制”瓷器，均是民国时代极为特殊的具有“开国瓷”性质的定制瓷器，定制者以此纪念、祝贺、宣传“改朝换代”这一极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是对封建社会官窑定制的一种继承和延续。相类似的是，大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定制瓷器也具有纪念、祝贺就任一国元首的定制目的。

　　还有为纪念重大战争胜利的而定制的纪念瓷，器物上多题有宣传性口号，如为纪念辛亥革命胜利而生产的粉彩“光复大汉”楷款纪念杯，纪念抗战胜利的“挽回利权”楷款瓷器。

　　1946年7月，蒋介石下令，由陶校负责设计一批纪念抗战胜利的瓷器。上海《民国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中央社从牯岭发出的通稿。文中载：“景德镇之旧御窑，将改为国营瓷窑，此乃蒋主席接见圣忠学校（江西省陶瓷专科学校）校长汪时所指示者。主席对景德镇瓷业现况，备极关怀，谓国家欣逢胜利，应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庆典。此次名瓷须仿乾隆时代作品风格。磁质力求细薄，色调务须高雅。蒋主席并面谕汪校长从速与赣省府洽办，积极进行。”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设厅、浮梁县政府及景德镇制瓷业，对此事格外重视，由省政府指定五区专署、陶瓷学校，并聘请瓷业专家若干人成立胜利瓷设计委员会负责设计，这批瓷器也受到国内权贵人士的喜爱，一些高官也以个人名义在景德镇原样定制。

　　兼具纪念与馈赠功能的国礼瓷器

　　个人将瓷器作为礼物馈赠他人或政府机构将瓷器作为国礼赠予权贵、外宾，以这两种目的而定制的瓷器，可被称为礼品或礼宾瓷器。

　　瓷器可作为珍贵礼品进行馈赠，在人际交往中，礼品瓷的赠予可联络双方感情，因礼品需考虑受赠者的个人喜好以及赠予者与受赠者间的关系，因此，定制礼品瓷在民国时期较为常见，如洪宪瓷虽为袁世凯自用，但其中一部分“烧成后分赏简任官吏各一件”，袁世凯在十三女袁经祯3岁生日时赠予她多件“居仁堂制”底款的粉彩瓷碗、瓷盘。

　　权贵瓷器中，大量存在写明赠予行为以及赠予者与受赠者姓名、身份的瓷器，如彩瓷名家潘匋宇所绘的写有上百字题记的瓷板画，题记中有“潘君以艺图见赠”，当是潘匋宇1925年为友人所画，又如一尊1940年赠予蒋介石的粉彩百花锦地开光象耳瓶，器腹两面有圆形开光，内以粉彩绘人物及山水纹饰，一面墨书“共庆宁馨，民国廿九年一月以奉介公专座赐存。浮梁县立陶瓷职业学校校长方大瀛敬献”。另一面墨书“山高月小水悠悠，载酒重来赤壁游，指点前番歌舞处，江水不复旧时秋。林瑞生画于珠山客邸”，底款为“浮梁县陶校制”。这一具有浓厚文人画气息的瓷器纹饰更体现出瓷器赠予者及受赠者的文化品位。

“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橄榄瓶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向领袖献寿敬礼是具国家性质的政治活动。贺寿瓷是重要的具有纪表寿辰目的的定制瓷器，以江西省政府1946年定制的为蒋介石贺寿的瓷器为代表。

　　据档案记载，时任江西省统计长刘南溟等人为此事专门呈文省政府，“献寿瓷器，拟制绘元首五彩金身瓷板像一座，瓷板高约七尺，配制精致框架；并仿乾隆锦地开光‘万寿无疆’款式，精制中西餐具若干套。”由于蒋介石喜欢乾隆时百花锦地装饰风格，故献寿者投其所好。各地政府定制瓷器献寿，是历代皇帝贺寿典礼规程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可见皇权专制思想在当时的残存。

　　而在外交活动中，中国政府将瓷器作为贵重的国礼赠予国外政府首脑，以促进和改善两国邦交。国礼瓷器往往代表国家形象，因此其不仅有较高的品质要求，均需针对不同的外交关系和环境，以及受赠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定制生产。

　　如1915年景德镇瓷塑名家黎勉亭应袁世凯之请赴京，历时半年塑成英王乔治瓷像，神形逼肖，毫发皆似。民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蒋介石在批示定制抗战胜利纪念瓷云：“国家欣逢胜利，应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庆典。”可见胜利瓷是兼具纪念与馈赠双重功能的国礼瓷器，其曾被赠予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内的各国首脑，此类瓷器亦具有礼宾性质。

　　尔后，国民政府定制了多批礼宾瓷，均由景德镇陶瓷专科学校承接，包括赠予前美国驻华特使、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西餐用瓷，英国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二世）等结婚礼品瓷，和以教育部长朱家骅名义赠与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故居的礼品瓷等。

　　1947年11月16日，以宋美龄名义赠予英国伊丽莎白公主的贺寿瓷得到公主本人赞誉：“我非常喜欢它们的图案设计，此外，这些瓷器质量之高，恐怕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来。”

民国“汲古堂制”款粉彩花卉纹瓶

　　无论是个人自我享用的权贵瓷器，还是用于馈赠的礼品瓷，或是在外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礼宾瓷，均是向外界传达个人或集体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的物质媒介。

　　而与自定自用类瓷器不同，以馈赠为目的的定制瓷器，定制者必须将受赠对象的喜好为考虑在定制需要内，从而使馈赠行为发挥最大的社会功能，从而拉近定制方与馈赠方的距离，稳定二者间的人际或邦交关系。礼宾瓷通常也具有纪念瓷的性质，因其所凝结的丰富文化内涵，礼宾瓷往往具有着塑造和完善国家形象，延续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媒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