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计划写磁州窑已经很久。磁州窑作为著名的民窑,对中外陶瓷历史的影响之大,与中国北方民间生活及民间艺术文化联系之密切,是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的,不写磁州窑不足以彻底讲清楚中国陶瓷文化。为什么一直没写?因为怕写不好。长期以来,磁州窑虽蓬勃发展、生机勃勃、老百姓喜闻乐见,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北方民窑,其产品不被贵族、士大夫阶层重视,不被历朝历代收藏界青睐,甚至很少被文献所提及。即使被提及,也是带着有色眼镜,贬多褒少、极不公允。所以写磁州窑没有很好的铺垫是很突兀的、很难讲清楚的。在写完高大上的越窑、邢窑、汝窑、钧窑、定窑、官窑、哥窑、龙泉窑、建窑等历史名窑之后,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我就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磁州窑,给大家作一个交代。
磁州窑的称谓是如何形成的?
“磁州窑”这一称谓,是一个在现代才确定的名称。在中国陶瓷的历史长河中,磁州窑作为民窑,一直根植于民间,大量烧造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所必需的各类用品,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为皇家贵族、士大夫阶层所青睐,连名称都没有。元代、宋代及之前的文献记载对它只字不提,明朝开始有所提及,但内容要么寥寥几字含糊不清,要么贬多褒少极不公允,甚至没有给这类窑口、窑器取一个正式的名称,进行过传统的归类。
明初 曹昭撰《格古要论》卷下“古磁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曹昭在明初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成书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磁器”条说:“古磁器 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磁州窑器的文献。曹昭讲到,磁州窑好的产品和定窑相似,也有划花和刻花,无装饰的窑器要比定窑价贱,新品都很差,不值一说。曹昭的记载,应该能代表明朝初期收藏界对磁州窑的一般看法。
明初 曹昭撰 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磁器”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书籍为明代刊印本
有意思的是,在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70多年之后,江西吉水人王佐在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9年)对《格古要论》进行增订,把“古磁器”条修改为“古磁器 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即“古磁器 河南彰德府磁州造,品质好的和定窑相似但无泪痕,也有划花和刻花的,无装饰的素胎窑器要比定窑价贵,新品都很差,不值一说”。关于素胎器价值的说法与曹昭正好相反。为什么如此?只有一个原因,磁州窑器在当时并不为文人士大夫及收藏界人士所待见,曹昭只是凭简单印象随意做了个记载。经过70多年的发展,王佐在修订前辈记载时,发现前辈有明显错误之处,才作了必要的纠正,如此而已。在他们的记载中,还没有出现“磁州窑”的称谓。
明代 汤显祖《邯郸记》第三折《入梦》 刊于《新编绣像》明万历刻本
明朝记载磁州窑的文献很少,偶见一些文学作品提到过磁州烧瓷。譬如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在他的戏曲《邯郸记》中偶然提到过磁州烧制的瓷枕。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江西临川人,明万历十一年进士,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精通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代表作戏曲《牡丹亭》。《邯郸记》是汤显祖根据唐代小说家、史学家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改变而成,他把原小说中主人翁“吕翁”改成了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把原小说中的“青瓷瓷枕”改成“磁州烧出莹无瑕”。《邯郸记》又名《邯郸梦》《黄粱梦》等。《邯郸记》第三折《入梦》中这样描写吕洞宾送给卢生的那只可以做梦的神奇瓷枕:“这枕呵,不是藤穿刺绣锦编牙,又没甚玉砌香雕体势佳。呀!原来是磁州烧出莹无瑕,却怎生两头漏出通明罅,莫不是睡起【目梦】瞪眼挫花?”由此可见,在汤显祖生活的时期,磁州地区烧制的瓷枕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广为人知,要不然不会被剧作家作为核心道具写入戏曲之中。
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中说磁器大多是磁州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禁书》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出现“磁州窑”三个字的文献,是明代晚期博物学家、诗人、朝廷官员谢肇淛编撰的《五杂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中写道“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俞糜之类也”,意思是如今的俗语中,喜欢把窑器叫做磁器,大多是因为河南磁州窑产量最多,慢慢就这样相沿成习了,就像把白银叫做朱提、把墨叫做俞糜一样。我在上篇《建窑》中说过,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为人正直,他的记载有很高的可信度。尽管说法可信,但《五杂俎》是一本笔记式的杂文集,无法作为“磁州窑”概念形成的权威文献。很有意思的是,谢肇淛还大胆批驳宋代以程颐程颢朱熹等代表的、赫赫有名的儒家理学,公开反对因果报应思想,其思想被现代人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也正是因为如此,《五杂俎》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
明 张萱《疑耀》卷七“磁器”讲“凡瓷器都称磁器,错了” 收录于《四库全书》
与谢肇淛同时期的明代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张萱(约公元1553~1636年,一作公元1557~1641年),在其笔记式杂文集《疑耀》卷七“磁器”条中写道:《宣和格古论》讲,“古人称磁器皆曰某窑器某窑器,不称‘磁’也。惟河南彰徳府磁州窑器乃称‘磁’耳。今不问何窑所制,而凡瓦器俱称‘磁’,误矣。”张萱这段指误的文字描写已经清楚说明,此时民间老百姓事实上已经把所看到的所有瓷器都一概叫为“磁器”了。
清 蓝浦原著 郑廷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七 古窑考 附录各郡县窑考中讲到“磁州窑”
由晚清景德镇人蓝浦原著、后由其弟子郑廷桂增补,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出版的《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的附录“各郡县窑考”中提到“磁州窑”: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器,在宋代因著,今人讹以陶窑器品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蓝浦竟然把磁州窑记载为“用磁石为原料”的瓷器,明显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民国 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一中讲到“磁窑”并有贬损言辞
另外,北京大学教授许之衡在他1920年代出版的《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这样描述磁州窑及其瓷器:“磁窑,出磁州(昔属河南,今属直隶),宋时所建。磁石引针之磁石卽产是州,取石炼陶,磁釉之名乃专指此,今人辄误以磁舆瓷混用矣,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者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者无异。”不但没有说出“磁州窑”三个字,还将对磁州窑的不屑一顾之意,溢于言表,跃然纸上。许之衡是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去世,其书《饮流斋说瓷》是1920年代才出版的。一个民国时期人士,在民国时期写的一本考究不是很严谨的陶瓷书籍《饮流斋说瓷》,不知何故收藏界不少人非要把它说成是清代书籍?从以上零星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磁州窑瓷器在民间似乎家喻户晓,以至于老百姓普遍误以为天下所有瓷器都是磁州窑生产的,都应该叫磁器,磁器似乎成了天下瓷器的代名词。可见,磁州窑有着十分广泛的民间基础!同时,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收藏家领域、文人士大夫及以上阶层,对磁州窑既不重视、也不推崇,文字记载寥寥无几,即使有些零星记载也是贬多褒少,不加考究、相互抄袭,甚至在历史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窑口归纳和命名,磁州窑的真实历史就这样被埋没。
宋代 磁州窑黑剔花折枝牡丹纹梅瓶 高30.5、腹径18.8cm 东京イセ文化财团(基金)藏
情况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初的直隶钜鹿县。话说公元1918年,中国北方大旱,直隶钜鹿县钜鹿镇的水源已经枯竭,田地干裂,人无水饮。于是,镇子里的人纷纷组织起来掘地打井以自救。当人们向地下挖掘时,挖出许多宋代瓷器、铁器和其他古物,一座埋藏于地下的宋代古城就这样被世人发现。钜鹿,现称巨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南部、邢台市中部、磁州窑所在地邯郸东北方向的古黄河、漳河冲积平原上,海拔约65米,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末大起义中,著名的钜鹿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项羽率起义军与秦将章邯、王离在此决战并大获全胜,导致秦朝从此名存实亡。西汉王莽与刘秀之争、东汉黄巾起义也都发生在这里。
秦末钜鹿之战示意图 项羽、章邯、王离的进军方向
那么,巨鹿的地下怎么会埋藏着一座宋代城市呢?原来,在北宋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秋天,黄河决堤,巨鹿全境被淹,一座繁华的北宋城市瞬间被淹没在十几米深的水底,成为中国的“庞贝古城”。元代脱脱编撰的《宋史》卷六十一、志第十四中记载了这次黄河决堤淹没巨鹿事件。
《宋史》卷六十一、志第十四记载:“大观二年秋,黄河决,陷没邢州钜鹿县” 载于《四库全书》
这次灾难,不完全是天灾,还有人祸。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石公弼”中提到水官赵霆因大意而导致黄河决堤淹了巨鹿。赵霆原为杭州知府,因在对抗方腊起义中处置不力并临阵脱逃而受到追责,但赵霆因“会来事”而受到的处罚较轻,很快就转任朝廷水官。在这次黄河决堤事故中,赵霆玩忽职守,防范不力,还夸大其词乱打保票,对巨鹿被水淹应该负有直接责任。刚直不阿的石公弼在做御史时,发现赵霆有罪应当处死,而赵霆因为跑关系上下活动,竟然只受到降一职的较轻处罚,还在做太仆少卿!石公弼当即提出弹劾,致使朝廷重新进行处罚,赵霆因此被罢免了所有官职!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石公弼”中提到水官赵霆因疏忽大意导致黄河决堤淹巨鹿 载于《四库全书》
赵霆信誓旦旦对北宋朝廷说黄河不会决堤,北宋朝廷和巨鹿镇百姓因此对洪水完全没有进行防范。洪水突然来临致使巨鹿镇瞬间被全部淹没,这和意大利庞贝古城在火山突然爆发时被滚烫的火山灰瞬间掩埋如出一辙。这就是1918年发现的巨鹿宋城依然保持着810年前(公元1108年)被洪水、泥沙掩埋时样子的原因。
《钜鹿宋器丛录》张厚璜、李详耆著 1923版
1918年前后的中国,正处在列强侵扰、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盗挖盗采古迹成风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期,国外众多机构在中国民间开展寻宝盗宝,中国民间收藏热也随之兴起。“巨鹿发现地下宋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寻宝、收藏界炸响。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大批农民和市民蜂拥而至进行盗挖,各地的古董商也云集巨鹿,大量购买挖掘的器物,运到京城和其他大城市,并销往欧美等地,获取巨额利润。
《钜鹿宋器丛录·第一编:瓷器题字》(民国天津博物院石印本·线装一册)局部
趁着当局无暇顾及,获利后的古董商纷纷组织人力物力对巨鹿镇这一遗址重新进行大规模的盗掘,不多久这里就已经一片狼藉,巨鹿的宋城文物遭受空前的浩劫。直到1920年,天津博物院才组织力量对巨鹿宋城遗址及文物进行较详细和全面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况载入《钜鹿宋器丛录》一书。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院也对巨鹿遗址进行发掘,又出土大量的宋代瓷器。
北宋 磁州窑珍珠地刻划花梅瓶 东京多摩中央信用金库藏
就在巨鹿出土的宋代瓷器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都是什么瓷器?来自哪里?于是,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瓷器归类的研究和窑址的寻找。英国人霍普逊(R.L.Hobson)首先提出,巨鹿宋瓷中那些在白色透明釉之下上了化妆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磁器”,为避免古代文献“磁”、“瓷”不分问题,他在论文中对于这一类的瓷器,首先使用了“磁州窑型(Tz-ChouTypewares)这一名称,以区别于“瓷器”统称,第一次在综合瓷器风格、特征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磁州窑”的概念。“磁州窑型”不是专指某一组窑场,而是一个窑系。霍普逊的判断和归类使得一些世界古董商和研究者闻风而动。
宋代 磁州窑黑剔花龙(摩羯)纹梅瓶 高40.5、口径6.2、腹径21.6、底径10.9cm 日本兵库·白鹤美术馆藏
随着寻宝挖掘热不断发酵,一些已淹没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农民相继发现,国外学者、古董商随之进驻进行盗掘和研究。1933年瑞典人司瓦洛(R·w·Swalow)盗掘焦作窑,也就是修武当阳峪窑。1934年英国人卡尔贝克(ovrar·Kairbeck)再次对其当阳峪窑进行调查和盗挖,并发现东艾口窑址。随后,英国人麦德丽(M·Medley),瑞典人司瓦洛,日本人小森忍、奥田诚一、小山富士夫等人纷纷加入磁州窑器窑址的挖掘与探索。这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如叶麟趾、陈万里等,也开始结合文献对窑址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
北宋 磁州窑壶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我国著名陶瓷学家叶麟趾先生(陶瓷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的父亲)在调查全国众多窑址之后,于1934年出版了《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明确指出河北省磁县彭城镇就是古代磁州窑窑址。他总结出磁州窑的颜色釉和装饰技法主要特征为白地黑花、飞白(黑地白花)、剔花(利用白土而为雕刻)、划花、印花、三彩、红绿彩等,还指出上化妆土是磁州窑的一基本特征。同时,叶麟趾先生还指出博山窑、萧窑(白土窑)、吉州窑等窑口具有“类似磁州”特点,为总结“磁州窑系”打下基础。
北宋 磁州窑瓶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1950年起,北京故宫博物院组织力量对文献记载的一些窑址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多达29处不为文献记载的新窑址,这些窑址大多是历史上的民窑,而其中的大多数,就是磁州窑系的窑场。在调查过程中,陈万里先生发现了观台窑和冶子窑,并重新调查了彭城镇窑址,至此,磁州窑瓷枕的主要烧造地被发现。
北宋 磁州窑罐 腹径24cm 日本静冈·MOA美术馆藏
以上研究还只停留在对窑址的发现和调查上。真正的发掘与深入研究是从1958年开始的。当年为配合河北省邯郸地区观台镇兴修引漳灌概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从此,我国考古工作者既对漳河流域狭义的磁州窑窑址进行的发掘和研究,也开始在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对广义的磁州窑型即磁州窑系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包括汤阴鹤壁集窑、淄博窑、灵武窑、扒村窑、修武县当阳峪窑、登封曲河窑、密县西关窑、鲁山段店窑、介休窑等。同时,在发掘一些北方其他窑址时也都发现了磁州窑的重要资料,如在发掘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河北曲阳定窑遗址、河南禹县钧窑遗址和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中都发现磁州窑型瓷器。
北宋 磁州窑双系洗口瓶 日本静冈●滨松市美术馆藏
在窑址深入调查研究方面,1960年到1961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先生又对观台、冶子、东艾口三个窑址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为对观台窑址进行详细的分期,弄清各期的基本器形、装饰品种和烧制技术,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观台窑址再一次进行发掘,对磁县境内的一系列古代窑址进行调查,包括观兵台、申家庄、南莲花、白土窑、荣华寨、青碗河和青碗窑等窑址。这些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业界对磁州窑系的认识,并对“磁州窑型瓷器”的种类、产地及各产地间的相互影响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金代 磁州窑绿釉白剔花缠枝牡丹纹喇叭口长颈大瓶 高54.5、口径17.8、腹径24.3、底径16.2cm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国外学者始终对磁州窑有着浓厚的兴趣,除前面提到的霍普逊、卡尔贝克、麦德丽、司瓦洛、小森忍、奥田诚一、小山富士夫等人外,还有尤莫伐播靳斯、魏利阿姆斯夫人、上田恭辅、中尾万三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长谷部乐尔、美籍日本人蓑丰等,对磁州窑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假设及其论证,并写有多部论著。其中,较早的小森忍在中国陶瓷编年史中将磁州窑划为邢窑的一个支派;魏利阿姆斯夫人则从制瓷技法及艺术方面将磁州窑归纳十四个方面的特点;长谷部乐尔氏写出第一部磁州窑研究专著《宋代的磁州窑》和《磁州窑》,较系统地综述过去的研究成果,对磁州窑的形成、发展以及各种技法作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对磁州窑的各种装饰技法进行分类并做了编年;上田恭辅纠正之前日本人普遍认为铁锈花来源于朝鲜的错误,明确指出彭城就是磁州窑的故乡;蓑丰则将磁州窑装饰技法划分为19类。这些学者的观点和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走在了磁州窑研究的前沿,推动着磁州窑的研究。1981年,日美英加等四国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举行“磁州窑国际讨论会”,并将四国收藏的磁州窑精品在美国各地举办专题性巡回展,同时出版磁州窑图录和《国际磁州窑讨论会论文集》,在国际上掀起了磁州窑研究的高潮。
北宋 磁州窑瓶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至此,“磁州窑”这一名称终于获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承认,历史性地正式屹立于世人面前,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找回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1985年,中国由邯郸市陶瓷公司牵头,成立“磁州窑研究会”,先后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磁州窑”新的名称正式载入史册,纠正了过去对我国北方民窑体系评价不公允、记载缺失、提法零散、描述混乱甚至错误的局面,给出了一个科学、符合实际的命名,对深入研究和阐述中国陶瓷文化,以及民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作为一个在民间形成、“野蛮”生长、鲜有文献记载的民间窑群,想探究其起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磁州窑窑场大多处于北方中原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就是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其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特征。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从该地区远古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寻找磁州窑的渊源。
邯郸地图 磁山文化发掘区与磁州窑主要窑址,相距仅20公里
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三)——谁是最早的陶器?》中提到,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期影响最广的文化,而仰韶文化的祖先,是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1972年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邯郸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东南部、与峰峰矿区的交界处,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约6000余种,被确认为是东方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世界上粮食粟、家鸡和中原核桃最早发现地,也是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发源地。根据出土文物分析,磁山文化距今8000年左右,早于仰韶文化约1000年。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椭圆口盂、鼎、爵、鸟头形支座、三足钵、侈口式直口深腹罐等,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原料以夹砂红褐陶、灰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烧成温度较低,且均系用手工制作。由于原料中掺入一定的砂质原料,质地较坚硬,因而磁山陶器具有很好的实用性,便于日常使用。
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
磁山陶器虽未施釉,大部分素面,主要纹样有浅细绳纹、蓖纹、编织纹附加堆纹、乳钉纹,剔划纹和少数指甲纹,纹样流畅优美。这都是先民们用灵巧的双手及简单的工器具完成的,显示磁州先民高超的造型技巧和艺术审美观。
磁山文化红陶深腹双系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磁山地区先民创造的技术与文化,一定会被后世所继承。上述磁山陶器中所创造的装饰技法,如蓖纹、附加堆纹、剔划纹等,在如今发现的仰韶陶器、殷商陶器、磁州窑瓷器中都有体现。
商代刻纹白陶器 多为安阳殷墟出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殷商时期,殷王朝自盘庚迁都于安阳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商朝灭亡。在安阳殷墟定都期间烧造的陶器有白陶、灰陶、红陶、黑陶、印纹硬陶等,其中灰陶是彩陶与黑陶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产量最大,而白陶的原料是一种氧化铁含量很低的粘土,烧成温度在1000℃左右,胎质洁白细腻,形体规整,造型、纹饰均模仿同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少,多出土于贵族墓葬,应属贵族使用的尊贵品。磁州与安阳毗邻,属于殷商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在陶的发展与制造过程里,磁州窑所在地区应参与其中。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1974年在邯郸磁县下七垣村南曾发现殷商陶窑和大量印纹硬陶器,在峰峰矿区彭城镇富田村的豆腐沟一带,也发现商代硬质灰陶鼎。在历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陆续在邯郸地区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均具有鲜明的磁山文化风格遗留。这些考古发现可以说明,从磁山文化起到殷商止长达5000年历史长河中,远古磁州地区陶器的品种和工艺、造型、装饰特征,均显示磁州地区陶器的持续发展。同时表明,后世磁州窑的发育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也是有坚实社会、文化、技术基础的。
北齐 青釉直壁碗 磁县孟庄村北齐元良墓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根据文物部门调查,磁县境内有北朝时期古墓葬134座,在部分已挖掘的墓葬如齐外兵参军元始宗墓、北齐元良墓中都发现了青瓷器陪葬品。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对北齐元良墓进行发掘,出土文物中有青瓷大盘、碗、高足盘、罐、虎子等8件青瓷器。这说明,在北齐时期(公元550—577年)河北省磁县这个地区已经有青瓷器。结合陈万里、冯先铭在1959年6月对磁县瓷窑窑址调查时,发现位于北贾壁村的贾壁窑就是一座北朝时期的青瓷窑。由此判断,磁县北朝墓葬中的青瓷器,主要应为磁县当地生产,同时可判断,在北朝(公元386—581年)时期,磁州地区已经在烧制青瓷瓷器。
北齐 青釉碗 磁县贾壁窑遗址出土 邯郸市博物馆藏
那么,现在意义上磁州窑瓷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烧制的呢?这也是广大文物工作者一直在探寻的问题。
磁州窑观台窑址和彭城窑址及其主要窑场位置图
由于观台镇窑址显得古老且未被严重破坏、保存相对较好,业界比较认同通过观台窑可以窥见磁州窑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历程,所以这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主要集中探寻的窑址。观台,相传曹操在此建台检阅军队而得名,此前名叫“六河沟”。观台地处河北磁县漳河流域出山口的冲击扇平原顶部,春秋时期公元前422年,西门豹曾在此开渠引漳河水灌溉。此处河道长期稳定,资源丰富,有陶土和浅煤,十分适合于陶瓷业的发展。考古探明,以观台窑址为中心,周围集中分布包括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青碗窑、青碗河、南莲花、荣华寨、白土、北贾壁等一系列窑场。其中北贾壁窑属于北朝时期创烧的青瓷窑,有不少专家认为不应归于磁州窑系列。
观台窑址地貌全景
为配合当地建设,研究磁州窑的发展历史,考古工作者多次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一次比一次深入。尤其是1987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窑址进行的发掘,比较明确地搞清了窑址遗物分期,建立起了磁州窑的发展序列,确认观台窑创烧于五代后段到北宋初年(公元960年左右),停烧于元代末年。
观台窑址发掘——连窑,2至6号,燃煤窑
1987年由秦大树、马忠理等学者专家领导的这次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出土器物类型的演变和烧制工艺、釉色、胎质、装饰技法的变化,结合同层出土的纪年器物和钱币等纪年材料,将观台窑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期: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败期。下面我以这次考古发掘报告为主要蓝本,综合其他文章和历史资料,分四个时期介绍观台窑的发展历程,来梳理磁州窑的发展脉络。
观台窑址发掘——石碾槽
观台窑初创期从五代末到北宋的中后期,是观台窑的初创期。在初创期,观台窑主要着力于模仿先于它烧造的其他各窑如邢窑、定窑、巩县窑、鲁山窑、耀州窑的工艺技术,生产老百姓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碗、盘、罐、瓶、水注、香炉、盒、枕、唾盂、盏托以及各种小型玩具或明器。
观台窑初创期(1987年观台窑遗址出土,后面省略)碗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初创期观台窑所用的原料主要是附近煤系地层中的高岭石质泥岩——大青土,品质不高,胎多呈灰或灰褐色,无法与当时邢窑和定窑的白度很高的瓷器相比。出土遗存显示,这时期观台窑完全是一个面向平民百姓的民窑,似乎不需要下大力气生产对原料进行白瓷般的精细化处理。为弥补胎土的不精细,观台窑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北方窑场普遍采用的化妆土,这也是观台窑乃至磁州窑今后产生各种标志性装饰风格与技法的基础和条件。
观台窑初创期 香炉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在装饰方面,初期的观台窑模仿邢窑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印花装饰并有所发展,模仿定窑的划花和刻莲瓣装饰并有所创造,白釉酱彩、白釉绿彩、棕黄釉瓷器均模仿自当时已经流行的巩县窑、鲁山窑、耀州窑的工艺技术。另外,观台窑还吸收金银器上的鱼子纹地彭花装饰、金花银器的装饰手法,创造出珍珠地划花和剔花装饰。这说明初期的观台窑不仅模仿能力强,创新能力也比较强。
观台窑初创期 珍珠地划纹元宝型枕 长22.4、宽10、高9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产品的特点是器形较少,器物个体都比较小,部分器物器形明显仿自金银器,如花口或较深的瓜瓣形腹等,釉色主要以白釉、黑釉为主,有少量的棕黄釉瓷和铁红釉,釉色都晶莹光亮。正烧的白釉大多略泛黄绿色,在器物的转折处等釉层较厚处闪青绿色,这是由于在还原气氛中,釉厚处含铁量稍多造成的。
观台窑初创期 白釉绿斑杯形托和棕黄釉杯形托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绝大部分器物有细碎开片。黑釉一般都漆黑光亮,釉面有极细小的棕眼。器壁较厚,胎色一般较深,呈灰、灰褐或灰黑色。因此,当划花、剔花装饰使胎色呈现出来时,对比很强烈,更映衬得釉色晶莹光润。胎质一般较细腻,烧结较坚致,但胎体上常有肉眼可见的小气孔,在断碎处有时可见胎体呈层状。
观台窑初创期 白釉绿斑扁腹罐 口径12.5、足径8.2、腹径14.4、高8.1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的装烧方法主要以裸烧为主,极少量的精致器物使用匣钵单烧和对口套烧方式。烧制碗、盘等大宗常用器物主要用裸烧方法,用两头略细的窑柱或其他较细长的垫器与三足垫饼配合使用,这种方法叠烧的器物在内底都有三枚横向的支钉痕。在部分器物外壁有黄绿色的斑痕,这是草木灰落在釉层上与釉反应的痕迹,结合胎釉的呈色和匣钵情况,表明观台窑初创期以木柴为燃料,此地丰富的浅层煤并没有用于瓷器的烧制。
观台窑初创期 酱黑釉小香炉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总体看,观台窑在初创时期的工艺水平不算高,有一些创新但更多的是模仿,在北方地区的诸窑场中属于中等水平,尚未形成影响较大的独特风格。
观台窑初创期 瓶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为什么观台窑在此阶段创烧瓷器?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此时期邢窑已经衰落,定窑已经进入鼎盛期。因定窑更多走高端路线,使北方地区特别是邯郸到邢台一带民间需求增加。此时期定窑已主要采用匣钵装烧法,而观台窑模仿定窑却以裸烧法为主,说明观台窑是为满足民间百姓低端需求而去的。二是此时期战乱趋于平静,老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北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需求出现增加理所当然。三是邢窑衰落导致陶工带着技术南下是有可能的,这也是观台窑初期与邢窑比较相似的原因,以至于国外部分学者如日本的小森忍和常石英明,片面将磁州窑的前期划分为邢窑的一个支系,认为磁州窑应该由邢窑支系发育而来。四是从五代到宋初这段时期,朝廷因战争和铸币需要,在民间推行禁铜政策,铜器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使社会上对铜质器皿的需求转向陶瓷,导致瓷器需求骤增。这可能就是观台窑初期的器物器形小,外形像铜器、金银器的主要原因。这段时期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窑场数量迅速增加,陶瓷业快速发展,陶瓷工艺技术日趋成熟,也正是基于这个社会氛围。
观台窑发展期根据地层发掘所得器物、瓷片分析,从北宋中后期到金代前期,是观台窑的发展阶段。这时期的特点是:瓷器胎质大大提升,达到磁州窑最好的阶段,胎色变浅,呈灰白、灰褐或浅褐色,火候较高,细腻坚致,肉眼一般不见气孔;开始出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器物,制作工整、造型柔和优美,其中出现花口长颈瓶、矮梅瓶、筒形罐、深腹钵等磁州窑特有的器形;仿造建窑盏、仿造定窑器增多,尤其仿定器出现精细的精白瓷;名传遐迩的磁州窑瓷枕这时期的数量和种类都大量增加。
观台窑发展期 白釉划曲带波涛纹深腹钵 口径14.4、足径7.4、腹径18.2、高16.4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观台窑发展期 白釉珍珠地划三栏十字大叶纹叶形枕 长30.2、宽27.5、后高17.5、前高7.5cm 私人收藏
这一时期器物釉色仍以白釉、黑釉为主,开始出现低温绿釉和黄绿琉璃器,初期的棕黄釉瓷器在这一阶段消失。白釉呈直白或粉白色,多数产品带有长条状或大块开片,也有一些有极细碎的米仔开片,十分光润。
观台窑发展期 白釉梅瓶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黑釉大多颜色不纯,一件器物上往往是黑色和酱色间杂,在口、底部釉厚处,呈黑色,釉薄处呈酱色,在黑色与酱色相交处常有兔毫状结晶,少量器物上也有油滴状结晶。
观台窑发展期 黑釉玳瑁斑双系罐 口径16.8、足径12.5、高24.4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当时盛行在黑釉上洒斑花彩料的黑釉酱彩装饰,与吉州窑风格相似。这一阶段是黑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不少黑釉器胎壁很薄,制作工整,很象黑定或紫定器。这期地层还出土不少仿建窑的黑釉茶盏,有兔毫盏也有油滴盏。此时期正好处于斗茶在北宋十分流行时期,相关情形我已经在《因斗茶而兴的宋代名窑——建窑》一文中详细讲述。作为最活跃的民间瓷窑,磁州窑自然不会放过“蹭热度、赶时髦、赚利益”的机会。
观台窑发展期 黑釉兔毫盏(仿建盏) 口径13.6、足径4.4、高5.4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观台窑在努力烧制仿定窑的精白瓷,数量多,制作精致,胎壁很薄,修坯又非常工整,器形显得纤细而挺拔。按说,观台窑附近及磁州一带的原料并不适合生产定窑那种不施化妆土的精品瓷器,但窑工们对瓷土进行特别的漂洗加工,使仿定器的胎色比一般的白化妆瓷要洁白,胎质更细腻,又使用了一种略乳浊釉,使得透明度低于普通白瓷外层的透明釉,已达到不施化妆土的目的。但仔细观察,在器物釉层较厚处可以看到大量悬浮于釉中的微细气泡,这是用乳浊釉代替化妆土来掩盖胎土不精细的直接证据。
观台窑发展期 白釉仿定窑小盒 口径10.8、腹径12.4、底径10、高10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与定窑相比,观台窑仿定器釉色略泛青灰色,略带影青色调,白度明显不如同期定窑产品。但这种略泛青灰色调,配以薄俏的器形,别具韵味,更显雅洁典丽。这类产品过去一向不为人们所了解,是这次发掘的一项新发现。在人们的印象中,磁州窑的产品都是粗瓷大碗大路货,这种细瓷如果不是在窑址地层被发掘出来,一定会被归于定窑产品。
观台窑发展期 白釉仿定窑折腹花口盘和敞口高足碗 左盘口径13.2、右碗口径19.2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根据发掘所得器物分析,此时期观台窑虽然有不少创新技法和创烧产品,但主产品还停留在仿烧其他窑口产品、其精品也主要集中在仿烧品上。由此可以判断,磁州窑在这个阶段还处在以仿烧为主,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根据历次考古调查发掘,此时期的漳河流域,沿河慢慢形成以观台窑为中心,向周围的冶子、东艾口、观兵台等地点扩散,陆续建成了一系列窑场,使窑业在整个区域内得到发展。磁州窑的范围和影响正在扩大。
观台窑发展期 窑具:匣钵和支钉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在装烧工艺方面,从本期开始,从三足垫饼裸烧和三角形支钉、匣钵装烧并行,逐渐过渡到全部采用匣钵装烧,有漏斗形匣钵一器一钵单烧法和支圈覆烧法两种。使用细小的三角形支钉间隔,在器物内底都留有三至五枚细小的纵向支钉痕。匣钵的普遍使用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美观程度。支圈覆烧工艺使薄胎瓷器避免变形,既能提高成品率,又能提高单窑产量,降低了能耗和成本,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支圈覆烧法与煤的使用、大量烧制薄胎仿定器等生产行为是互为因果的。
观台窑址发掘——3号燃煤窑
结合地层一些器物外壁呈焦褐色并粘有粉尘和火刺痕迹,可以分析,这个阶段开始使用煤做燃料,并从煤、柴并用逐步过渡到后段完全以煤为燃料。此时用煤还有一个直接佐证,就是在观台窑址东北方向不远,发现有一个同时期的煤矿遗址。用煤代替木材,既解决因北方地区木材短缺对瓷窑发展的制约问题,又能使窑温升高、窑炉扩大,提高产品烧成质量的同时,可以极大提升产能。
观台窑发展期 白地划曲带大叶篦纹筒形罐。口径15.4、底径11.1、高13.7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在装饰技法方面,观台窑这一阶段显示出重大的发展和变化,早期流行的白釉绿彩和珍珠地划花在本期逐渐减少并消失,白釉酱彩和剔花先后成为这阶段流行的装饰技法,新出现了白釉蓖地划花、黑剔花、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和半浮雕式的模印花,黑釉凸线纹、黑釉酱彩、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等。这些技法将逐渐成为磁州窑装饰典型的独特风格。
观台窑发展期 绿釉绘划花折枝牡丹纹大口瓶。口径10、底径9.1、腹径19.7、高25.6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特别是反差更为强烈的黑剔花装饰,配合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花型较大的花朵和变形枝叶的缠枝花纹,构成一种工整而不拘谨、既生动明快又朴素典雅的视觉冲击效果,给人耳目一新、极具魅力的感觉。黑剔花装饰在制作时极费工本。
观台窑发展期 白地黑剔花缠枝牡丹矮腹瓶 口径6.3、底径16、腹径20、高19.3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受黑剔花强烈黑白对比的启发,采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磁州窑创造出白地黑花装饰,成功将中国国画和书法艺术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白地黑花成为磁州窑最典型的风格标志。
观台窑发展期 钵和白地黑花瓷片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在成形工艺方面,由于薄胎仿定器的精细化需要,修坯技术大大提高。同时,从这个时期起,观台窑开始使用模范制坯,并且很快成为主要的成形方法之一。这些工艺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观台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观台窑发展期 蹲狮脊饰模范(模子)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观台窑之所以在北宋中后期进入大发展时期,是与当时北宋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快速发展、逐渐超越大唐盛世、达到我国古代最发达水平这一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详细情况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因斗茶而兴的宋代名窑——建窑》等文章中均有讲述。百姓安居乐业,人口增加,生活逐渐富足,催生了民间对陶瓷业的需求。同时,北宋晚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商品贸易高度活跃和发达,商品竞争非常激烈,优胜劣汰是常态。在商品经济的竞争法则下,北宋各地的窑场不仅模仿其他窑高水平受欢迎的产品、学习先进技术工艺,还不断钻研创新。磁州窑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北宋末期 磁州窑发展期 白地黑花划花牡丹纹八角枕 长29、宽20.5、高11.4cm 磁县南开河朱庄村宋墓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社会风尚对观台窑发展有一定的导引作用。北宋在科技文化发达的同时,士大夫阶层崇尚素雅清丽的艺术风格,尤其北宋末年在宋徽宗期间,统治阶层竞相奢靡,文人士大夫大行其道,刺激各地窑场角逐生产精品,创新装饰工艺。这一时期,单色釉器物成为当时许多名窑最突出的主要产品,如汝窑、定窑、龙泉窑、建窑等,极力追求产品的精致和完美性。同期的观台窑也在追求这种风格,以素面白化妆瓷为主要产品,带装饰器物所占的比例很小。
北宋末期 磁州窑发展期 白地黑花束莲纹八角枕 长30.5、宽22.2、高12.3cm 磁县都党乡冶子村宋墓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观台窑在这个时期进入大发展与磁州当地经济环境改善也有很大关系。据《宋史》卷三百、列传五十九记载,北宋后期,太常博士王沿力排众议,上书建议并实施磁州地区农业战略,整修粮田,种植水稻,引漳河水灌溉良田万顷,既富民又巩固国防。
《宋史》卷三百 列传第五十九中记载太常博士王沿在磁州附近屯田种水稻事迹 载于《四库全书》
另据《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传第二百二十七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北宋宦官、水利专家程昉顶住压力,在王安石支持、司马光附和、苏东坡反对的氛围中,向皇帝请命,领衔治理黄河水患,并在漳河流域兴修水利,终于造福一方。在王沿、程昉等官员的治理之下,到北宋末年,远离契丹侵扰的磁州地区,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磁州陶瓷业大发展也成为理所当然。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列传第二百二十七中记载宦官程昉在漳河兴修水利事迹 载于《四库全书》
根据秦大树、马忠理等专家学者在发掘观台窑址的同时,对周围漳河流域其他遗址的调查,发现在观台窑处于发展期之时,观兵台窑址、冶子窑址已开始烧制产品,东艾口也开始建窑烧瓷。
观台窑繁荣期从地层发掘分析,从金代中期开始到金代末期,是观台窑的繁荣时期。这时期呈现的特点:产品多样;装饰丰富;纹饰的复杂;风格潇洒飘逸、自由豪放;典型风格突出。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缠枝花荷口喇叭足大瓶 金代 口径11.4、底径17.3、腹径20.2、高49.6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早期观台窑产品主要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从金代中期开始大量出现陈设用瓷、宗教用瓷和建筑用瓷,既有碗、盘、钵、盏托、注壶、盒、瓶、罐、盆、枕等生活用具,也有花盆、薰炉、花瓶、各种形状的瓷塑人物等艺术性陈设用瓷,还有佛像、菩萨像、佛龛、佛座、香炉、塔等宗教用瓷以及各类瓦件、鸱吻、宝珠、脊刹宝座、脊饰(包括脊侧贴饰和蹲兽)等建筑构件。据发掘统计,观台窑繁荣期即第三期,出土各种形式和种类的器物、窑具共有416种,初创期即第一期仅有184种。繁荣期的观台窑,其生产及产品丰富程度是初创期的2.3倍,达到最高峰。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金代 口径3.8、底径7.6、腹径18.4、高31.8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器物上碗、盘的比例下降,具有磁州典型窑风格的筒形罐、梅瓶、花口长颈瓶、盆、枕的数量增加,比例很大,不少器物体型特大。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鹭鸶纹八角枕 金代 长27、宽17.8、高17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器物形态呈现多姿多彩,器型上变得圆曲高瘦,挺拔而秀美,令人赏心悦目。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绘划花折牡丹纹大口瓶 金代 口径10.3、底径8.9、腹径19.9、高24.8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盆、碗、盘类器物大部分内圜底、曲腹,有一些曲口器。各种器物胎壁均比较厚,流行玉环形足,挖足过肩,但制作不如前期工整。繁荣期器物的胎色主要呈棕灰、棕褐和灰褐色,胎质一般较细,但烧成温度大多不高,不少器物胎体很疏松。一些器物的胎还呈黄灰或棕红色,十分疏松,说明这类器物烧成温度很低,基本还达不到瓷器的标准。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卷草纹直壁罐 金代 口径12.7、底径9.4、高14.3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大部分器物施半釉,有的仅施及器物外壁的口边。基本釉色还是以白釉为多,但釉色种类变得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有施化妆土的普通白瓷,也有不施化妆土的薄胎仿定器。与前期相比,普通白瓷比例下降,已低于半数,仿定器比例增加。白釉仿定器质量有所下降,胎体变厚、变粗,釉色也不够莹润,大部分使用三角形支钉叠烧。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缠枝芍药纹梅瓶 金代 口径3.6、底径9.2、腹径18.1、高38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黑瓷的比例下降,质量也远不如上一时期,以黑褐色和酱褐色为主,大部分釉色晦暗、装饰单调,这是斗茶文化在此时不再流行的一个佐证。大量出现施低温釉的黄釉、绿釉瓷和黄绿琉璃产品,如建筑构件等,新出现红绿彩瓷制品。
观台窑繁荣期 三彩伽棱频迦(一种寺庙屋顶构件)金代 通高45.1、基座径13.2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在装饰技法方面,以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浮雕式的模印花、模制器物(捏塑)和镂孔技法为主流,基本手法是蓖地划花。此外还有一些剔花、黑剔花,精美的黑剔花刻填、白釉酱彩、绿釉划花、绿釉黑花、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和黑釉凸线纹、黑釉铁锈花、红绿彩绘等装饰方式。磁州窑最典型的装饰技法——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家收藏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精品,大部分都在这一时期烧制。这些精品的装饰绘法流畅,呈色稳定,纹饰多种多样,其潇洒自由的画风、明快生动的色彩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令人耳目一新。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折枝牡丹纹喇叭口小瓶 金代 口径6.3、底径6.8、腹径8.8、高18.8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器物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在大件器物上流行小碎叶缠枝牡丹、芍药等纹饰,小件器物上流行大叶折枝牡丹、缠枝莲花或单株草叶纹,边饰则流行连续回纹、流畅卷草纹、连续忍冬纹以及各种变形草叶、团花和花瓣纹。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鹤芦纹椭圆枕 金代 长20.4、宽30.1、前高9.7、后高7.7、端高11.2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器物的纹饰题材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在同期天下所有窑场中独树一帜,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福禄寿题材,在枕或花盆上用“福”字、小鹿、寿星、蕉叶、鹤纹、龟纹及忍冬纹组合表示“福禄寿”;大量的诗、词、曲、吉语、警语等书法题材;山石、婴戏和人物题材;山水画题材;鱼、兔、鹤、鸭、芦雁、鹤鹑、花草蜂蝶动物题材;龙、凤、怪兽图腾题材等等。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花瓷枕残片 金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繁荣期观台窑的装烧方法主要有三角形支钉支垫叠烧、匣钵单烧、覆烧、器物搭烧。三角形支钉叠烧普遍地应用,包括精致的仿定器。这时期都是以煤为燃料的,窑室普遍增大,窑温提高,使窑内的粉尘也较多,匣钵的外壁均粘有一层厚厚的褐色落砂。
观台窑繁荣期 窑具:匣钵和支钉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从出土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各种各样的模范,表明观台窑在这个时期模制成形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并大量使用。
观台窑繁荣期 模具:菩萨头母范、菩萨头母范、抱婴女像模范、摩羯脊饰模范 金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观台窑在金代中后期,尽管从胎、釉的整体情况看,瓷器的质量有所下降,不如北宋中后段到金代前段的发展期,但从总体上看,本期给人一种丰富多彩、繁荣兴旺的面貌,生产欣欣向荣,磁州窑那种潇洒飘逸、自由豪放、带有浓郁民间气息的典型风格已渗透到各种产品中。说明磁州窑的独特风格到此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判断这时期是磁州窑的繁荣期是十分恰当的。
观台窑繁荣期 白地黑绘划花龙纹大盆 金代 口径63、底径40.1、高22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观台窑为什么在金代中后期达到全面繁荣?大概有五大原因:一是金国灭亡北宋之后,金国的经济开始恢复,到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即金中期)达到全面繁荣,垦田面积增加,磁州一带的人口数与北宋末相比大大增加,作为民间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瓷器的需求必然大幅提升,这是观台窑兴盛的社会条件;二是磁州地区受边境战争影响小,宋辽战争期间邢窑衰败、宋金战争期间定窑衰败,而磁州窑作为民窑地处又偏僻,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可能接受不少从邢窑、定窑南迁的窑工,力量得到加强;三是金国与南宋长期对峙,影响南方廉价瓷器进入北方民间市场,客观加强了磁州窑的市场地位,同时,也造成主产于南方的铜等金属,不能顺畅流通于北方,可能造成本来应该用铜制造的诸如佛像等宗教用器转而用瓷制造,这就是观台窑陈设瓷、艺术瓷、宗教瓷大量增加的原因;四是北宋灭亡之后,原来在士大夫阶层盛行的、名扬天下的、庶民阶层难以项背的清雅艺术和生活方式,在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受到沉重打击,庶民文化因束缚减少而得以向高雅发展,使得此时磁州窑在瓷器装饰上大放艺术异彩,如诗文、书法、水墨画等;五是此时的磁州窑有受到金国朝廷青睐的迹象,如发现不少带有龙、凤纹等只有皇族才使用的器物,还有从地层出土大量包括瓦件、鸱吻、宝刹脊座和脊饰等在内建筑构件,这些构件显然不为民间百姓所使用,偶见于山西的一些大型宗教建筑和金代王陵之中,这可以佐证磁州窑此时期在为金国朝廷或皇族供应瓷器或建筑产品,即所谓的“贡御”。
观台窑繁荣期 建筑构件:素胎宝刹正脊基座、“天德”款佛龛 金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扩大调查,在观台窑进入金代中后期繁荣阶段,漳河流域除观台、观兵台、冶子、东艾口等窑外,又出现申家庄窑,同时在漳河支流上的古窑——白土窑、北贾壁窑也开始重新烧造。此时的七个窑场普遍呈现出繁荣景象,产品风格类似且装饰技法丰富多彩,器物类型多种多样,都从单一日常生活用瓷的生产,过渡到兼烧陈设瓷、艺术瓷、宗教瓷、建筑瓷。可以说,磁州窑窑场的影响和范围都进一步扩大了。专家们分析认为,北贾壁窑原在隋朝烧过青瓷,后荒废,经过500多年后,在此地重新建设的以烧白瓷为主的窑,即使建在原址之上,也不应该认定为隋代青瓷瓷窑的延续。这是对的。
金代 白地黑花花字竹纹八角枕 带“张家造”窑戳印 长28.5、宽18、高9cm 磁县东艾口村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金代 白地黑花仙鹤纹如意头枕 带“张家造”窑戳印模糊 长32、宽23、高13cm 磁县东艾口村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金代 白地黑花篦划水波纹如意头枕 长31、宽23、高13.2cm 磁县都党乡冶子村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观台窑衰败期从地层发掘分析,元代是观台窑的衰败期。从元初开始,观台窑一反金代后期那种丰富多彩的状态,重新又变得单调起来,回到只生产日常生活用瓷的窑口,产品只有碗、盘、瓶、罐、盆、盒、枕等寥寥几种,其中大多为粗厚笨重的大碗。而世人所熟知的、能代表元代磁州窑标志性的器物,如一些个体较大的瓶、罐、盆,在观台窑和周围几个窑址却几乎看不到。一种合理的判断,是此时期彭城窑区已经发展起来,已经代替观台窑区作为磁州窑的代表。
观台窑衰败期(1987年观台窑址出土的衰败期器物,以下省略)盘、罐、碗 元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观台窑釉色以白釉、黑釉占绝大多数,趋势是白釉越来越少、黑釉越来越多。绿釉和黄绿琉璃只在本时期前段还有少量遗存,新出现翠蓝釉和钧釉器。白釉一般泛黄色,发木光或半木光,胎体粗而厚重,呈灰褐或褐色,露胎部分常见棕黄色的铁锈斑,胎质较粗,有些甚至可见小砂粒,多有大个的气孔,但火候高,十分坚硬。仿定窑的精白瓷已经停烧。
观台窑衰败期 白地黑花花鸟纹长方形枕 长29、宽15.2、高13.5cm 元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这时期装烧采用石英砂堆支烧为主,这是粗制滥造的表现之一,会在碗、盘的底部留下五、六块粉状的石英砂堆痕。一些精致的黑瓷则采用漏斗形匣钵单烧。装饰技法也比较单调,主流除少量白釉划花外、绝大部分是白地黑花,其中前段还有极少量的黑剔花和镂孔,后段则有些黑釉酱彩和铁锈花。
观台窑衰败期 窑具:匣钵、支顶钵 元代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纹饰图案出现程式化,制作上显示粗陋和草率迹象,这是大规模生产的佐证之一。题材继承了金代流畅、丰富、写实风格,较多地出现程式化龙凤纹和鱼藻纹,还有戏曲故事、历史故事、大型山水人物画、长篇诗词歌赋等题材,图案变得更加复杂繁缛,表现力也更强。此外还有少量用大叶缠枝太阳花、动物纹和吉祥图案来表现诸如“连生贵子”、“福禄寿”等题材的。
观台窑址 元代 Y8大窑
这时期观台窑尽管表现出产品质量的急剧下降,产品单调、制做粗率,但从发掘中根据窑炉大小和装烧方法研究发现,此时期特别强调生产的规范化和分工合作,这是规模化生产和产量提高的有力佐证。
观台窑窑址复原图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展示
然而,窑址考古发掘清楚表明,到元代末年,观台窑正式停烧,观台窑附近漳河流域其他各窑场,也在元代末年最迟明代初年相继停烧,观台附近窑业正式消亡。停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目前尚无确切定论。专家分析可能三方面原因:一是彭城窑址发展起来,行业中心发生了转移;二是经过几百年烧窑,观台周围易于开采的资源已经枯竭;三是漳河水流或水源的变化,造成条件改变。
观台窑区衰败后,彭城窑区继续烧造观台窑区衰败之后,磁州窑并没有就此衰败,彭城窑区接过“接力棒”,成为磁州窑的核心窑区。事实上,现在各大博物馆、收藏家手中的磁州窑瓷器,只要不是直接出土于窑区发掘现场,一般很难判断出自于哪个具体窑口。
元代 白地黑花龙凤纹大坛 口径23、底径14.8、高37.8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出土 私人收藏
彭城窑区有着与观台窑区相似的瓷土、煤炭、水源等烧窑自然条件。自北宋开始建窑烧瓷,窑火至今不断,延绵近千年。可惜的是,彭城窑区由于对一些废弃古窑址保护不够,不少窑址已经深埋于现代建筑之下,或者被严重破坏,没有组织像观台窑窑址那样深入的考古发掘,也就无法像观台窑那样了解窑址的详细发展过程。
元代 白地黑花《西江月》词元宝枕 长24.8、宽23.2、前高9、后高14.5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窑火神庙出土 私人收藏
尽管彭城窑区在元末接过接力棒成为磁州窑核心窑区,但器物质量在下降,釉色、装饰和纹饰都没有宋、金时期鲜活和丰富,装烧简单粗暴,整个磁州窑在走下坡路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磁州窑在元代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惨烈战争和蒙古的野蛮统治,给全国特别是北方工农业造成破坏。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窑工流失,社会生产力下降,社会需求骤减,是元代磁州窑乃致整个北方地区制瓷业衰落的社会原因。
元代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曲四系瓶 口径7、底径8.2、高36.1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出土 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藏
元代磁州窑走下坡路第二个原因是元朝取得政权之后,打破了原金国与南宋相互封锁而贸易不畅的隔阂,商品大规模流动加快,南方质优价廉的瓷器得以源源不断销往北方民间,磁州窑在市场上遇到了的竞争者陡增,竞争激烈程度加剧,市场受到挤压。
元代 白地黑花双凤纹四系大瓶 口径14、底径22、高51.5cm 邯郸峰峰矿区出土 邯郸市博物馆藏
元代磁州窑走下路第三个原因是自元代之后,元青花得到发展,中国的制瓷中心,逐步转移到以青花瓷为主打的景德镇窑,磁州窑在市场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显著改变。
元代 白地褐花龙凤纹直口丰肩罐 口径21.5、底径14.5、高36.3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出土 邯郸市博物馆藏
但是,根据调查,虽然磁州窑在元代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此时的产量却大大增加,产品运销的范围还迅速扩大,影响也更加广远。主要依据是整个磁州窑区在元代轰轰烈烈生产过,遗留痕迹多、瓷片堆积惊人、窑区活跃,观台窑区除原有七个窑场外,漳河支流上在元代又新出现了南莲花、荣华寨、青碗河、青碗窑等窑场。彭城窑区也在迅速扩大,富田、张家楼、二里沟等窑场开始烧造。不仅窑场数量增加,各窑场的地盘也在急速扩展。
磁州窑富田窑址(峰峰矿区彭城窑区)
元代磁州窑产量大影响远、产品大量供应外地、贸易流通活跃还有以下依据:李知宴、张宁等学者对元大都居民区瓷器坑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瓷片数万件,其中40%是磁州窑瓷器;李德金根据元代宫城和官衙中曾出土许多磁州窑瓷器分析磁州窑的瓷器曾成批供应元大都,并为官府、宫廷和平民所广泛使用;张威在《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中分析,辽宁绥中沿海发现的一条满载观台窑产品的沉船,出水了碗、盘、罐等各类产品,每一主要种类都达十余件或数十件之多,如相同的龙凤罐就有15个,充分表明磁州窑产品外销量巨大;日本、韩国等多处发现元代磁州窑瓷器。
元代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曲方枕 底部有“张家造”窑戳 邯郸峰峰矿区出土 私人收藏
明代 白地褐彩开光人物画罐 口径10.7、底径12、高14.9cm 彭城窑址发掘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但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和明朝廷一系列经济振兴政策之后,磁州窑又起死回生,迎来一些小高潮。磁州为促进瓷器对外运输,在明永乐初年专门实施滏阳河疏通工程,此后滏阳河两岸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又繁荣起来。明成祖三子朱高燧在彰德被封赵王,可见朝廷之重视。而赵王府所用瓷器均由磁州窑生产,可见磁州窑这时的产品质量不低。
明代 白地褐花”春“字盘 口径16.2、底径5.7cm 邯郸峰峰矿区私人收藏
明 徐溥 李东阳编纂《明会典》 卷一百五十七 工部十一《陶器》载于《四库全书》
根据徐溥、李东阳、刘健等编纂,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成书的《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 工部十一《陶器》记载,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51850只,分派河南彰德府17284只。而成书更晚的、由申时行等编纂的万历本《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十四《陶器》则记载得更详细:“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说明朝廷从磁州窑订购不少的各式实用瓷器,也就是“贡御”,贡御品以笨重的酒缸和瓶、坛为主。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附一中讲过,有贡御任务的窑口并不能据此称为官窑。
明 申时行撰《大明会典》(万历本)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十四《陶器》载于《续四库全书》
但记载也明确显示,景德镇窑在宣德八年的贡御数量是443500件,相比之下磁州窑分派的任务也就一万余件,仅为景德镇窑的2%左右,可见此时磁州窑对朝廷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窑口。有文章讲明代朝廷曾在彭城窑区设立过“彭城官坛厂”,经认真查证并无记载,应为道听途说,因为明朝的“厂”相当于如今的国家部委,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国家管理机构,如东厂、西厂、景德镇御窑厂等,而制造的场所现在叫工厂,那时就叫“XX窑”。
明代 磁州窑白釉双铺首耳方瓶 口径11、底径12、腹径16、高32cm 底部有墨书款“洪武二年” 私人收藏
明代 磁州窑褐彩山石划菊纹葫芦瓶 口径3、底径13、高31.5cm 彭城窑产 邯郸市博物馆藏
明代 磁州窑白地柿红彩人物罐 口径13.5、底径11、腹径19.7、高17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私人收藏
明代彭城窑产品装饰仍以白地黑花为主,同时出现多彩化发展趋势,如白地黑花褐彩、白地黑花红彩、白地黑彩蓖花、灰地白彩、灰地白彩划花、黑釉、孔雀蓝釉下黑花、五彩、明三彩、法花等装饰技法。还出现仿制其它名窑制品,如仿制景德镇“大明成化年制”款青花瓷器及青花五彩制品等。
明代 磁州窑白底黑花瑞兽云纹五足炉 口径27.6、底径24、腹径27.6、高21.4cm 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藏
郭学雷的《明代磁州窑瓷器》也对以彭城窑为中心的明代磁州窑成就做了一个客观评价,传世的一些明代器物也表明,其装饰曾又一度变得繁缛华丽和细腻。但不可否认的是,到明朝末期,磁州窑经过短暂小繁荣之后,慢慢被其他窑超越而失去往日风采,逐渐淹没于大江南北众多土窑之林中。
明代 磁州窑白地褐彩草叶纹碗 口径14.4、底径4.6、高10cm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明代 磁州窑黑加柿红彩八卦纹花草盘 口径24.7、底径8.3、高6cm 底部有砂堆支烧痕 私人收藏
清代 磁州窑白地褐彩开光花鸟纹绣墩一对 高53.4cm 有褐彩款“大清乾隆一十五年”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清代 磁州窑白地褐彩花鸟纹三足炉 口径10.5、腹径10.5、高9.5cm 1973年邯郸峰峰矿区和村镇八特村出土 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藏
清代 磁州窑米黄釉褐彩草龙纹坛 口径12、底径14.5、高30cm 邯郸峰峰矿区彭城窑产 邯郸市博物馆藏
清末 磁州窑白地褐彩持莲喜字童子像 高20.3cm 私人收藏
说到磁州窑风格尽失问题,不得不说说清末时期的磁州窑改良问题。伴随着清末光绪“新政”,由袁世凯主导的直隶工艺总局具体组织过对磁州窑的恢复和改良工作,具体的做法是全面学习和仿造景德镇瓷器。磁州窑第一批就派了60人前往景德镇学习,景德镇窑也一直派技术窑工到磁州窑传道授业。改良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于抗日战争开始才结束。改良的结果是磁州窑虽然提升了胎釉制作水平,但完全用青花装饰代替传统的白地黑绘装饰,传统磁州窑风格丧失殆尽!
清末 磁州窑青花“辛亥”年款垂柳双燕纹弧顶长方形枕 长32.2、宽13.8、高15.5cm 有款“岁在辛亥 石泉涂“(清宣统三年,1911年)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民国 磁州窑青旅山水画单瓶 口径16、底径13、腹径19、高37cm 背面墨书款“时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桂月初二日,口口于彭城镇民生瓷窑出品,志轩王凌云涂题” 私人收藏
民国初期,磁州窑一直保存着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饱受军阀、当权者的盘剥,但生产始终没有停止过。根据中华直隶省《地理志》记载,到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彭城窑区有瓷窑235座、缸窑30座之多,有窑工5000余人,年产碗1000万件、缸70万件,行销东北、西北、华北13个省及京津地区。抗日战争期间磁州窑饱受日寇摧残,广大窑工积极反抗并参与八路军组织的对日作战。
1946年 磁州窑绿彩文字绘雄鸡盖罐 背面墨书款“富贵春色,一九四六年冬月彭城制”,盖上书写“一片冰心”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1945年彭城解放,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千余窑业工人成立彭城瓷厂,重新恢复陶瓷生产。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积极组织美术家、当地传统陶瓷艺人进行磁州窑艺术的恢复和重整工作,让磁州窑源源不断向提供人民群众所需品的同时推陈出新,使古老的磁州窑艺术焕发新姿。1956年,彭城瓷厂有工人3657人,当年生产陶瓷6623万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1979年,磁州窑完成了一项在全国还没有的新创举——为首都国际机场制作“科学的春天”、“狮子舞”两幅大型花釉刻划陶板壁画。如今,磁州窑的艺术陶瓷已经在国内外市场大放异彩。
现代磁州窑——拉坯、修坯(来源于网络搜索)
现代磁州窑——修坯(来源于网络搜索)
现代磁州窑——在化妆土上剔花(来源于网络搜索)
现代磁州窑——成品(来源于网络搜索)
如果您对古老的磁州窑感兴趣,不妨到河北省邯郸市实地参观观台窑遗址、彭城窑窑区和中国磁州窑博物馆。
磁州窑的成就和影响
前面提到过,历史上磁州窑的文献记载很少,即便有也大多评价不公、认识不清。事实上,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扎根民间为百姓,得以致远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证实,磁州窑是我国所有古代瓷窑中,生命力最顽强、延续时间最长的瓷窑之一,至今还窑火不断,什么原因?很多专家、学者总结有诸多原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磁州窑作为纯粹的民窑,自初创以来,就一直扎根民间以服务当地、服务百姓为主,并持续保持这一定位。
宋代 磁州窑黑剔花缠枝牡丹纹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很多收藏界人士,总喜欢动辄给一些窑口冠以“官窑”头衔,或者总想找些蛛丝马迹来跟官窑扯上关系,如邢窑、定窑、汝窑等等,其用意是什么?始作俑者的目的不外乎为提升手中藏品的市场价值,是铜臭味在作怪,而跟风者大多源于不加考证的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之前的文章,对此有过讲述。
北宋 磁州窑白地褐彩梅花点纹长颈瓶 高21.4、口径8.9、腹径12.8、底径7.1cm 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藏
事实上,瓷器自诞生起,在生活用器方面,主要以仿青铜器、金银器为主,初期的质量还相当粗糙,并不为上层社会尤其皇族器重并首先使用,除明器外其主要使用人群是中下层人士或民间百姓。一些瓷窑随着制作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逐渐为上层社会所青睐,有些开始有“贡御”,如邢窑、定窑、越窑、建窑等。有些瓷窑,因为有特殊需要由朝廷亲自建立,如南宋官窑、景德镇御窑等。而磁州窑,在1000余年的烧制历史中,仅仅在明朝有过短暂的贡御记录,除此之外,和朝廷并无密切关联,即使有一些官府使用磁州窑瓷器也无外乎正常贸易所得。
北宋 磁州窑白地黑剔花熊戏纹叶形枕 面宽33cm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磁州窑这种服务当地、服务市场的纯民窑风格,使它与统治阶层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是避免因朝代更迭、政权倾覆带来的大起大落甚至毁灭风险,如越窑、汝窑等;二是避免因受皇权的盘剥、压迫而影响瓷窑的发展和运转。
北宋 磁州窑白地黑剔花钱纹深腹钵 高15.2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当年越窑因受南方割据的吴越钱氏政权指派,大量生产进贡中央朝廷的“秘色瓷”而进入鼎盛时期。但自从钱氏政权归顺中央之后便失去了这块最重要的需求,由盛而衰,一蹶不振。而河南汝州清凉寺汝窑,因宋徽宗青睐,不惜成本“玛瑙为油”提升品质,产品都要供皇帝挑选,皇帝挑剩下的才准予市场出售。与朝廷关系如此密切的汝窑,自然难逃给朝廷“殉葬”的命运,当北宋被金攻灭,汝窑也很快衰亡。作为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前后只烧制了区区20余年的时间。南宋官窑也一样,南宋灭亡南宋官窑自然也随之消失。所以,攀附权贵是有巨大风险和代价的,在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凡是与皇权走得很近的瓷窑,其曲折起伏都比较大,难以维持久远。
元代 磁州窑白釉“急”字碗 高4、口径16.2、底径6.5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那么,作为瓷窑来说,真像收藏人士那样认为的都喜欢攀附朝廷吗?我看未必。前面讲过,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期间,朝廷曾向磁州窑订购过一万多件大坛子和大酒缸,这也是收藏家人士津津乐道的“经历”。且不说同时期朝廷向景德镇窑订购的瓷器量是四十四万件,单说磁州窑这点“贡御”就已经引起磁州人的反感。据记载,因为给朝廷这点“纳罐贡”已经成为当地瓷民的一个严重负担,也是瓷窑的灾难,所以明朝的磁州知州任塾记载“磁州有三害:徒马、嘈粮、磁罐”!另外,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之十一:明代——瓷都景德镇》中讲过,明代景德镇御窑窑工因难以忍受朝廷对瓷品“百里挑一”的苛刻标准以及残酷管理和盘剥压榨,十万窑民生活难以为继,被迫奋起反抗,爆发过多次武装暴动。可见,对于瓷窑来说,成为“贡御”、“官窑”、“御窑”未必就是件好事。
清 《光绪重修广平府志》卷十八 磁州物产(依据康熙四十二年版本修订)
磁州窑始终扎根民间,坚持服务百姓,其产品种类繁多、装饰风格丰富多彩、装饰内容来源于百姓生活,所以磁州窑赢得民间百姓的好评,不仅销量巨大而且影响深远。服务百姓并不等于产品粗制滥造。事实上,磁州窑经过广泛学习、博采众长、精心制作,精品也不断涌现。正因为如此,王佐在增补曹昭所著《格古要论》一书时把磁州窑描述修改为:“古磁器 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磁州窑有向朝廷进贡大磁罐的经历。而根据清朝《磁州志》载:磁州窑在“彭城镇烧造缸、盆、碗、炉,诸种,有黄、绿、翠、白、黑各色,质厚而粗,只可供肆店庄农之用”,清楚说明,磁州窑始终没有改变将民间百姓作为服务对象。
元代 磁州窑白地褐彩孔雀舞牡丹纹大罐 高24.5、口径16.9、底径11.7cm 日本东京松冈美术馆藏
磁州窑所在地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无论朝代皇权如何更迭,中华民族在此生生不息,历史的车轮在此滚滚向前。作为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磁器,会随着社会一起向前发展。长期以来,磁州窑就是这样,依附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低调前行。正是这种低调,才让磁州窑得以躲过一个又一个因朝代倾覆更迭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也正是这种低调,让磁州窑在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长期不被关注、重视,甚至文字记载踪迹难寻。所以,磁州窑的一大成就,就是用他的发展经历告诉世界,只有准确的战略定位——服务市场和老百姓,才能让自己走得最远、笑到最后。
就地取材成本低,覆盖民间
与几大宋代名窑珍贵庄重、深得皇亲国戚及贵族士大夫阶层青睐形成鲜明对照,磁州窑不为上层社会所关注,宋、金、元文献对磁州窑鲜有记载,但老百姓却是口口相传、誉满天下,以至于在广袤的北方民间,老百姓只要看到瓷器,都认为是磁州生产的。把所有瓷器都称为“磁器”的,都因此而来。
元代 白地褐彩行书“大都春”四系瓶 高27.5、口径4、底径8.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我国陶瓷发展历史长河中,不论窑口、不论类型,把瓷器都称作“磁器”可不是一个偶然错误或小众的称谓,而是一个经历时间非常长、接受范围非常广、影响非常深远的称谓,包括史书、文献、歌词诗赋里都存在。在元代之前,各种历史文献中,瓷器的称谓有陶、瓦、瓯、瓷等,偶尔有叫磁器的也是有专指“磁州器物”之特称。但是到元朝,出现把所有磁器都称作“磁器”的现象,如元朝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时景德镇地区把瓷器就叫做磁器。日本到现在,依然把瓷器都称作磁器。从前文分析可知,金、元时期是磁州窑的鼎盛时期,此时的磁州窑不仅水平达到顶峰,而且产能也获得巨大提升,元代是产量最大时期。磁州窑在此时流传十分广泛,多个贸易港口、多艘海底沉船遗址发掘、多处瓷器窖藏考古等都显示磁州窑瓷器是当时民间和中外贸易流通中的活跃商品,也充分说明磁州窑广受市场欢迎,且需求量大。
元代 白地褐彩行书“焦家用”四系瓶 高29.4、口径10.6、底径4.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磁州窑为什么这么受市场欢迎呢?磁州窑之所以需求量大,广受市场欢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有两大原因。
北宋 黑釉六曲素胎纪年盘 高3.5、口径17.8、底径6.4cm 楷书“元祐四年,五月戊辰,李贵刊造”(公元1089年) 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一是就地取材,成本低价格低廉,民间百姓消费得起。其实,磁州地区的瓷土主要是青土、缸土,资源非常丰富,但品质不高,含铁量非常高,瓷胎多呈灰色或灰褐色,并不适合制作白瓷。但磁州窑工却创造性的以低劣原料外加少量白化妆土,粗料细作,生产出了化妆白瓷。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廉,适合大规模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大量需求。还有使用当地易于开采的丰富的浅层煤炭做原料,也非常有利于降低成本。
金代 磁州窑红绿彩持莲童子立像 高30.8、底宽8.2cm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二是产品品种十分贴近当地社会百姓生活需要。磁州窑产品主要以瓶、盆、罐、坛、碗、盘、枕、盒、水注、香炉、唾盂、盏托和各式玩具、佛像等为主,有典型的民众实用型特点,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量的盛酒坛子还显示着当地民间浓郁的生活气息。
北宋 白釉墨书“宣和二年”款大盆 高7.9、口径25.2、底径16cm 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纪念美术馆藏
因此,磁州窑器物作为民间生活必需品,如果民间百姓消费得起,那么它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传播也是十分广泛的。
广泛巧用化妆土,独具特色
磁州窑由于瓷土原料比较劣质,瓷胎灰色或灰褐色,难以制作像样的白瓷。为弥补这个缺陷,磁州窑窑工使用一种白色化妆土将瓷胎掩盖——化妆白瓷诞生。化妆白瓷往往显得十分恬静、高雅,日本业界把它叫做“白无地”。化妆白瓷的大致工艺是,待青坯干燥到一定程度时,或浇、或蘸、或浸、或涂,在器物外表施上一定厚度的、经过精心调配的化妆土浆液,工艺方式及厚度会根据器物不同要求进行调整,待干燥后再在外面罩上白色透明釉,最后入窑烧制。
磁州窑白地划花装饰工艺流程示意图 摘自叶喆民主编、马忠理副主编《中国磁州窑(上)》
然而,聪明的窑工没有停步于掩盖坯胎的瑕疵,而是在此基础上,利用坯胎的深色和化妆土白色的反差,待化妆土干燥但未变硬之前,对化妆土进行刻花,露出深胎色,或者直接在干透的白胎上用毛笔绘画,形成装饰图案,创造出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白地黑花装饰。
隋代 白地黑花武士瓷俑 高71cm 1959年河南省安阳张盛墓(隋代)出土 河南省博物院藏
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到底诞生于哪一个具体窑口,尚不得而知。目前发现最早的白地黑花瓷器,是1959年,河南省安阳豫北纱厂附近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墓出土的白地黑花武士瓷俑。
磁州窑化妆白瓷装饰分类表 摘自《中国磁州窑(上)》
这种巧用化妆土装饰的“白地黑花”技术,犹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具有自然、随意的韵味,深得民间百姓喜爱,更是让磁州窑窑工们“脑洞大开”,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创造出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成为磁州窑的主要特色,如上表。磁州窑的装饰技法细分起来有百种之多,这在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装饰技法多成熟于北宋—金这段磁州窑辉煌时期。学者们按工艺差别把磁州窑装饰技法划分为化妆白瓷、黑釉瓷、低温釉陶、其他装饰等四个系列,而最重要、最具特征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化妆白瓷装饰系列。
磁州窑白釉黑剔花工艺流程示意图 摘自《中国磁州窑(上)》
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绘画瓷枕制作示意图 摘自《中国磁州窑(上)》
白化妆土技法既是磁州窑的特色,也遍及于我国北方许多民窑,显示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北方民窑生产群共同的工艺特征。众多国外学者给予磁州窑白化妆土技术以很高评价,日本素木洋一认为“磁州窑的白化妆土是最有名的”,内藤匡更是赞誉道:“没有这种白化妆土,就不会产生磁州窑”。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划缠枝牡丹荷雁纹梅瓶 口径5.4、底径11.7、高54cm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
磁州窑的装饰工艺技法比较自由灵活,方式多种多样,要完全准确的进行归类总结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很多研究人员将磁州窑的装饰工艺技法大体归纳为划花、刻花、剔花、印塑、绘画及彩釉六大类,每一种技法也方式灵活多样。比如划花,有使用单片的竹、木兽角进行划花的,也有用篦形器联排划花的,有施用化妆土之前在素胎上划花的,也有在施用化妆土之后划花的,每一种方式制成的器物,其风格和韵味都大不相同。
元代 磁州窑白地褐彩草书“风花雪月”四系扁壶 高26.6、口径5、底径20.6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装饰题材接地气,广受欢迎
磁州窑器物的装饰题材概括起来主要有花卉纹、飞禽走兽纹、鱼草纹、婴戏纹、人物山水纹、文字图案纹、珍珠地纹、抽象形纹、浮雕纹等9种类型。这些纹样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富有浓郁的民间色彩。
金 磁州窑留白折枝牡丹纹八角枕 高11.2、宽20.4、长28cm 底有“张家造”窑戳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花卉纹,是磁州窑美化装饰大小器物的主要纹样之一。画师选用民间喜闻乐见的牡丹、荷花、菊花、竹子、向日葵、梅花等图案,按照器形的面积大小,分别使用不同工具,运用刻剔、划、填、绘等手法,在瓶、罐、壶、碗、盘等器物上进行装饰。
北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镇宅”铭狮纹枕 高12、面横24.5、面纵17.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飞禽走兽纹主要有喜鹊、仙鹤、翠鸟、鸡、鹿、虎、狮等,以表达喜庆、长寿、驱邪等寓意。如上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瓷枕,仰面绘狮子,墨书“镇宅”,表达用雄狮、猛虎来镇宅驱邪,是民间百姓喜欢的产品。
宋末金初 白地黑花划鱼藻纹深腹钵 高16.2、口径12.5、腹径17.3、底径10.5cm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鱼草纹是磁州窑常纹样之一,多装饰在日常用具中,种类丰富、十分美观。有的还把草叶略为变化一下,组成图案,变为卷草纹,装饰在瓷罐和瓷枕的周壁,显得古朴大方、雅而不俗。这与磁州窑位于漳河和滏阳河两岸、这里鱼美草丰有关,也是生活的再现和写照。
宋末金初 磁州窑白地黑花童子钓鱼豆形枕 高11.8、面宽22.1、面长29cm 底印有“张家造”窑戳 1954年邢台县出土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
婴戏纹是磁州窑瓷枕、瓷罐上常见的一种装饰纹样,有骑竹马、钓鱼、放风筝、踢足球、打陀螺、踢毽子等,纹样简单、构图严谨、主题突出、笔法娴熟、乡土气息浓郁,充分体现了磁州窑画师的深厚功力,群众十分喜欢。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儿童的生活服饰及活动场面,历史价值极其珍贵。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山水渡口图》长方形枕 高14、面宽16.1、面长32.2cm 底印“张家造”窑戳 日本冈山林原美术馆藏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文姬归汉图》长方形枕 底印“古相张家造”窑戳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人物山水纹多见于瓷枕,有深山古刹、江河船渡、园林美景、历史人物等,每一个纹样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十分赏心悦目。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诗文盘 高2.1、口径16.2、底径16.6cm 楷书“清风明月笙歌地,有云无雨筑球天”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北宋末期 磁州窑白地篦划花五言诗叶形枕 高17、面宽28.4、面长27.9cm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文字、图案并用是磁州窑一大创新,极具特色。窑工用线条或图案做边框,将古诗词名句、名段、名篇文字和花卉组合在一块,用来表达一种寓意、思想或人生格言警句。如上图的瓷枕上有五言诗:“在处(外)与人和,人生得己(几)何,长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虽有两个错字,对世人也有一定的劝诫作用。这种将文字用在陶瓷的装饰纹样上,不仅美化瓷器,而且还传播文化和知识。
北宋 磁州窑白釉珍珠地团花纹行炉 1987年观台窑址发掘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珍珠地纹,意在表现富贵,古时是在金银器上常用的一种装饰,后来移植在瓷器上做衬地。磁州窑北宋时期在壶、炉、枕、灯、仕女图上不断出现珍珠地纹饰器物,把圆圆的珍珠撒在花丛图案之间,给人以美观高雅之感。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盘 口径12.5、底径6.2、高3.3cm 1976年磁县南开河村元代一号木船出土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散草纹四系瓶 口径4.7、底径9、高27、最大腹径14.5cm 1976年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中街出土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私人收藏
抽象纹样装饰是磁州窑瓷器上的一种特殊的纹样,说字非字、说花非花、说草非草,但也包含着一种吉祥祝福寓意,也能起到美化器物的妙用,常见于盘、罐、瓶、小碗等器物上,是窑工即兴挥毫而作,随意、概括、简练、运笔娴熟,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巧。
北宋 磁州窑白釉模印卧狮枕 高16.4、长37.7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浮雕纹样装饰是磁州窑生产的一种进步表现。窑工先将设计好的纹样制成模具,然后压印成带有图案花纹的分部,修平内壁,再拼装成瓷枕、花盆、花瓶、建筑构件等器物,最后施釉入窑烧制。这样就可以实现生产的标准化,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大大提高生产率和器物的美观程度。
金代 磁州窑黄绿釉模印卧狮枕 高13.2、宽32.4、长17cm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元代 磁州窑翠蓝釉黑花罐 河北邯郸市博物馆藏
虽然磁州窑器大多以黑白色调为主,但也有不少彩釉,一般都是在经过成型、基本装饰(含模印)、施化妆土之后的素白胎上,经彩绘、低温烧制而成,有点类似唐三彩。特点是对比强烈、喜庆、艳而不俗,老百姓喜闻乐见。
总之,磁州窑器物装饰纹样丰富,绘画粗犷,笔法娴熟,对比鲜明醒目,取材贴近百姓生活,极大丰富了中国陶瓷装饰文化艺术,更符合劳动人民的意愿,千百年来深受民间百姓欢迎和喜爱。
琳琅满目磁州枕,文化遗存
瓷枕的流行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玉枕的流行。崇尚玉器是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持续不断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不仅如此,还把玉对人的医用健康功效都写入了《神农本草经》(汉代)、《唐本草》(唐代)、《本草纲目》(明代)等医学巨著中。中国古代皇帝用玉做枕头的文字记载已超过千年,几位高寿皇帝如武则天、康熙、乾隆以及近代的慈禧太后等,均终生以玉为枕,死后也以玉枕陪葬。受此文化传统影响,在玉料供应不足年代或平民百姓阶层,用便宜得多的瓷枕代替玉枕并在全社会形成流行风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北宋 磁州窑黑地白剔花“清净道生”文字叶形枕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有人也许会感觉奇怪,这么硬的枕头枕着会舒服吗?我们现代人觉得肯定会很累很不舒服,那么古人为何还对其情有独钟?其实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儒家文化礼教(睡姿儒雅)、提神励志(古人认为枕头硬才能骨头硬)、康健身体(治病驱邪)、身份象征(平民百姓用不起玉枕也得用瓷枕)、文化品味(瓷枕上的诗书警句、历史故事、游戏杂耍、风景名胜等均能代表使用者的品味和追求)、消费潮流(你家怎么能够连一个像样的瓷枕都没有!)等方面去理解。作为一个赋予如此之多内涵的瓷枕,即使有些不舒服,老百姓也是乐意为之的,更何况,古代人都是满头长发,头与瓷枕之间,还隔着厚厚的一大堆头发呢。所以,不适感应该很少甚至没有。
北宋 磁州窑黑地白剔花折枝牡丹纹叶形枕 高19.5、面宽29.5、面长27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瓷枕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具,也是人死后常见的陪葬明器。迄今为止,我国从墓葬出土大量瓷枕,其中许多都带有日常生活使用痕迹,如有的带有铭文“长命锁”、“崇宁二年新婚之庆”等。这说明,一般情况下,瓷枕多是生前使用的,使用者死后瓷枕就会随葬。
北宋末期 磁州窑白地黑剔花卷草纹折枝高台牡丹叶形枕 高19、面宽30.4、面长29.2cm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从考古资料看,瓷枕始见于隋代,在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宋、金是鼎盛时期。我在《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一文中讲到,陶瓷枕在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江西、浙江等地都有大量出土,自唐代开始较多出现,到宋朝已经发展到数量惊人,质地有陶质、半陶半瓷、瓷质,种类有唐三彩、唐绿彩、唐青釉、唐褐釉、宋三彩、宋白釉、宋青釉、宋绿釉、宋白地黑花、宋褐釉、宋黄黑釉等十四种。其中流行最早、做工精湛、美术价值高的,当然要算定窑系列瓷枕、特别是定窑白瓷孩儿枕,而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民间覆盖面最广的,却是以白地黑花系列为主流的磁州窑瓷枕。
北宋末期 磁州窑白地黑剔花折枝高台牡丹纹叶形枕 高19.4、面宽30、面长26.5、台径16.2X15.3cm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磁州窑在宋、金时期大量烧制瓷枕,还设有专门烧制瓷枕的窑场,这些窑场常常在瓷枕底部印上带有窑场名称的戳记。到元代后,窑场和产品的数量都在锐减,明清以后瓷枕几乎停产了。
北宋明道元年 磁州窑虎纹瓷枕 兰州市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磁州窑瓷枕带有明确年款的并不多。目前发现带纪年款最早的瓷枕,是1999年在兰州市出土的北宋明道元年虎纹枕。该枕枕面上方题写“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十六字,枕底有“张家造”印戳。北宋宋仁宗(赵祯)明道元年即公元1032年,巧月就是农历七月。
宋末金初 磁州窑白底黑花《马戏杂技图》八角枕 高11.2、面宽21.3、面长29cm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瓷枕在宋、金时期,被广大民间百姓普遍使用,社会需求巨大,因而烧造瓷枕的窑场越来越多。仅磁州窑烧制瓷枕的窑场就非常多,据不完全考古统计,仅传世枕、墓葬出土枕、瓷枕残片上的印戳,就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刘家”“陈家”“常家”等。其中“张家”窑烧制瓷枕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声誉最好,品质普遍较高,是磁州窑的名牌产品。“张家”造瓷枕出土很多,国内外很多博物馆均有收藏。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人物纹枕 高14.1、面横39.1、面纵17.2、底横37.7、底纵11.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烧制“张家”瓷枕的窑场到底有多少个,也是个未解之谜。但从目前考古资料看,绝不是由一家烧造,而是好几个张姓窑场竞相烧造。从“张家”瓷枕底部印戳的种类看,有“张家造”“张家枕”“张家记”“张家窑”“张大家造”“张大家枕”“古相张家造”等等。这些印戳规格大小不一,横竖有别,有阳文、阴文竖式双栏配莲叶荷花的,有阳文竖式单栏配莲叶荷花的,有竖式无栏阳文、反文的,有横式无栏阳文、墨书的,有横式、竖式两戳并用的,也有在瓷枕背面左右两端墨书款式的。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岸边观鱼图》长方形枕 高14、面宽15.4、面长31.8cm 底部印“张家造”窑戳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瓷枕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有小到大、由窄到宽、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唐代瓷枕尺寸较小,以至于被专家、学者叫做“脉枕”,似乎只能搁得下手腕以供医生把脉之用。宋、金时期瓷枕一般在20厘米以上,元代瓷枕的体积较之宋金个头更大一些。因此瓷枕尺寸的大小便成为瓷枕断代的重要依据。
宋末金初 磁州窑白地黑花八方枕 高12、枕面长32、宽23、底长31、宽21.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鹭鸶飞翔图》八角枕 高8.3、面宽13.5、面长21.1cm 底部印“张家造”窑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公鸡啄虫图》八角枕 高7.4、面宽12.4、面长26.6cm 底部窑戳不清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在外形方面,北宋时期叶形枕、方形枕居多,宋金时期八角枕、豆形枕、如意枕占有很大比例,而元代主要以长形枕为主,其他形状已经很少了。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狮子滚绣球图》豆形枕 高10、面宽18、面长2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双鹅戏水》如意头形枕 高12.8、面宽23、面长30.8cm 河北省文化保护中心藏
金末元初 磁州窑白底黑花《童子伏鼓图》豆形枕 高9.6、面宽22.8、面长17.1cm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磁州窑瓷枕枕面图案装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生动活泼,线条简练,多以生活题材为主,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生活气息。常见有人物山水、历史典故、诗词画作、吉语警句以及婴戏、花卉、飞鸟鱼虫、猛虎禽兽等,记载的是当时民间百姓的生活场景或文化崇尚,是非常珍贵的古代民间文化遗存,更是我们了解古代民间生活、体育、游戏和审美的珍稀资料。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双童戏雀图豆形枕 高11.2、面宽28.9、长22.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末金初 磁州窑白底黑花《童子蹴鞠图》 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后:河北省博物馆藏
金代 磁州窑诗文书法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泰和元年”款《双鸭戏水图》豆形枕 高12.5、面宽17.6、面长24.4cm 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这件《双鸭戏水图》豆形枕的底部印有“张家造”窑戳,并墨书:“枕儿里水儿,胡大哥儿胡大嫂,价钱四十省谨记。泰和元年六月十九日置并亚。奴儿没道好枕儿娇儿也没,胡鉦饼家记亚。鸳鸯戏水鸭儿。”金章宗泰和元年即公元1201年。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楷书《小桃红》元曲长方形枕 高14.2、面宽15.8、面长30cm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金末元初 磁州窑白地黑花篆书《月中仙》词长方形枕 高15.2、面宽18、面长44.2cm 底部印“张家造”窑戳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元代 磁州窑白地黑花楷书《枕赋》长方形枕 高14.4、面宽15.7、面长42cm 底部印“王氏寿明”窑戳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广学天下增技艺,博采众长
磁州窑作为纯粹的民间瓷窑,并不具有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那样的名窑在社会上层的影响力,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朝廷或官府衙门的帮助和庇护,也难以获得额外的发展资源。一句话,磁州窑的地位是卑微的,他只有靠自身的努力,生产出满足民间老百姓生活真正需要的产品,获得老百姓和市场的真正青睐,才能有生存的机会。
北宋 磁州窑白剔花婴戏纹八角枕 高16.6、面宽27、面长47.6cm 日本兵库白鹤美术馆藏
正是由于这种卑微的民窑地位,才使得磁州窑不受官府、朝廷的束缚、限制和绑架,能够完全依照民间的需求和市场的方式来设计、制作和营销产品。老百姓生活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哪个产品好卖,就生产什么;哪个地方富裕、瓷器卖的价格高,就卖到哪里去。不仅要满足需求,还要注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不赚钱的事是不干的。这是磁州窑最明显、最典型的民窑特性,也是磁州窑产品及工艺纹饰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且不断创新的主要原因。
北宋 磁州窑白釉剔小兔纹划“长命枕壹只”八角枕 前高8.8、后高12.8、面宽23.5、面长31.9cm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也正是这种卑微的地位和生存的压力,才使得磁州窑没那些名窑的架子,放下身段,向各窑学习,学习器物制作、学习工艺、学习造型、学习纹饰,大量仿制名窑的名优产品。磁州窑可以说是广学天下名窑的典范。
北宋 白地篦划花曲带牡丹纹大盆 高9.8、口径30.7、底径22cm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磁州窑与长沙窑。有不少学者认为,磁州窑学习长沙窑的釉下彩并加以创新,理由是磁州窑釉下白地黑花、褐花彩器与长沙窑极其相似。当然对于这一点,反对者也不少,如日本的学者弓场纪知等,其理由就是长沙窑消失比磁州窑初创期还要早200-300年,两者联系过于牵强。
北宋 磁州窑白地喇叭口注壶 高23、腹径12.4、底径7.8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磁州窑与邢窑。我在《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中讲过,中国白瓷于南北朝末期到隋代初期的邢窑,经过粗白瓷到精白瓷的发展,于唐代中期到达鼎盛,形成北方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南青北白”分庭抗礼局面。到唐末至五代时期,邢窑衰退、定窑兴起,这时期也正是磁州窑的初创期。磁州窑的白瓷无论风格与造型,与邢窑相似度最大,应该深受邢窑的影响。按照时间顺序,邢窑的衰败期与磁州窑的创始期能够衔接,他们二者同在如今的河北省,相距并不远。磁州窑可能就是以邢窑技术为基础建立的,也可能是邢窑由于外敌入侵等原因,导致窑工南逃,将技术带入磁州窑。在磁州窑研究的早期,日本学者小森忍甚至在中国陶瓷编年史中将磁州窑划为邢窑的一个支派。邢窑在元代完全衰败之前,也有过一段学习磁州窑烧制白地黑花瓷器的经历,但终究未能挽回彻底衰亡的命运。
北宋 磁州窑白釉瓜棱荷口小瓶 高22.5cm 日本东京松冈美术馆藏
磁州窑与定窑。我在《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中讲过,鼎盛时期的定窑瓷器无论胎釉还是装饰、烧制工艺已经超越了南方青瓷,成为白瓷胜过青瓷的拐点。天下瓷器开始进入以白为崇阶段,定窑声誉达到顶峰,磁州窑向定窑学习理所当然。从产品特征看,磁州窑向定窑的学习非常广泛,在装烧技术、器型、装饰方法与纹饰、窑炉形式与用煤做燃料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学习、继承、仿制与创新的痕迹。磁州窑在经历学习和器型仿定器之后,技术、工艺和产品质量水平有明显提高,有的甚至超过定窑。这就是《格古要论》(增订)中为什么讲磁州窑“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原因。有意思的是,后来发展磁州窑、定窑之间相互学习,定窑主要学习磁州窑的白釉酱彩梅花点、珍珠地划花填彩、白釉剔花(黑剔花和黑花)、竖线刻划、白釉模印花、低温绿釉、低温红绿彩等装饰技术。更有意思的是,定窑在元代进入衰败期时,已处于完全接受磁州窑技术,其产品风格已全盘“磁州窑”化,但最终还是回天无力。
北宋 磁州窑瓷枕 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磁州窑与景德镇窑。金末元初大量磁州窑窑工迁徙到景德镇,给景德镇带去人才和技术,成为景德镇窑起步、腾飞和元青花走红的基础。元、明时期磁州窑走下坡路,到清代已沦为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窑,而此时期景德镇窑风生水起。据记载,清末光绪帝推出工业改良计划,彭城窑欲重整旗鼓,专门派遣技术、管理团队到景德镇学习取经。之后,彭城窑产品均带有景德镇青花瓷风格了。
北宋 磁州窑瓷枕 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藏
北宋 磁州窑瓷枕 日本大阪正木美术馆藏
磁州窑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的一些窑口也有这十分密切的相互学习交流、借鉴仿制的关系,这些窑口在器型、装饰方法、纹饰风格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相似之处。如当阳峪窑的绞胎、红绿彩、白地黑花工艺;鹤壁窑的白釉刻划剔印花、白釉红绿彩及白地黑花工艺;扒村窑器型工艺与磁州窑核心窑区观台窑、彭城窑相似度特别大;登封窑珍珠地划剔刻花工艺以及白釉、黑釉工艺;鲁山段店窑白釉黑花、珍珠地划花工艺;窑沟窑白地黑划剔刻花工艺;介休窑化妆土及白地黑花工艺;淄博窑白釉黑花、黑釉白线纹工艺;萧县窑白黄黑釉墨彩画花、划印花工艺;……等等。有的还被一些专家、学者归类为“磁州窑系”。
磁州窑的对外传播
磁州窑作为开放性的民窑,不仅广学天下民窑技艺,而且将自己的风格、特色广为传播,影响深远。磁州窑技艺的传播主要有三类方式:一是随着磁州窑瓷器远销各地市场,被各地窑场获得并进而模仿。这是主要传播渠道,也是各地许多窑口在器型、纹饰风格与磁州窑似曾相识的主要原因。二是各地窑场派人来取经学习交流。从本文上一节讲述可知,磁州窑向来不保守,自己风格形成也是从别的窑口学到的经验,更何况,磁州窑在大部分岁月里,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一个窑场消失、另一个窑场又兴起,如此生生不息,在学习交流中生存。三是因磁州窑窑工跳槽或外迁而导致的技艺传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金末元初,因战乱惨烈,磁州窑所在的北方民不聊生,出现各窑大量窑工南迁现象,相当一部分窑工迁到江西吉州、景德镇,为景德镇陶瓷业发展作出过特殊贡献。这个时期磁州窑正处在繁荣期,南迁窑工中必定有大量磁州窑窑工。
元代 磁州窑白地褐花龙凤纹梅瓶 口径4.4、腹径13.8、底径11.8、高36.6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正如“磁州窑”这一称谓最初是欧美收藏家研究并提出一样,磁州窑的收藏同样具有世界性特点,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博物馆都藏均有不少磁州窑精品瓷器,而日本更是以数量多、藏品精美成为磁州窑收藏大国。这与磁州窑的远销和传播密切相关。
元代 磁州窑黑彩人物双兔纹罐 口径14.6、底径16.6、高27.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年来在各地出水、出土的沉船和瓷器库存堆积遗址可以印证磁州窑在市场上流通的火爆程度。1970年代,在河北大名县东部漳河故道上挖掘出一艘沉船,船上装满金代观台窑外运的瓷器;1970年代,北京元大都遗址多处发现磁州窑瓷器;1976 年,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随后经过多次打捞,出水瓷器近2万余件,其中有不少磁州窑白地褐彩、白地黑花和黑釉瓷器;1976 年,河北磁县南开河、滏阳河交汇处故道发掘元代沉船 6 艘,出土瓷器 379 件,其中磁州窑瓷器363 件;1990 年,辽宁绥中县大南铺村渔民在渤海湾三道岗海域打渔时,经常打捞出瓷器和碎船板,文物部门闻讯进行征集,陆续征集到出水的磁州窑完整瓷器 584 件,随后国家文物局成立绥中沉船水下考古队,在1991-1994年间,先后4次水下发掘,出水磁州窑完整瓷器 225 件;1997年,在河北献县境内的滏阳河上发现一条沉船,船上满载磁州窑瓷器;1998 年,河北沧州东光县码头镇出土一艘元代沉船,出土磁州窑瓷器 160 件;2002年,内蒙古集宁等地陆陆续续发现有许多磁州窑瓷器的窖藏……从北宋到明代,磁州窑的产品通过漳河、滏阳河等水路和其他陆路运出,销售到全国各地市场,也通过渤海湾远销到东南亚各国,并受到各地、各国人民的喜爱。
北宋末 磁州窑黑釉书“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张造”款矮腹瓶 高23.1、口径7.8、腹径18.9、底径12.2cm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宣和元年即公元1119年)
随着磁州窑产品的广为销售和窑工的迁徙,许多窑场都受到磁州窑技艺的影响。景德镇窑元代后开始生产大件釉下彩瓷,并使用毛笔书画装饰工艺;江西吉州窑从南宋时期开始,就使用毛笔书画装饰工艺,黑釉及铁锈花器终成特色;陕西耀州窑元代之后也大量生产白地黑花瓷器;井陉窑也仿烧磁州窑装饰风格的器物,等等。
14~15世纪 泰国宋胡录器物
据史料记载,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泰国国王堪摩亨到元大都拜见元朝皇帝元成宗时,赠送了金条、象牙、犀牛角、琥珀等礼物,提出招聘磁州窑工的请求,经元成宗同意,带回一批磁州窑工匠,创办了著名的宋加洛制陶业,生产出一种叫“宋胡录”的泰国陶瓷,其装饰效仿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高丽绘器物
磁州窑的影响还出现在朝鲜。在一些高丽青瓷上以铁颜料绘画,再施青釉烧成制品,被称作“高丽绘”,其器型和纹样明显模仿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工艺。
日本绘唐津四系罐高丽人在掌握磁州窑的制瓷技术后,又将这种工艺传到日本。磁州窑那粗犷豪放的风格和大和民族勇猛强悍的气质相结合,深受日本人民喜爱,于是他们很快就将磁州窑技法融入到自己的陶瓷制作之中,创造出“绘唐津”“绘志野”等一系列本土风格作品。日本著名的陶瓷鉴赏家石英明说:“在日本,早在桃山时代,以古唐津为首,包括志野的黑花纹样技法,都模仿了磁州窑。”
日本绘志野茶碗
就像建窑天目茶盏一样,日本甚至还将磁州窑的一些珍品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如永青东京文库收藏的宋代磁州窑黑剔花折枝牡丹纹瓶、兵库白鹤美术馆收藏的磁州窑龙纹瓶。
关于磁州窑系
关于磁州窑系的划分,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一些争议。以欧美、日本和我国大部分权威专家、学者认为,凡是与白地黑花、剔刻划花装饰风格相似的广大北方地区和一些南方地区的窑口,包括核心窑口观台窑、彭城窑,还有河南当阳峪窑(也称焦作窑、修武窑)、鹤壁窑、禹州扒村窑、鲁山段店窑、登封曲河窑、新密窑沟窑(密县窑)、河北井陉窑、山西介休窑(也称洪山窑)、榆次窑、山东淄博窑、安徽萧县窑(也称白土窑)、江西吉州窑、陕西耀州窑,等等,都应该归入“磁州窑系”,并将此写入1983年版的《中国陶瓷史》中。
北宋 “磁州窑系”瓷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然而,对这个分类,少数专家、学者和一些窑口研究人员持反对观点,认为不论窑口的发展脉络和传承,仅凭装饰风格进行分类,未免过于狭隘。磁州窑产品的造型、装饰题材均来自民间,也有仿自名窑,深受民间喜爱之后自然受到同行的仿效。不能把窑口之间技艺的相互学习、借鉴就当成“窑系”,也不能片面夸大磁州窑白地黑花及剔刻划花工艺的单向传播性,有些窑口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其白地黑花与剔刻划花工艺可能更早、更精致。还有吉州窑,因迁徙而来的窑工带来磁州窑技艺,对吉州窑有巨大影响,如果吉州窑因此属于“磁州窑系”的话,那么景德镇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总不能把景德镇窑也算成“磁州窑系”吧?
“磁州窑系”瓷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些许的道理。事实上,磁州窑由于历史文献记载太少,研究起步晚,除观台窑外,其他窑口均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发掘,众窑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清晰,在这种条件下定义“磁州窑系”确实有点为时尚早。
金代 磁州窑黑釉密凸线纹梅瓶 口径5.9、腹径12.3、底径7.1、高25.4cm 日本东京松冈美术馆藏
但同时,我认为目前的窑系归类又十分必要,否则,当前许多存世瓷器无法进行归档。我在本文中展示的中国及世界各地著名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除能够与观台窑的发掘进行准确比对外,其他大部分器物都无法找到精确的窑口。特别是日本的博物馆中,有些应该是当阳峪窑或扒村窑的器物直接写成了磁州窑。因此,磁州窑及磁州窑系的深入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修武当阳峪窑
当阳峪窑,位于河南省北部的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也称“碌武窑”“焦作窑”或“修武窑”,距磁州窑约260公里车程。当阳峪窑是一个以当阳峪村为中心、在周围几个县市范围内分布有70多座生产同类陶瓷器物的庞大民窑窑群。
将当阳峪窑纳入“磁州窑系”,主要是因为其风格与磁州窑相似度比较高。但事实上,当阳峪窑的历史不一定比观台窑晚,部分技艺还在观台窑之上。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在1940年代撰写的文章《北宋的修武窑》中谈到:“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修武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艺术美感、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却完全不被世人所知,真是不可思议!今后修武窑的重要性一定会被世人所认可,并且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北宋 当阳峪窑白釉剔花瓶 高27、口径5.5、足径7.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磁州窑白剔花方格缠枝纹直璧罐 高13.8、口径14.4、底径14.4cm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
当阳峪窑剔花筒形罐
当阳峪窑始烧于唐代。由于得天独厚的优质瓷土、充足的煤燃料、发达的社会经济、充足的人口及其生活需求、便利的外运水路和距离京城——东京汴梁很近的地理优势,当阳峪窑在北宋晚期发展到规模最大、拥有70多座窑场的窑群。和磁州窑类似,金元时期当阳峪窑继续烧造,明代走向衰落,其中个别窑口如清化柏山窑,一直延续到民国。
北宋 当阳峪窑剔花缸 高34.5、口径16、足径12.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白地黑花雁草纹玉壶春瓶 高28、口径6.5、底径7.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阳峪窑群柏山窑白地黑花划缠枝玉壶春瓶下部当阳峪窑最主要的大宗产品和磁州窑很类似,是白地黑花系列,与磁州窑比所不同的是,当阳峪窑产品胎质比较疏松,陶土含铁量低、胎色发灰,釉层较薄,装饰工艺要逊色一些。
北宋 磁州窑(实为当阳峪窑?)瓷器 日本静冈●MOA美术馆藏
细分上,当阳峪窑产品按照其装饰工艺和用途可以分为18个大类100多个品种, 主要有高温单色釉、高温窑变釉、单色釉描金、青瓷、钧瓷、绞胎、釉下绞彩、釉下彩绘、釉上彩绘(红绿彩)、斗彩、剔划花、低温绿釉、低温黄釉、三彩、文字装饰、小件制品、窑具、模具等18个大类。日常生活用品有碗、盘、盏、盏托、盆、罐、缸、梅瓶、嘟噜瓶、钵、注子、勺、盒、唾盂、渣斗、枕、灯、烛台、研磨器等。奉佛用器有佛像、佛塔、梅瓶、舍利罐、葫芦、平炉、熏炉、花瓶等。陈设器有瓶、花盆、人物俑、动物俑、神像等。文房用品有水丞、水注、笔洗、砚、研滴、镇纸等。文体娱乐用品有捶丸、乌食罐、口哨、小动物、小壶、小瓶、小罐、小碗、小盆、小枕、小提梁桶、小提梁篮、铃铛、象棋子、围棋子、骰子等。建筑构件有砖、瓦、板瓦、筒瓦、低温色釉力士、鸱吻以及脊饰上的摩羯、卷尾兽、妙音鸟等。
当阳峪窑窑群矿山窑器物及残件
当阳峪窑的装饰技法有绘花、划花、篦划、刻花、剔花、飞刀、印花、贴花、凸线、锥刺、珍珠地、填彩、镂空、绞胎、绞彩、斗彩、模塑、雕塑等,以及它们的组合。其中广为人知的装饰技法有绞胎、绞彩、红绿彩、剔刻花四种,而最有显著特色的,就是绞胎。
绞胎工艺流程示意图
所谓绞胎,就是用褐白、黑白或棕白两色瓷泥交替迭摞、互相揉和,再用折迭、盘卷、切刮等方法制成各种绞样,然后拉坯成型或模压成型,胎上就出现两色相间、纹理变化多端、十分美丽的图案,再罩以晶莹玉润的透明釉、绿釉、黄釉,将如花似锦的花纹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一种流动变幻的美感,北方民间俗称“ 透花瓷”。
北宋 修武窑绞胎瓷罐 高9、口径3.6、足径5.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阳峪窑绞胎罐(示意图)
绞胎工艺复杂,制作难度极高,所以流传下来的绞胎瓷十分稀少名贵。同时由于绞胎的胎生纹理表里如一、内外相通、纹理各异、一胎一面,具有不可复制性,其艺术价值极高,历来成为收藏人士炙手可热之极品。
当阳峪窑绞胎瓷片
绞胎诞生于唐代。就目前所知,唐代河南的巩县窑、登封曲河窑以及陕西的耀州窑均发现绞胎瓷,以巩县窑为较早。当阳峪窑在北宋时期学习引入绞胎技术,在北宋末年当阳峪窑进入繁荣期之时,将绞胎技术发扬光大。
当阳峪窑绞彩罐 河南省陶瓷委员会藏
绚丽多彩的当阳峪窑绞彩瓷片
除了绞胎,当阳峪窑群还有釉下绞彩。就是在胎体外面的化妆土上或者直接在胎体上,施以两种以上的彩釉,形成绞纹,再在外面覆盖上透明釉,然后入窑烧制。绞彩器多为玉壶春瓶、花口瓶、带座瓶、碗、盘、炉、盒、水注、枕、罐、水盂等。
北宋 当阳峪窑白釉褐彩剔花尊 高25、口径20、足径8.7cm 河南褐煤博物馆藏
当阳峪窑的剔刻花瓷器也很有特色,主要制作技法有胎地剔白、白地剔黑、白地剔褐、白地剔紫等,大多数瓷器胎质较粗,足、底不施釉,图案立体感强,色彩对比强烈,纹饰繁缛典雅,釉光莹润;通常以人物、动物、花卉纹为主体纹饰,以细致的唐草纹作地子,以几何纹为边饰, 给人以很强的艺术震撼力。
金代 “磁州窑”三彩刻划花纹瓷枕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当阳峪窑三彩刻划花凤穿牡丹纹枕
当阳峪窑红绿彩碗 河南省陶瓷委员会藏
当阳峪窑的红绿彩器也鲜艳夺目。其工艺方法类似唐三彩的制作,在白瓷或白地黑花瓷烧成后,用笔蘸红、绿、黄等彩料,在釉上描绘出图案花纹,再入窑低温二次焙烧而成。宋金时期的红绿彩也常称为“宋加彩”或“金加彩”。耿宝昌先生曾经说过:“当阳峪白釉红绿彩绘亦较突出,以人物塑像、盘碗为常,绘以荷莲、菊花、鱼藻,生动活泼,开拓了五彩瓷的历史先声。”
鹤壁窑
鹤壁窑,位于河南省北部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也称鹤壁集窑。鹤壁窑是一个庞大的古窑址群,主要分布在北起邓家村和四矿工人村,南至曹家村和陈家村,东至铁桥,西至龙家和李家村一带,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650米,窑址面积80余万平方米,是我国正式考古勘察、发掘最早的古窑址。
鹤壁窑始烧于唐代,在北宋进入发展期,宋金时期全面繁荣,于元代因战争和元朝残酷统治而衰落。
在阅读关于鹤壁窑书籍、文章时,我能感觉到,河南的文物工作者特别是参与鹤壁窑发掘、研究的专家学者,似乎对将鹤壁窑归入“磁州窑系”有一些反对情绪。书籍文章中都似乎在刻意引证鹤壁窑比观台窑创烧时间早、发掘早、品种类别更丰富,描述了唐代到金代鹤壁窑分别与邢窑、定窑、寿州窑、耀州窑、建窑、汝窑、钧窑的关系,只字不提磁州窑;只描述了元代处于衰落期的鹤壁窑与磁州窑有不少相似之处。个中原因,除了缺乏对古窑址的更科学、更深入、更细致的发掘与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鹤壁窑以烧造白地带花瓷器为主,品种有白地剔花、刻花、划花、印花、红绿彩以及白地黑(画)花、白地褐(画)彩等,另外兼烧白釉、黑釉、黄釉、青釉、茶叶末釉等单色釉瓷器。其中白地黑(画)花是鹤壁窑贯穿始终、历时最长、最富有特色的品种。
繁荣时期的鹤壁窑,产品和器型非常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的碗、盘、盆、罐、盂、壶、盒、坛、龛、缸、盖、瓶、豆、灯、枕、座、炉、人俑、纺轮、马、羊、鸭、狗、猴、吹哨、铃铛、象棋、围棋、骰子、骨牌等,既有大量的生活日用瓷,也有宗教用瓷与供器,还有玩具和形态生动逼真的瓷塑艺术品。
鹤壁窑的装饰技法与磁州窑基本相同,以剔刻划花、绘画、文字及诗文装饰为主,图案装饰内容也和磁州窑一样非常贴近民间百姓生活。所不同的是鹤壁窑在北宋之后大多数器物的胎釉及装饰技法,与观台窑比,更显粗糙、滞后,似乎在努力学习磁州窑又不得要领。
你对鹤壁窑归入“磁州窑系”有何看法?欢迎留言。
禹州扒村窑
扒村窑,位于河南省中部的许昌市辖禹州市浅井镇扒村,距磁州窑约290公里车程。古窑址位于村北,东西约2500米、南北约800米,窑址面积170万平方米左右,是禹州最大的古窑址。
扒村窑大致始烧于五代末或宋初,繁荣于金代,于金末元初戛然而止。原因是蒙古大军与金国最惨烈的战争就发生在窑址不远的三峰山地区,史称“三峰山之战”,随后金国灭亡,扒村窑在战争中被毁。
扒村窑盖罐
扒村窑荷叶纹盆
扒村窑以烧造白地黑花瓷器为主,兼烧三彩、加彩和钧瓷,产品丰富。在产品器型、纹饰、工艺、风格方面,扒村窑是除磁州窑核心窑口之外,与磁州窑最相似的窑口之一。将扒村窑归入“磁州窑系”的争议也较少。
扒村窑鱼盘
扒村窑枕
扒村窑的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日常生活用器,以盘、碗、盆最多,其次是瓶、壶、罐、盃、枕等;二是陈设或玩具,如烛台、动物、人物及各类玩具等;三是宗教用瓷,如香炉、神像俑及各种供器等。
扒村窑草叶纹梅瓶
扒村窑动物梅瓶残件 高57cm
扒村窑的装饰技法与磁州窑相同,以剔刻划花、绘画、文字及诗文装饰为主。所不同的是扒村窑在剔刻划花时,有时不仅剔刻掉表层化妆土,还剔刻去一层胎,所以扒村窑的剔刻花产品往往给人一种更浓烈、立体感更强的感觉。另一个特点是,扒村窑的人物造型,举手投足间更贴近河南当地的风俗习惯。图案装饰内容也和磁州窑一样非常接地气,贴近民间百姓生活。
扒村窑“平安童子”人物供具
扒村窑带文字的瓷器残片
准确地讲,纵观世界各大博物馆标注为“磁州窑”的藏品中,确实有不少其实是扒村窑产品。
登封曲河窑
曲河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辖登封市告城镇曲河村,是登封窑群的核心窑场,也是登封名声最响亮、规模最大的窑场。当然,登封窑群不仅包括曲河窑,也包括隋、唐、宋、金、元时期的“神前窑”,还包括宋、金元时期的白坪程窑以及大冶、徐庄、君召等地的古瓷窑。
登封曲河窑遗址出土瓷片及器物
曲河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繁荣于北宋、金国,终烧于金末元初。产品类别主要有黑白釉、青釉、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刻划花、白釉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宋三彩、宋加彩、小型瓷塑等。装饰方式主要有细线划花、珍珠地划花、刻花、绘花、镶嵌、镂雕、贴塑等。装饰题材丰富,有花鸟、人物、动物、虫鱼等五大类、五十多个品种。
北宋早期 珍珠地卷草纹六嘴花插 高22.9、管径口径2、底径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登封曲河窑珍珠地划花人物橄榄瓶 高39.7、口径7、底径10.1cm 上海博物馆藏
曲河窑最有特色的装饰是珍珠地划花。所谓珍珠地划花,主要是模仿金银器上的鱼子状珍珠纹饰而成。具体做法是在用划线勾画出来的图案之外,用管状工具戳印小圆圈,是花纹以外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有些器物也在花纹以内戳印小圈)这样可以烘托和突出主题花纹,使装饰具有不同于简单的划线装饰的韵味。
登封曲河窑珍珠地人物橄榄瓶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珍珠地划花装饰创始于河南密县,北宋时已传播到河北、山西,以登封曲河窑产量最多,以观台窑色调最红。
北宋 白釉珍珠地划花双虎纹橄榄瓶 高32.3、口径7.3、足径9.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曲河窑珍珠地刻划花“双虎纹橄榄瓶”、日本出光美术馆的白地刻划花执壶精美绝伦,是磁州窑系的经典之作。
河南密县窑
密县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辖新密市,分为西关窑和窑沟窑两处窑场,密县是古县名。西关窑位于密县老城西关广济桥(现名惠政桥),窑址面积25万平方米左右。西关窑烧造于唐代、五代和北宋。产品以白釉为主,兼烧黄釉、黑釉、青釉、白釉绿彩、三彩器。晚唐、五代时期,把唐代金银器上凿花装饰应用于瓷器装饰工艺,创造了珍珠地划花技术,成为磁州窑及其他北方窑场学习仿制的样板。
唐代 密县窑珍珠地鹦鹉纹枕 长1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窑沟窑位于新密市大隗镇,北距西关窑18公里,南距禹州扒村窑18公里,其产品风格与西关窑基本一致,只是有一点色差。窑沟窑的白釉珍珠地划花瓷器也非常有特色。
山西介休窑
介休窑,位于山西省晋中介休市洪山镇洪山村,所以也称“洪山窑”。窑址以洪山村古窑址为中心,东西约250米、南北约100米,窑址面积2.5万平方米,是山西乃至北方一个比较有名的窑场。
介休窑主要生产白瓷、黑瓷两大类产品。白瓷以施化妆土类产品为主,装饰手法有印花、黑画花、刻划等,器形多样,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所有日用器形。
介休窑瓷器 介休市博物馆藏
白地画花瓷片、瓷器(示意图)
介休窑深受磁州窑的影响,其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划花及釉下褐彩等器物,风格与磁州窑非常相似。介休窑有一种白地红花的画花装饰器,色彩异常美丽,为绝精特色之作。
淄博窑
淄博古瓷窑群,分布于山东淄博南部的淄川、博山境内,共有二十多处,经考古调查发掘的有寨里窑、磁村窑、西坡地窑、大街窑四处。淄博窑的烧瓷历史悠久,从北朝晚期始,经隋唐宋金,元明清,延至民国,历时1400余年,至今“博山陶瓷”制品仍然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淄博窑的磁村、西坡地、大街等窑在北宋末年,受到磁州窑的影响,开始生产具有磁州窑风格的产品,这大概是有人将淄博窑归入“磁州窑系”的主要原因吧。
淄博陶瓷博物馆部分藏品
黑釉起白线花口瓶 高32、口径12、足径12cm淄博陶瓷博物馆藏
宋代 绞胎碗 淄博窑遗址出土
淄博窑生产的磁州窑风格产品包括黑釉、黑釉起线纹、白地黑花、铁锈花、绞胎等器物,品种和磁州窑类似,以生活用器为主。其中黑釉起线纹产品比较有特色。
萧县窑
萧县窑,位于安徽萧县白土镇白土寨,也称“萧窑”或“白土窑”。萧县窑始烧于隋代,在北宋发展到繁荣期时具有72座窑场,是安徽一个较大规模的古窑群。
萧县窑在宋金时期大量生产磁州窑风格的白釉器,也有少量黑釉产品,有坛、缸、花瓶等,大多胎体厚重、装饰粗犷,制作一般。
金代 萧县窑生产的部分实用型器皿 1985年白土窑窑址出土
井陉窑
井陉窑,位于河北省井陉县中北部和井陉矿区,于1989年被发现,目前调查、勘探遗址12处,总分布面积约102万平方米,规模较大。井陉窑历史悠久,创烧于隋代,历经唐宋金,元明清,延至民国,是继邢窑、定窑、磁州窑之后河北省第四大名窑。
井陉窑是民窑,以白瓷为主,兼烧绛釉、黑褐釉、黑釉瓷次之,也见有少量的天目釉、绿釉、黄釉器。装饰手法以划花、刻花、印花、镂空为主。井陉窑出土的12件印花模子显示了金代印花的精湛艺术,其图案反映内容丰富,技法多样。
金代 井陉窑出土的四季花卉纹碗模子,制作精美
井陉窑产品以各式的碗盘为主,其次为钵、盂、瓶、壶、尊、罐、盒、盆、炉、灯、枕、建筑构件及人物、动物小塑玩具等。
金代 井陉窑白釉戳印花枕
井陉窑在宋金时期达到繁荣。其风格与定窑、磁州窑非常接近,故有人建议归入“磁州窑系”。
结束语
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磁州窑扎根民间,以服务市场和百姓为主要方向,与时代同步,推动我国陶瓷历史前行。他打破传统的束缚,以开放的学习姿态,兼收并蓄,砥砺创新,把一切认为美好的东西,吸收并创造性地融入瓷器的设计、制造和装饰中,装扮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他仿造金银器器型、学习名窑的精品之作,并将其平民化、市场化,推动陶瓷在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民间广为传播;他像一名中国陶瓷的耕耘者,行进于河边与田间地头,低调又充满生活智慧,随意而不失严谨韵味,粗简却不失精致雕琢;他以白地黑花为主要载体,将北方民间艺术、审美、民俗、体育、竞技、舞蹈、诗文、谚语、警示、乐曲、传说、故事、游戏、教育、花卉、风景等元素,创造性应用于瓷器的装饰,使一件瓷器犹如一段历史、一篇教材、一首乐曲、一个写意素描、一副瓷上水墨画,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和审美,像千年的行者一般,沾溉天下,造福百姓;他以“民间网红”的姿态,不计“名利”地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器型、纹饰、图案题材以及制瓷技术、装饰方法传播到大江南北和东南亚,间接地推动着中国水墨画的传播,也推动着釉下彩、青花瓷、斗彩等装饰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更提升了中国陶瓷技术、文化和艺术的整体水平。在文章的结尾,我想再说一句:低调、伟大的磁州窑,就是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本文初稿“十一”长假期间在北戴河完成。感谢夫人及亲戚为本文的修饰与修改!
当您读到此处,说明您已真正阅读了本文,您的阅读已经给我带来莫大的欣慰,谢谢您!感谢文后“参考书籍、资料”栏所列的所有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的作者,这是我大部分思路、知识、观点的来源,尽管我有些观点和所列专家、学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从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搜索。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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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9年10月12日夜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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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国《磁州窑瓷枕诗情画意赏析》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3年2期
张长安《河南鹤壁古代陶窑遗址浅析》载于《华夏考古》2003年3期
马小青《磁州窑枕上的苏轼词》载于《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4期
徐巍《从磁州窑枕看宋代民间体育》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4期
杨贵金《中国绞胎艺术瓷研究》载于《焦作大学学报》2004年1期
杨栋《冀南出土磁窑器物上的金元词曲》载于《文艺研究》2004年1期
徐巍《从磁州窑枕看宋代民间体育(续)》载于《中国陶瓷》2004年2期
郭守龄《朝鲜粉青砂器与中国宋代磁州窑的关联性》载于《装饰》2004年4期
刘志国《磁州窑鱼藻纹盆艺术鉴赏》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5年3期
刘志国《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鉴赏》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5年4期
陈杰《从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看宋金时期的儿童—兼谈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的风格特点》载于《四川文物》2005年5期
郭学雷著《明代磁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冯小琦《宋代如意形瓷枕》载于《文物》2005年9期
马小青《磁州窑瓷器装饰艺术赏析(连载)》载于《收藏界》2005年10-12期
张伟英《磁州窑白地黑绘装饰艺术研究》系《苏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傅瀛莹《试论金代扒村窑白地黑花瓷人物图案》载于《华夏考古》2006年1期
刘志国《磁州窑四系瓶艺术赏析》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6年1期
刘志国《磁州窑锦地开光装饰艺术》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6年2期
马小青《河北境内磁州窑的内河运输》载于《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2期
张燕《走近山西榆次窑》载于《收藏界》2006年3期
原雪辉《当阳峪窑研究中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载于《焦作大学学报》2006年3期
陈杰《略谈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瓷器手工业的磁州窑因素》载于《华夏考古》2006年4期
王鸿新《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的黑白刻剔花和铁绣花》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6年4期
马小青《宋元磁州窑文字枕概述及断代(上、下)》载于《收藏界》2006年4、5期
马小青《磁州窑瓷枕上书写的苏东坡词》载于《收藏界》2006年11期
王兴《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婴戏枕》载于《收藏家》2007年1期
刘志国《明代磁州窑艺术(上、下)》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7年2、3期
王鸿新《北宋时期当阳峪的陶瓷制造业》载于《焦作大学学报》2007年3期
汪东《宋代磁州窑装饰艺术研究》载于《巢湖学院学报》2007年4期
张伟英《磁州窑白地黑绘纹饰的装饰性研究》载于《中国陶瓷》2007年7期
王兴《磁州窑元杂剧画枕》载于《收藏家》2007年8期
许婷婷《古磁州境内宋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绘画研究》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年硕士论文
刘敬华《磁州窑瓷枕造型艺术研究》系《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刘庆庆《扒村窑瓷绘艺术研究》系《河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李少颖等著《瓷上水墨 中国扒村窑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郝良真《磁州窑瓷塑玩具刍议》载于《文物春秋》2008年1期
潘军《磁州窑“瓷诗文化”评析》载于《文博》2008年2期
北朝《当阳峪窑群概述》载于《收藏界》2008年2期
郭画晓《洛阳宋代瓷枕赏析》载于《文物世界》2008年2期
庞洪奇《“清末新政”与磁州窑瓷业改良》载于《邯郸学院学报》2008年4期
刘涛《<明代磁州窑瓷器(郭学雷著)>读后》载于《文物》 2008年7期
康煜 曾琼《刍议磁州窑和吉州窑釉下白地彩绘装饰纹样》载于《中国陶瓷》2008年9期
张晓燕《从磁州窑瓷枕看宋元市井文化的勃兴》载于《文物世界》2009年2期
刘洁《瓷枕的文化》载于《浙江工艺美术》2009年3期
原雪辉《论当阳峪窑》载于《焦作大学学报》2009年4期
原雪辉《当阳峪窑、焦作窑或修武窑“供御”等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载于《焦作大学学报》2009年4期
张伟英《磁州窑装饰艺术探源》载于《中国陶瓷》2009年5期
刘志国《金代磁州窑雕塑艺术》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9年6期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编《鹤壁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叶喆民、马忠理编《中国磁州窑》上、下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刘志国《磁州窑釉装饰艺术》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10年3期
陈斌《浅谈磁州窑文化的艺术特色》载于《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3期
陈馨《磁州窑系瓷枕制作工艺初探》载于《考古与文物》2010年3期
董健丽《山东淄博磁村窑址调查》载于《中原文物》2010年3期
陈敏《当阳峪窑的装饰艺术》载于《中原文物》2010年4期
丁珊《当阳峪窑器物装饰形式初探》载于《装饰》2010年8期
李明琴《丰富多彩的彭城窑瓷器》载于《收藏界》2010年10期
王建保《磁州窑考察纪略》载于《陶瓷学报》2011年1期
王建保《当阳峪窑址群考察纪略》载于《中国陶瓷》2011年1期
高岩 等《淄博陶瓷“当代国窑”一试论淄博窑的历史内涵(一、二)》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2、4期
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三联书店2011年3月出版
赵会军《试论登封窑》载于《中原文物》2011年4期
魏传来《巧手精工、神韵天成—山东淄博窑宋金绞胎瓷器浅说》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9期
刘志国《磁州窑对日本陶瓷的深远影响》载于《东方收藏》2012年8期
刘立忠《磁州窑陶瓷的艺术价值与成就》载于《陶瓷研究》2013年3期
孔六庆《论北方陶瓷绘画的宋代磁州窑系瓷绘》载于《陶瓷学报》2013年3期
董健丽《论金代介休窑及相关问题》载于《华夏考古》2013年4期
中国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登封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魏传来《山东淄博古窑址出土陶瓷欣赏(一、二)》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14年5、7期
刘志国《试析磁州窑对韩国陶瓷的影响》载于《东方收藏》2015年6期
刘志国《瑰丽的玄色之美—谈彭城窑黑釉天目茶具艺术》载于《东方收藏》2015年12期
郑以墨《图像与知识的建构—宋元时期磁州窑瓷枕研究》载于《中国美术研究》 2017年4期
米向军《浅述磁州窑对外交流》载于《收藏界》2019年1期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卷六十一、八十六、三百、三百四十八、四百六十八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 王佐增补《增订格古要论》卷七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
明代 徐溥、李东阳撰《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 工部十一《陶器》载于《四库全书》
明代 申时行撰《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十四《陶器》载于《续四库全书》
明代 汤显祖著《邯郸记》第三折《入梦》 刊于明万历刻的《新编绣像》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 列《四库全书》禁书
明代 张萱《疑耀》卷七“磁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蓝浦原著 郑廷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七 古窑考即附录
清代《光绪重修广平府志》卷十八“磁州物产”
民国 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一
民国 张厚璜、李详耆著《钜鹿宋器丛录》天津博物院 19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