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是我最早的兴趣，在信息有限的年代，集邮确能帮助开阔视野。

　　集邮是我最早的兴趣，那时学校附近有一家文具店兼卖邮票，一个小塑料袋装几张邮票，国外的邮票大多都有销印，而中国的邮票则刚好相反，多是1950-1970年间的新票，还是一套一套的。因为邮票本身的面值低，标价便不贵，那时就常买。在三年级时我已集得满满一册。有一天，我把集邮册带回学校，结果不翼而飞，怎么样找也找不回来，还哭了好几天。

　　找不回也只好重新开始搜集，有买的，有和同学交换的，有从信件剪下的。当时在油麻地有几家邮票社，有卖台湾地区的邮票，如宋人百子图、宋人戏婴图等都印得非常精致，纵使当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也买了几套。不过确实没想过，多年后竟踏上到台湾求学的道路。

　　今年元宵，在台北西门町沿中华路到北城门有灯会，晚上逛了一圈，看灯的人确实不少。而在中华路上竟设了一个“临时邮局”，还有特别为“2019台北灯节”铸制的纪念邮戳。我买了几张猪年邮票，贴在赠送的明信片上，盖上邮戳留个纪念。说实在的，在台北多年，第一次碰到“临时邮局”。

　　前辈曾告诉我从前集邮兴盛时期，台北东南中的邮友都会大串连，各自拿着最低面值的明信片到所属临时邮局，盖上纪念戳，然后进行交换。还有一些学校校庆、迎新兼办邮展，向邮局申设临时邮局，遂出现不同的纪念戳。有时有特别纪念邮票发行时，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然这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集邮的人越来越少，前些年熟识的邮务员，还常打电话告诉我有纪念邮票出版，问我是否要购买，真不可同日而语。

　　林语堂先生的二女儿亚娜曾在日记中记她父亲以两角钱买了五百张邮票，期望她和大姐阿苔对邮票产生兴趣，在她们坐在地板上拣出不同国家的邮票时，她妹妹走来看，她们还吩咐：“妹妹不要动邮票，因为你不懂。”后来她们不玩邮票，倒是妹妹贴满一大本，她们的父亲又买一本更大的簿子给妹妹。阿娜还说：“妹妹已知道了许多国家的名字……而父亲已经告诉她说这些国家在哪里。……家中除了父亲和她，谁都不知道是在何处，以及其形势是怎样……有时我们指着一张邮票说……即使是冷僻的国家她也能答得一点也不错。”

　　集邮的乐趣，确能在信息有限的年代，能借以多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人物花草禽鸟等名称。

　　我在台湾曾买得一本日据时期台籍邮人杨仁俊所集藏的一部线装《销印集》。前三页有毛笔题字：庚午年夏月“大日本帝国纪念邮票古今纪念消印集”，吴锺善题；“纪念邮票消印集”己巳季秋黄毓清题；戊辰冬季“纪念消印集”友石山人题。

　　其后为杨仁俊的集邮，最早的邮戳是明治33年，台湾丸一型戳，后续接大正至昭和21年间的纪念戳，部分辅以同主题纪念邮票。戳章地点以台北为主，包含台北新起町，台北公园，荣町，八甲町，总督官邸，大松町，儿玉町，永乐町，御成町，台北，北门町，展览会会场……收藏完整，全册纪念印共274戳，邮票合计742枚。

　　题“大日本帝国纪念邮票古今纪念消印集”的吴锺善，字符甫，号顽陀，号守砚庵主，是泉州最后一位状元吴鲁第四子，泉州晋江市人，出生于北京。光绪廿八年（1902）中福建乡试举人。隔年，中经济特科进士，例授翰林检讨。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锺善随父吴鲁考察日本，宣统元年（1909）发广东石门州判。1912年因父丧，告归回原籍，从此绝意仕途，以讲学笔耕为业。

　　后在1918年应台北板桥富绅林鹤寿之聘为西席，于板桥林家花园里的方鉴斋创“寄鸿吟社”，闲暇常与林鹤寿、柏寿兄弟、陈蓁、苏镜潭、龚亦啜，及其子吴普霖相唱和，时称“寄鸿七子”。至1920年返回大陆，只身壮游大江南北，后归泉州，以诗书画自娱。1927年正月十一日，吴锺善的生母王夫人过世，即杜门却扫，数年未涉足城市，即使词社诸社友索和，亦仅以诗笺往返而已。

　　这本邮册扉页乃题于庚午年(1930年)夏日，那年吴锺善刚丁忧期满，按此推断，他应曾在这段时间再度游台，然生平未见记录，考此亦足补其生平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