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秘笈》的前尘往事
http://www.socang.com   2019-09-26 14:54   来源:收藏快报 肖伊绯/四川成都

 

 

《涵芬楼秘笈》,十函八十册全套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其前身为1904年开辟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此楼最初是供工作人员查找文献资料的内部图书室。

《涵芬楼秘笈》孙毓修序言

《 涵芬楼秘笈》张元济跋文

《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厓山集》之文天祥像

《涵芬楼秘笈》第一集第一种《永乐大典-忠传》

  随着商务印书馆搜购图书文献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陆续购藏了诸如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等巨量古籍善本之后,为了妥善保存这些珍贵文献,1907年,宝山路新的商务印书馆办公大厦落成时,又于三楼专设收藏古籍文献的图书馆。

  1909年,孙毓修(1871—1923)受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1867—1959)委托,将其命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

  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江苏无锡人,清代诸生。曾师从著名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研究目录版本之学。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辑,兼编译所图书室“典签”。因其精于目录版本,旧学根基深厚,又兼通英文,很快成为张元济管理图书馆的理想助手。入馆伊始,他即协助张元济做了大量选购旧书、鉴定版本、修补残书、配钞缺本的工作,还在张元济的授意之下,为编译所资料室制定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涵芬楼最初的善本书目等。

  孙毓修不但见证了涵芬楼之诞生,还为“涵芬楼”这个文化品牌首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为载体面市,作出了卓越贡献。1916年9月,《涵芬楼秘笈》第一集,一函八册,正式出版。第一集中,影印了三种珍罕古籍,排印了一种明代钞本,皆是涵芬楼的珍藏之物,确为世所罕见的珍本秘笈。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摄影技术复制古本,以其逼真还原的技术优势,超越并替代了耗时耗资皆巨的影刻古本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四部举要》,即《四部丛刊》,作为商务印书馆流传最广、声名最著的古籍影印丛书,当时虽尚未印行,但已然在筹划之中了。

  也即是说,《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初编于1919—1922年间印行),有前后承续的某种联系。

  事实上,《四部丛刊》从创意发起到筹划启动,孙毓修也一直是具体工作的主持人;他于1915年所撰《四部举要说略》,及1916年所撰《涵芬楼秘笈序》,皆堪称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影印领域的“开篇语”。

  当然,《涵芬楼秘笈》与《四部丛刊》,既有承续一脉的关系,亦有旨趣各殊的差异。

  首先,《涵芬楼秘笈》的印行周期,早于《四部丛刊》,为商务印书馆拓展影印古籍项目的“初试”。按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所收各书的书后题跋来考察,书跋落款时间最早者为“乙卯冬月”(1916年初),最晚者为“辛酉三月”(1921年4月),可知《涵芬楼秘笈》辑印应自1916年至1921年间,大约历时6年。在这一印行周期后半段,《四部丛刊》初编方才陆续推出。

  再者,之所以称其为“初试”,还因其所收各书并非全然依据古本影印而成,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铅字排印本,即依据古本内容校录之后付诸排印而成者。在这些铅字排印本中,还有只影印古本原有版画,原书内容却付诸排印者。可以说,《涵芬楼秘笈》虽在装帧样式上高度统一,但在印制方式与古本择选原则上,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初试”特征。

  《涵芬楼秘笈》先后印行十集,每集八册,共计八十册;辑印古本共计五十二种。各集初版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21年4月,历时约为六年;至1926年12月仍有再版,印行历时约为十年。

  《涵芬楼秘笈》在古本择选原则上,较之《四部丛刊》而言,更重视卷数较少的珍本古籍,基本不收入“大部头”;更重视稿钞本,大量收入的历代稿钞本,占据全书九成以上;更收入唐写本与永乐大典零本,付诸影印,为全书增色不少。当然,在所收古本究竟是采用影印还是排印的问题上,《涵芬楼秘笈》的“初试”特征也非常明显。

  譬如,《涵芬楼秘笈》所收永乐大典本,《忠传》为原本影印,《西湖老人繁胜录》《山房集》则为排印;究其原由,无非是《忠传》有大量插画,原本影印效果更佳,也更便于招徕读者的观赏兴趣。

  再如,《涵芬楼秘笈》所收稿抄本众多,但大部分却没有付诸影印。史料价值较高、篇幅较大的《复斋日记》《消夏闲记摘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海滨外史》《厓山集》等俱为排印;据统计,《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付诸排印者达22种之多,已近全书规模半数。

  由此观之,《涵芬楼秘笈》大半已属古籍整理而非古籍影印项目了。或许,《涵芬楼秘笈》所收稿钞本虽然为数众多,但并不完全是按照史料价值来决定影印与否,而是按照影印或排印之后的成书规模来决策与安排的。这样的做法,主旨乃兼顾运营成本与商业策略,亦正体现着商务印书馆开拓古籍影印领域的“初试”心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收《敬业堂集补遗》,为张元济家族先辈之遗物,别具纪念意义。

  张元济为之亲撰跋文,原文如下:

  《敬业堂集补遗》跋

  甲辰冬日,傅沅叔同年至,自天津同作天台雁荡之游。途中语余,都中旧家有藏书散出,中有评校敬业堂集,为涉园旧藏。余闻之神往,及沅叔北还,乃托代购,谓虽重值不吝也。越两月而书至,卷中钤先六世叔祖思喦公印记数方,丹黄杂施,评校极精审,且补录续集及补遗一册,皆公手迹。卷首附许君蒿庐识语数则。许君为公受业师,此必移录许君藏本,中有诗六十一首,词五首,为刊本所不载。许君谓初白先生手自删削,在先生之意固以此为不必存,然传至今日则弥足珍贵。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凡所圈点,悉仍原本之旧,固以餍好读先生诗者之望,亦以承蒿庐先生及思喦公不敢任其废佚之志也。乙巳春二月,海盐张元济识。

  这篇300字的跋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张元济于1904年通过傅增湘购得家族先辈钞本的事迹。与此同时,还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跋文中提到,“余方辑《涵芬楼秘笈》,因综为补遗,印入第四集”云云,而跋文落款时间为“乙巳(1905)春二月”;这就说明,至少在乙巳年春之前,即1905年春之前,张元济等就已经着手辑印《涵芬楼秘笈》了,这就为此书的出版史厘定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上限。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05年春之前,“涵芬楼”这一名号,即已出现;这显然早于如今通行的1909年由孙毓修命名之说。

  这样一来,1909年,孙毓修受张元济委托,命名“涵芬楼”的事迹之相关记载,恐怕也将难以成立。当然,还要留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与考证,方才能确证“涵芬楼”这一名号出现的确切时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楼及其所藏用于辑印《涵芬楼秘笈》的古籍原本,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轰炸中,奇迹般的得以幸存,如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之中。众所周知,涵芬楼确于“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那么,这批“涵芬楼秘笈”又何以幸存下来呢?

  原来,随着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搜购书籍数量剧增,商务遂于1924年另筑高达五层的现代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于1925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其中,“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则“另辟专室珍藏,颜曰‘涵芬楼’”。

  于是,“涵芬楼”便由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转而成为东方图书馆内的善本室。

  据统计,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已经达到50余万册,超过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当时的藏书量为40余万册),位居全国第一。但这一切,均在七年之后的“一·二八事变”中化为乌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焚毁。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值得庆幸的是,商务印书馆曾于1924年为避北伐战乱,将涵芬楼所藏善本5300余册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银行仓库之中,方才得以幸免于难。这批“烬余之物”,包括宋本93种,元本89种,明本156种(包括《永乐大典》21册),抄校本192种,稿本17种,总计547种。

  1953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这批仅存的“烬余”善本,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11月,北京图书馆又将《涵芬楼秘笈》重新影印出版,以十册精装本单页原大影印的方式,为后世读者一睹秘笈真容提供了便利,也可视作向“涵芬楼”这一百年品牌的致敬之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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