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八大山人《仿倪云林山水》）
曾几何时，专家们还在议论着古代书画与现代书画的比价不正常，古代书画价格低于其价值……去年由春及秋的拍卖市场的热潮，尤其是对于古代书画的热情火爆，不禁让人诧愕不已！试看以下成交记录：
清·八大山人《仿倪云林山水》，8400万元；
宋·赵佶《珍禽图卷》，6171万元；
宋人无款《瑞应图卷》，5824万元；
宋元人《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10080万元；
清·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卷》，6720万元；
明·宋克《草书杜子美壮游诗卷》，6832万元；
清·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13400万元；
明·吴彬《十八应真图卷》，16912万元；
宋·曾巩《局事帖》，10900万元……
这些五千万至一亿六千多万之间的作品，包括书与画，涵盖宋元明清各代，有朝有野，大都款印俱备，也有无款无印的。古代书画成了真的 “纸黄金”，在艺术拍卖市场中独占鳌头。
古代书画的国内价位已经日渐超越了国际价位，出现了按市场经济规律从海外向国内回流的现象。然而，比之动辄上亿美元价位的西方名家绘画，仍是小巫见大巫。
（宋人无款《瑞应图卷》）
纵观世界绘画，真正独立的大体系，大约只有两个：一是以素描、色彩为基础的西方油画，另一则是以书法为基础的中国画，所以二者之间有可比性。中国经济的再发展，中国书画的价位也必将随之升高。
古代书画价位的超越，有其必然性。书画的价值由四方面的因素决定：（一）艺术性的高低；（二）作者知名度与画史地位；（三）历史的长短；（四）作品存世量的多少。如同为一流名家的佳作，前两个因素相似，则历史越久远，存世量越少，其价值就越高。古代书画，除了艺术价值之外，多了一层文物（历史）价值，又因为悠久岁月的淘洗，其数量必然有限，且不可再生。古代书画的珍品，可以比之凤毛麟角，是艺术市场中的稀缺资源。这大约正是当今艺术品拍卖市场对其竞相追逐的原因罢！
古书画的热潮令业界鼓舞，也令研究者欣慰，古书画的价位日渐接近了它的历史的、艺术的价值。热潮又让我们思考，让我们看到它折射出来的问题。
其一，收藏家心理的脆弱，反映在对于著录、出版物和权威的依赖。如前列高价作品，吴彬、徐扬两画均为《石渠宝笈》著录，曾巩书法曾经项子京收藏，萧云从画入邵松年《古缘萃录》，宋克书卷曾经张珩收藏，又入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视著录与权威鉴藏为重要依据没有错，但仍须分析，著录的可靠性如何？即使出自皇家的《石渠宝笈》，所载伪品也不少。八年前，一件《石渠宝笈》著录的王蒙山水画伪品，以数百万高价拍出，邦达老师知道后对我说：“真是笑话！伪作就是伪作，绝不会因著录而改变性质！”权威专家也不能鉴定所有存世之作，重要的是深入的研究。
（明·宋克《草书杜子美壮游诗卷》）
其二，求高、求大、求贵，尤其是对皇族遗物的追求。一件作品，有了皇帝的题跋或印记，便身价百倍。其实有些印记和题跋，恰恰破坏了画面原本的章法、虚实与和谐，它反映着皇家的霸道的占有心态，同样是一种“俗”，与书画本身的高雅、清逸的品质相背离。古代书画的收藏，是一种高雅智慧的、带有浓厚学术气息的行为，一定要端正心态，着眼于学术，从研究着手，才有意义。
其三，跟潮、跟风，对于熟热名头的追逐。跟潮、跟风是不研究或不懂得研究的结果，实际上是缺少自我。书画家名头，历来有大小之别，还有冷热之分。其实，大、小与冷、热都有时间性和相对性。例如清初“四僧”中的八大山人与石涛，他们的作品因有很高的独特的艺术性，即有影响于当时，但却不为皇室接受，清宫基本没有收藏他们的画，仅有的一幅石涛墨竹，还是因为王原祁补画了坡石，由满族官僚博尔都呈进的。八大与石涛在尔后的一、二百年中基本被埋没，直到二十世纪初始被重新发现，渐由冷变热。笔者在拍卖会上发现过八大山人山水真迹，被后人擦款改作了别家的款识，可以想见他那时被冷落的程度。“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也有类似的情况，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存有一幅龚氏山水被割款改为前代名家作品的。再如“四王”，是清初正统派，声名显赫，影响画坛三百年。“五·四”运动时期，遭到陈独秀等革命者的严厉批判，被戴上保守派的帽子，数十年不得翻身，到了“文革”之后，才有被重新认识的机会。而他们的画价，则因为十年前徐邦达老师亲上拍场，高价举下王原祁晚年的山水画，才扶摇直上的。
真正的收藏家必须介入研究，才能具备自我判断力，确立收藏的方向。古代书画尽管稀缺，但延续时间长，唐、宋、元、明、清，悠悠千载，书画家数以千、万计，留下的作品不会很少。唐、宋、元三代的书画，当然稀若星凤了，明、清，尤其是清代的作品，存量并不少。我们只要进入书画史的研究，就可以看到一个广阔纷繁的艺术天地，就能够发现许多有兴味的东西，并由此选择自己收藏的目标，这就大大免除了盲目性。
（清·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
对于冷名头和小名头，前已谈及其相对性。吴彬，相对于董其昌，他的名头既不大又不热，但艺术面貌特殊；萧云从，相对于弘仁，似乎名头也要冷一些、小一些，因为他不在“四僧”之列，然而这是现今的观点，当时恐怕未必如此罢！画史上一些有思想、求变化、善创造的画家，如明代的孙龙、陶成，明末清初的胡玉昆等，名头似乎都偏冷，但艺术水准不同凡响：孙龙的破锋没骨花鸟，影响到后世的泼彩写意；陶成的奇思妙想，见之于花鸟、人物诸方面，给后人以启示；胡玉昆是金陵画家，其山水写意超出了“金陵八家”的范畴，另立了清新灵变的新格。
中国以前的书画掮客，“发明”了许多作伪的方法，其中割除小名头作品款识，改为大名头款识的作法，是最具破坏性的。如前所举例子，把八大山人与龚贤好端端的山水真迹，改变成了热名头或前代人的伪作。这般的事一多，遭殃的次等名头或当时偏冷名头的作品的存量，便日渐稀少，甚至造成了画史上的失衡，大名头、热名头的作品多，小名头、冷名头的作品少，甚至无处寻觅，给研究者带来了困难。
笔者有感于斯，便确定了搜觅“冷”名头作品的目标，当然前提是必须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还包括两个曾经被画坛忽视的专项：女性书画和释氏书画。十余年来，每有发现，收获不小。我确信，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为书画史的研究补缺的，信心与快乐也因之而生。
收藏和研究同乡前贤的书画，是另一个很好的取向，我也不例外。祖籍扬州，生活在南京的我，关注着两地前贤的书画。这类收藏活动，含着浓浓的乡情，可以为地方文化艺术史研究提供可贵的实物资料。
（明·吴彬《十八应真图卷》）
古代书画收藏的最大困难是鉴定。艺术品鉴定是一门比较与判断的学问，前提是需要确实可信的实物标本作参照，这些标本要鲜明的存在于胸。每个书画家的艺术面貌大都有早、中、晚的区别，标本就不能是一个。所以一个好的鉴定家胸中，必有许多不同时代、不同风格面貌的艺术标本。面对作品，心目中的相关标本形成的种种指标，便是你检验、比较和判断的依据。现时博物馆、美术馆的开放，印刷、传媒的发达，都为鉴定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大量地看，反复地看，比较着看，带着问题看，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并由此举一反三，加之周详的考证，便能渐渐悟出规律，了然于胸了。兴趣加之研究，久而久之，必有所得！
鉴定的难度，还反映在作伪者的狡诈。他们周旋于鉴定家和收藏家之间，了解鉴定家的诀窍，也了解收藏家的心理与爱好，竭尽投机之能事。现代发达的科技，也常为他们所利用，传统的作伪方式加之现代相关高科技的融合，是不可小视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是。鉴者、藏者面对“劲敌”，首先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了解造假者的伎俩，摸清造假的动向，做到知己知彼。还要摒弃片面和侥幸的心态。
前年，在北京一家拍卖预展中看到一件大气磅礴的草书卷，一望而知是陈道复的手笔，无款，仅钤有二印，印文却是祝允明。字卷结尾部颇局促，显然陈氏名款被割，后添了祝氏伪印。这必是旧时吴门书画掮客所为，因为祝允明长于陈道复，其书当年称明代第一，声名在陈之上。笔者甚爱道复大草，拟借以学习，故托友人代竞此卷，举至五十万尚不可得，当为他人拍去。未知得此卷者，可知其中奥妙？
（宋·曾巩《局事帖》）
艺术市场带着神秘复杂的色彩，涉足其中，趣味盎然，这并非个别鉴藏者的感受。这里鱼龙混杂，可以锻炼眼力，可以考验智慧，可以测量水准。它是令人心跳不已的高雅游戏，当你遍尝了苦涩，甘甜便离你不远了！
二〇一〇年春于南京爱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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