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整理。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发布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郭店楚简出土后由湖北荆门博物馆组织释读，交裘锡圭先生订正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由马承源、濮茅左、李零等学者释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港台一些网站辑录过某些出土文献。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有《简帛金石资料库》，含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收集的《中山怀王墓文字释文》、《包山二号楚墓》、《睡虎地秦墓竹简》、《两汉镜铭集录》、《中国古代砖文》、《汉代石刻集成》等金石简牍文献，及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共60余种出土文献的全文，还有相关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网站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将已发表的《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十数种出土文献录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在“十五”期间曾策划过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其列举的题目有二：其一，郭店楚简文献研究；其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研究。

　　但是，全面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为时尚早。第一，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件(注: 今人调查到的百余年来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2／3尚未公布原件或释文。)，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第二，即使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其文字的释读也正在争论和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古籍整理界尚需在此一方面加强研究，以为将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汇编和出版奠定基础。

　　三、 域外古汉籍与域外

　 　　古汉籍珍本的复制域外古汉籍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罕见的汉文古籍，包括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出版的汉籍刻本和文人的汉文著述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它们是研究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域外古汉籍数量很多，其中可以算作珍本的估计有3 000余种（件），多为国内不多见的善本、孤本、抄本，文化学术价值极高。

　　域外古汉籍的调查、复制和整理，自上世纪就已受到特别关注。本世纪开始的此类工作主要有三：复制域外古汉籍珍本，出版域外古汉籍珍本，研究域外古汉籍。

　　域外古汉籍珍本的调查、复制、研究已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已展开。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自上世纪起就设计了“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首先对美国、日本等相关图书馆所藏域外古汉籍珍本进行调查，并于“十五”期间实施“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古籍复制工程”，正在从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部分中国宋元版珍籍中挑选国内急需者予以复制，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并为每种古籍撰写前言以系统考辨该书的作者、版本源流，简介其内容与价值，然后出版《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本古籍点校丛书》［3］。

　　除中华书局2007年7月出版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外，西南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正着手组建由30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制定完整的编撰计划和出版计划，并按国别及专题来设置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征集、复制和整理域外古汉籍珍本，准备用3—5年时间复制3 000部以上域外古汉籍珍本，并从中遴选2 000部来编撰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此《文库》将采取线装和新装两种出版形式。该编撰出版工程是国家“十一五”八大重大出版工程之一。

　　南京大学于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17-20日主办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中、日、韩、美等国的80位域外古汉籍研究专家研讨域外古汉籍的价值、整理和研究诸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收录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注: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有关内容。)。

　　四、民间古文献的抢救与整理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世传古文献来说，指古代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民间古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民间谱牒、石刻、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自古迄今，由于民众教育的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造纸、印刷术的发达等，历代都有极为丰富的民间古文献产生、流传、保存。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世传古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今以山东民间古文献为例来看这一问题。

　　山东自古文化昌盛，民间古文献存量尤大，其抢救任务尤重。应启动“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该工程应分如下两步骤进行。

　　1.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程。民间古文献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使学界对山东古文献存量不能全面掌握，对其全貌难以清楚了解。所以应首先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作。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开展民间古文献调查，并利用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做出《山东石刻总目》、《山东谱牒总目》、《山东民间文书总目》、《山东民间应用文籍总目》、《山东民间作品总目》，为抢救山东民间古文献奠定目录基础。

　　2.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山东历代（特别是唐前）石刻以时代早、存量大而闻名国内外，但不少文字正在漫灭、石体正在损毁；山东各县市也有相当藏量的族谱支谱、契约文书、应用文籍，以及戏曲、诗文等民间作品流存。这些都急需抢救、保护，以使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故亦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协作，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作，分县市搜集、复制、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今社会、把握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础材料。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都有损坏、湮灭的危险，大批散存的民间古文献尤其如此。对这批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特别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34。

　　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党中央“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无比正确。依据上述对改革开放后30年来古籍整理成就及不足的分析，建议今后将古籍整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

　　1. 重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2.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的实施步伐。

　　3. 特别重视各地域民间古文献的调查、复制、整理，全面启动各地域“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以抢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4. 继续深入进行出土文献的释读和研究，以为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奠定学术基础。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我们应倾其所能，服务祖国，为全面抢救、保存古文献，为光大民族文化精华，尽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