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湮没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但这对由日本国家造币局制作的承载天皇梦想的纪念章以及由日本战时政府印发的大量国库债券则躺在寂静的角落里，清楚地告诉世人那段已远去的历史，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力铁证。它从战争中走来，引领我们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它警示我们要以史为鉴，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值此“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1周年之际，笔者经多方查阅材料，查证事实之后，写下此文，以供诸方家探讨。

　　“支那事变纪念”大铜章一套两枚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点。

　　同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此开启了对上海等南方省市的侵略，史称“八一三事变”。两次事变被日方统称为“支那事变”。为了对侵华战争参战将士进行褒奖，日本国内“赏勋局”专门制作了参战奖章:支那事变从军记章(图1)。　而笔者发现有盒装一套两枚的“支那事变纪念”大铜章，此套章由日本国家造币局铸造，工艺精良，青铜材质，直径5.4厘米，重90克。第一枚铜章(图2)为陆军版。正面是一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其佩戴的钢盔、军靴、背包、水壶、“三八大盖”长枪、佩刀等装置铸造精细，一名中国士兵头戴斗笠、背挎大刀，倒在日军士兵脚下。背景是华北壮美的山峰与随风摇曳的高粱；铜章背面赫然凸铸“支那事变记念、昭和十二年”字样。正上方是一架俯冲的三菱轰炸机，机翼标有“78”字样与太阳航空标识，正下方是万里长城与华北地图，标有“北平、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六大城市，地图之上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周边由8枚航弹首尾相接组成八边形花边，最下方的弹头上镌有“造币局制”四个小字。

　　第二枚铜章(图3)是海军版。正面刻画了一名手举望远镜在战场观察的日军指挥官，站立的军官挎着军刀，背着钢盔气势逼人。旁边工事里伏卧着三名陆战队士兵。背景是一片正在燃烧的街道房舍；铜章背面为三架呈品字形排列的双发重型轰炸机，中间在航空炸弹形状上写有“支那事变记念、昭和十二年”字样。航弹底端亦有“造币局制”四个字。背景图案是华中华东地图，可见长城、河流及东部海岸线，其中，北平、济南、青岛、上海、南京等地名依稀可辨，而中西部的一个地名竟标注为长安，实际应该是西安，这恐怕是日版地图的刻意为之。

　　从盒盖内部篆刻的文字(图4)可知，此套大铜章铸于天皇纪元2598年，即公元1938年，是日本国内为庆祝皇国纪元节而举行的第七届奉祝大会上呈献的纪念品。两枚铜章的规格重量相同，都是青铜质地，正面人物均采用高浮雕技术，工艺精湛，虽然历经80年的沧桑，但是人物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如果仅从艺术欣赏和工艺水准上看，确实是一套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由造币局铸造出来在第七届纪元节奉祝大会上送展，然后面向日本国内民间社团和普通国民发售的大铜章纪念套装，以此弘扬军国主义的赫赫战功并向民众敛财。据中国官方报道，此种侵华大铜章全国只见有陆军版一种，且真品只有两枚，分别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已被定为国家一级历史文物。

　　国库债券大量印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大本营在侵华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另一派是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七七事变”后，石原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主张逐步占领支那，与主战派形成尖锐矛盾。

　　毛泽东在看到“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后曾说“让他们都看看。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到洛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和我党的任务，同时解决扩大红军，筹集粮草的问题。据说中共对石原的“持久战”思想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还编著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筹集巨额战争军费，日本战时政府在国内一直以支那战争的名义大量印发国库债券，在各地邮局发售，这是一张于1941年发售的10圆面额的割引债券(图5)，当时还有特别债券和军用的赐金债券等等，这都是日本战时政府在“支那事变”后搜刮百姓血汗以扩大战争最确凿的“自供状”。

　　最后，再来看看1938年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五角券上的图案(图6)，卢沟桥下的涛涛河水仿佛历史的洪流一般滚滚向前，殷鉴不远岂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