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的经典画作10月3日起将继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对公众展出，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无疑是董希文的《开国大典》。
油画《开国大典》成功地表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而完成这一经典巨作的是30多岁的青年画家、教授董希文，这一作品其后影响巨大，也被称作“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董希文 《开国大典》
1951年初，中宣部、文化部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参展地，迅速组织中国几十位知名画家，进行突击创作。短短几个月，便创作出近百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 中央美院其后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青年画家、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1914年－1972年）生于浙江绍兴，父亲董萼清是当地有名的文物鉴家。文化学养深厚的家庭氛围，早早种下了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但董希文的父亲董萼清认为，做画家生活没有保障，不同意他走向这条艰难的艺术道路。父亲的劝阻并未奏效，1932年董希文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土木系，但第二年便向姐姐借来30元钱，偷偷考入了国立杭州艺专。
1936年，董希文（左一）与杭州艺专的同学合影
1943年，董希文到大西北的劳苦民众中体验生活。在此期间，他曾用三年时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并结合现实生活进行创作，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1946年，经吴作人、李宗津推荐，董希文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并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董希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董希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个新中国成立的壮丽图景使他产生了创作开国大典的强烈愿望。3年后，这个特殊的重任恰恰落在他的肩上。这可说是种历史的巧合。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现场
1952年，38岁的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开始了创作。
事实上，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他要做一番充足的准备工作。当时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他准备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经过几天的研究，董希文认为这些资料里中央领导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足够的图景之中，这显然不合乎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理解，他觉得这幅油画需要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在同一画面的“大团圆”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其领导人的肖像和神态特征。
董希文 《开国大典》草图
董希文在谈到这幅画的创作时说：“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这幅画里，尽力表现出富丽堂皇，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1940年代的董希文
据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女士回忆：“房子太小，母亲把几张床并成一溜，空出一块地方后，父亲把四米多宽的画布钉到了墙上，但由于房子太矮，只能把下面的部分先卷起来。他蹬着椅子在屋里上上下下几天，画面上就出现了领袖人物的模样。父亲为了把一个古老国家获得新生的气象表现出来，运用了很多想象：他把红灯笼吊在屋顶上使家里也喜气洋洋的，去故宫观看因年久而发黄了的汉白玉栏杆。两个哥哥正在淘气的年龄，高兴地帮父亲筛沙子和在画地毯的颜料中，因为他想象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一定是崭新而毛茸松软的……工作虽然在紧张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但是光线不足的屋子忽明忽暗，而且卷起的部分影响了视线。于是画被抬到了西总布胡同大姑母一家居住的两层小楼里。光线比较亮。秀气的姑母穿着旗袍装扮起宋庆龄，她养的黄菊花也派上了用场。一个多月后，这幅场面开阔、气势恢宏又富丽堂皇的油画《开国大典》完成了。”
这期间，不少画家和美院学生都曾来此观看。一切即将告竣之际，艾中信说：“里面的毛主席再高大一些更好。”画家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让毛主席的“个头”加高了一寸(当然这需要做整个画像的修改)。完成之后效果果然更好。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完成后的《开国大典》在色彩的运用上，强调色彩的单纯和对比。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及远处红旗的海洋与蓝天、白云、绿树和鲜花形成强烈对比，使画面热烈而明快；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描绘，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
董希文 《开国大典》局部
画天空，不论面积多大，适宜一次涂好，为了将天空画得干净统一，或上下有意识地变化，天色用大碗预先调成上、中、下三层颜色，免得在调色板上拼拼凑凑调得很乱。而调上、中、下三层天色，又应先调上层色，中层色再加白粉或添点其它颜色，就成了下层天际色。《开国大典》的天空画得干净利落，明朗美丽之极。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画中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该作品画面，强调了物体的固有色，减弱了随光线、环境而异的油画用色法，糅进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绘画技法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
《开国大典》完成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可以说，《开国大典》倾注了画家董希文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他也通过这幅画表达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对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无比拥护和爱戴，同时更描绘出了共和国灿烂辉煌的前景。
董希文 《开国大典》局部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不过，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1953年9月2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开国大典》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对于董希文，值得一记的是，其实《开国大典》只是他无数作品中的一幅，只因其广泛的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过多的关注，以至于掩盖了本应属于董希文的更丰富、更立体的艺术成就。袁运生回忆董希文时曾写道：“他，自律极强，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人。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典型的知识分子，各种矛盾都淤集在胸间，也不叫一声苦。坚信艺术的理想比这一切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目标，并告诫他的学生，‘一笔负千年重任。’他用所有的精力，抓住每个有限的机会，努力实践，耗尽心智。如果后来的命运环境对他不是如此严酷，以他的才情、勤奋，该做出多少有更大意义的事啊!”
201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首度向公众开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展厅悬挂着的《开国大典》油画。
2014年12月19日，“董希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幕，经过多方收集，这次展览是迄今为止呈现董希文存世作品数量最多的一次展示。
2019年8月，《开国大典》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展出，澎湃新闻获悉，国家博物馆因工作需要9月21日－10月2日暂停开放，该作品10月3日起将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一直展出至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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