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秘笈》，十函八十册全套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其前身为1904年开辟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此楼最初是供工作人员查找文献资料的内部图书室。

《涵芬楼秘笈》孙毓修序言

《 涵芬楼秘笈》张元济跋文

《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厓山集》之文天祥像

《涵芬楼秘笈》第一集第一种《永乐大典-忠传》

　　随着商务印书馆搜购图书文献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陆续购藏了诸如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等巨量古籍善本之后，为了妥善保存这些珍贵文献，1907年，宝山路新的商务印书馆办公大厦落成时，又于三楼专设收藏古籍文献的图书馆。

　　1909年，孙毓修（1871—1923）受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1867—1959）委托，将其命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

　　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江苏无锡人，清代诸生。曾师从著名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研究目录版本之学。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辑，兼编译所图书室“典签”。因其精于目录版本，旧学根基深厚，又兼通英文，很快成为张元济管理图书馆的理想助手。入馆伊始，他即协助张元济做了大量选购旧书、鉴定版本、修补残书、配钞缺本的工作，还在张元济的授意之下，为编译所资料室制定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涵芬楼最初的善本书目等。

　　孙毓修不但见证了涵芬楼之诞生，还为“涵芬楼”这个文化品牌首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为载体面市，作出了卓越贡献。1916年9月，《涵芬楼秘笈》第一集，一函八册，正式出版。第一集中，影印了三种珍罕古籍，排印了一种明代钞本，皆是涵芬楼的珍藏之物，确为世所罕见的珍本秘笈。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摄影技术复制古本，以其逼真还原的技术优势，超越并替代了耗时耗资皆巨的影刻古本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四部举要》，即《四部丛刊》，作为商务印书馆流传最广、声名最著的古籍影印丛书，当时虽尚未印行，但已然在筹划之中了。

　　也即是说，《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初编于1919—1922年间印行），有前后承续的某种联系。

　　事实上，《四部丛刊》从创意发起到筹划启动，孙毓修也一直是具体工作的主持人；他于1915年所撰《四部举要说略》，及1916年所撰《涵芬楼秘笈序》，皆堪称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影印领域的“开篇语”。

　　当然，《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既有承续一脉的关系，亦有旨趣各殊的差异。

　　首先，《涵芬楼秘笈》的印行周期，早于《四部丛刊》，为商务印书馆拓展影印古籍项目的“初试”。按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所收各书的书后题跋来考察，书跋落款时间最早者为“乙卯冬月”（1916年初），最晚者为“辛酉三月”（1921年4月），可知《涵芬楼秘笈》辑印应自1916年至1921年间，大约历时6年。在这一印行周期后半段，《四部丛刊》初编方才陆续推出。

　　再者，之所以称其为“初试”，还因其所收各书并非全然依据古本影印而成，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铅字排印本，即依据古本内容校录之后付诸排印而成者。在这些铅字排印本中，还有只影印古本原有版画，原书内容却付诸排印者。可以说，《涵芬楼秘笈》虽在装帧样式上高度统一，但在印制方式与古本择选原则上，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初试”特征。

　　《涵芬楼秘笈》先后印行十集，每集八册，共计八十册；辑印古本共计五十二种。各集初版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21年4月，历时约为六年；至1926年12月仍有再版，印行历时约为十年。

　　《涵芬楼秘笈》在古本择选原则上，较之《四部丛刊》而言，更重视卷数较少的珍本古籍，基本不收入“大部头”；更重视稿钞本，大量收入的历代稿钞本，占据全书九成以上；更收入唐写本与永乐大典零本，付诸影印，为全书增色不少。当然，在所收古本究竟是采用影印还是排印的问题上，《涵芬楼秘笈》的“初试”特征也非常明显。

　　譬如，《涵芬楼秘笈》所收永乐大典本，《忠传》为原本影印，《西湖老人繁胜录》《山房集》则为排印；究其原由，无非是《忠传》有大量插画，原本影印效果更佳，也更便于招徕读者的观赏兴趣。

　　再如，《涵芬楼秘笈》所收稿抄本众多，但大部分却没有付诸影印。史料价值较高、篇幅较大的《复斋日记》《消夏闲记摘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海滨外史》《厓山集》等俱为排印；据统计，《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付诸排印者达22种之多，已近全书规模半数。

　　由此观之，《涵芬楼秘笈》大半已属古籍整理而非古籍影印项目了。或许，《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虽然为数众多，但并不完全是按照史料价值来决定影印与否，而是按照影印或排印之后的成书规模来决策与安排的。这样的做法，主旨乃兼顾运营成本与商业策略，亦正体现着商务印书馆开拓古籍影印领域的“初试”心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收《敬业堂集补遗》，为张元济家族先辈之遗物，别具纪念意义。

　　张元济为之亲撰跋文，原文如下：

　　《敬业堂集补遗》跋

　　甲辰冬日，傅沅叔同年至，自天津同作天台雁荡之游。途中语余，都中旧家有藏书散出，中有评校敬业堂集，为涉园旧藏。余闻之神往，及沅叔北还，乃托代购，谓虽重值不吝也。越两月而书至，卷中钤先六世叔祖思喦公印记数方，丹黄杂施，评校极精审，且补录续集及补遗一册，皆公手迹。卷首附许君蒿庐识语数则。许君为公受业师，此必移录许君藏本，中有诗六十一首，词五首，为刊本所不载。许君谓初白先生手自删削，在先生之意固以此为不必存，然传至今日则弥足珍贵。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凡所圈点，悉仍原本之旧，固以餍好读先生诗者之望，亦以承蒿庐先生及思喦公不敢任其废佚之志也。乙巳春二月，海盐张元济识。

　　这篇300字的跋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张元济于1904年通过傅增湘购得家族先辈钞本的事迹。与此同时，还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跋文中提到，“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云云，而跋文落款时间为“乙巳（1905）春二月”；这就说明，至少在乙巳年春之前，即1905年春之前，张元济等就已经着手辑印《涵芬楼秘笈》了，这就为此书的出版史厘定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上限。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05年春之前，“涵芬楼”这一名号，即已出现；这显然早于如今通行的1909年由孙毓修命名之说。

　　这样一来，1909年，孙毓修受张元济委托，命名“涵芬楼”的事迹之相关记载，恐怕也将难以成立。当然，还要留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与考证，方才能确证“涵芬楼”这一名号出现的确切时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及其所藏用于辑印《涵芬楼秘笈》的古籍原本，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轰炸中，奇迹般的得以幸存，如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之中。众所周知，涵芬楼确于“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那么，这批“涵芬楼秘笈”又何以幸存下来呢？

　　原来，随着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搜购书籍数量剧增，商务遂于1924年另筑高达五层的现代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于1925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其中，“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则“另辟专室珍藏，颜曰‘涵芬楼’”。

　　于是，“涵芬楼”便由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转而成为东方图书馆内的善本室。

　　据统计，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已经达到50余万册，超过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当时的藏书量为40余万册），位居全国第一。但这一切，均在七年之后的“一·二八事变”中化为乌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焚毁。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值得庆幸的是，商务印书馆曾于1924年为避北伐战乱，将涵芬楼所藏善本5300余册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银行仓库之中，方才得以幸免于难。这批“烬余之物”，包括宋本93种，元本89种，明本156种（包括《永乐大典》21册），抄校本192种，稿本17种，总计547种。

　　1953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这批仅存的“烬余”善本，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11月，北京图书馆又将《涵芬楼秘笈》重新影印出版，以十册精装本单页原大影印的方式，为后世读者一睹秘笈真容提供了便利，也可视作向“涵芬楼”这一百年品牌的致敬之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