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和潘天寿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师，由于各自人生经历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心性，成就了各自的艺术审美追求。张大千的荷花作品以韵取胜，充分展现佛家莲之高洁、和善重生的大爱之美；潘天寿的荷花作品则以气势震撼人心，表现出时代赋予的自强性格，和他发自内心的强大自信。二人荷花作品一柔一刚对比鲜明，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中刚与柔两个极端的典范，正因如此，特将这两位大师的荷花杰作进行对比欣赏。

　　张大千一生钟爱荷花，用他自己的话说：“赏荷、画荷，一辈子都不会厌倦！”张大千爱荷、画荷不仅是因荷花形象适于笔墨抒发，和周敦颐《爱莲说》的简单影响。他爱荷、画荷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曾在21岁为逃离家事烦恼，在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他家原本信天主教，但他对佛教极感兴趣），“大千”这名字就是逸琳方丈为他取的法名。他短暂的僧侣生活造就了他对佛教的虔诚和热爱，从他日后那么虔诚、执着地临摹敦煌壁画就可得到印证。莲在佛教中象征“净土”“再生”的生命涵义，深深影响了张大千荷花作品的审美，他的荷花作品多用素雅之色，表现荷的轻柔、舒缓、圣洁和清净，作品毫无躁气和造作俗态。无论荷叶还是荷杆以曲取势，荷叶卷舒有致，舒展柔和，荷杆更是修长柔韧的S形曲线，曲势、舒缓的造型与柔和淡雅的色彩将中国绘画的柔美表现到了极致，但他的功力做到了柔而不媚、柔而不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画荷还有独到的见解：“中国画重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并且他还认为画荷与书法有着密切关系，他说：“画荷需要正、草、篆、隶四种书法技巧，字写不好，荷也画不好。”还说：“画荷花的杆子要用篆书，叶子则是隶书，瓣子（花瓣）就是楷书，水草则用草书。”当然这是他画荷的个人体会，不是绝对地让别人也要这样画，只是将书画同源的道理讲给大家。

　　张大千认为绘画最重要的是：首先师古人心，而后细致观察写生。所以他非常喜爱养荷。他常年养荷、观荷，长期的写生观察使他对荷花生长规律极为清晰，但他认为：“知道花形容易，知道花卉的性情就困难了。”故此，他对荷花的风、晴、雨、露和四时、朝夕之情态做了更加精心的观察和研究。他通过长期的观察体验，完全将个人心性和荷花性情融为一体，成就了荷花高洁、和善、空悠的禅境。

　　潘天寿的画荷风格则与张大千极尽柔美的面貌完全相反，他画的荷花刚直、强悍、壮美，从造型到用笔用墨刚至极点，荷叶造型方直，荷杆以方折直线取势，用墨酣畅、响亮、厚重，气势开张。潘天寿画荷给人以精简劲挺、刚直强悍的感觉。他的画面极简，但在构图的位置经营上极为用心、精致，分间布白非常讲究，黑白节奏强烈鲜明，构图极具平面构成的纵横美感。他的荷叶形象最具特色，高度概括不求形象的小起伏变化，阔笔直下酣畅雄放。

　　潘天寿的画风完全来自于他刚直坚定的个人品性，他儿子潘公凯曾谈到他父亲性格时说：“他的谦和、木讷和他内心的一种坚强有力和自信在他身上体现得特别统一。”而潘天寿的这些性格完全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他7岁时母亲去世，形成了早熟、寡言、独立的性格，加上他成长在国家受列强欺凌的时代，在潘天寿心里埋下了极强的民族自尊情节，他的人生历程造就了他绘画追求雄强、开张的风格。

　　潘天寿主张：“艺术之高下，全在境界。”他道出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追求，说清了中国绘画的本质。他还强调：“笔墨精神的传达是中国绘画本质特征，中国画重笔墨、重神韵，而不求表面的形似……艺术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一方面向古人吸收技法，另一方面从自然界和生活中提炼精华。写生要活写，不能死写，好的作品应比生活更美好。”从他的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再反观他的荷花作品，会发现他的荷花充满生活感受和精神寄托，他通过荷花题材表现出内心自信、自强的中国人风骨。潘天寿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位大师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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