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时代的来临及其反思——写在“南京大学艺术理论文丛”出版之际
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组织撰写的“南京大学艺术理论文丛”第一批7部著作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20世纪曾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21世纪或可成为艺术理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我们知道，艺术的扩界，让当今时代越来成为一个“艺术的时代”，艺术不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等着被膜拜的对象，而是“转角”甚至足不出户就可遇到的东西。当今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而“图像转向”、“空间转向”、“视觉文化转向”也都在为生活的艺术化提供助力。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有意识地、大范围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化观念和生存现实。但生活的艺术化不仅指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地为艺术所渗透，而且也指当今时代的人们有更多机会走向博物馆、艺术馆，让参观艺术、欣赏艺术成为他们高雅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国家对于艺术教育的大力倡导，无疑也会鼓励更多的人学习艺术、接触艺术，从而推动生活艺术化的趋势。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这一艺术化倾向，无疑为艺术理论的出场提供了时代契机和现实土壤。
艺术理论时代的到来，不仅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更多与艺术相遭遇的机会，而且还因为艺术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巨不仅让一般的艺术爱好者困惑不已，就是一些专业研究者常常搞不懂究竟什么是艺术了。其实在20世纪初，艺术的剧烈变革已经发生，自从俄国艺术家马列维奇于1913年展出他的《白底上的黑方块》以来，自从法国艺术家杜尚于1917 年把那个小便器抱到博物馆参展以来，艺术就开始不断地以激进的姿态挑战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对艺术的欣赏与接受已经不能主要靠传统美学所推崇的视觉、知觉来完成，而需要艺术理论、艺术知识的作用。画家可以不画任何具体的物，画家可以不画任何画，艺术家甚至可以不“制作”东西，而他们仍然可以成为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仍然可以成为杰出的艺术品，而使这些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甚至成为杰出艺术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艺术理论”。这一点在当代艺术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就像阿瑟·丹托在《艺术世界》中所说的，“正是艺术理论的作用(近来总是如此)使艺术世界乃至艺术成为可能。”尽管当初马列维奇强调他的画是反对“物与概念”的，他画的只是“感受”，但离开艺术理论的解释，是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他期望的“感受”的。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会让艺术的探索越来越激进，艺术理论的作用因此也会越来越彰显。这就是说，艺术实践活动领域出现的巨大变化，也会使得艺术理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马列维奇艺术作品
当今艺术实践活动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艺术观念剧烈变革上，而且表现在新兴的艺术类型的大量出现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崛起，人工智能取得越来越大的“战绩”，当今时代也被宣称为“技术时代”、“信息时代”、“媒介时代”，“后人类时代”，综合运用各种新媒介、新技术的艺术文化形式也不断出现。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既使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传播等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也改变着我们与艺术和技术的关系，影响着我们的艺术文化生存实践的方式，并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人类的未来命运的欢欣或忧思。这种由科技革命导致的艺术实践活动的变化与由艺术观念的变革带来的艺术实践活动的变化一样，都召唤着艺术理论的出场，等待着艺术理论能对当代艺术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变化、各种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人工智能与艺术
对于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者来说，说21世纪或可称为“艺术理论的时代”，还有一个特别的依据。我们知道，在1997年，艺术学被列为文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学科门类”之一，原来下设的同名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为避免与学科门类名称相同，更名为“艺术学理论”。这也就是说，尽管艺术学研究在中西方早已存在了，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的名称却是在21世纪的中国产生的。虽说不专门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我们照样可以进行艺术理论研究，但官方学科的设置，无疑为艺术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上的保证。
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上，艺术理论主要从属于美学学科，虽然西方历史上的美学也没有“亏待”过“艺术理论”，西方美学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还被称作“艺术哲学”，但美学本来的名称不应该是“艺术哲学”，美学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专门研究艺术并等同于艺术哲学的，把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是把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大狭隘化了，导致了西方美学对自然、身体和日常生活审美的忽视，并且还容易把美看成对象化的现成的东西。当代西方美学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研究受到实用主义美学、日常生活美学和环境美学的解构，尤其在当前语境下，美学已经不是艺术哲学的必然代名词，更已经不再把艺术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重心了。当代美学的变革几乎让艺术成为美学“弃儿”的时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正是恰当其时。它不仅有利于美学恢复应有的宽广范围，它也使艺术理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更为合法正当的位置。我们知道，即使哲学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美学对艺术的研究也是有局限的。因为，通常说来，美学倾向于思辨性，它倾向于艺术的本质、本体之类的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和界说，这些根本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更深入全面地细致地理解艺术，仅关注这些根本问题、仅运用思辨的方法是不够的，艺术的本质、本体和特征，艺术的创作、接受与传播、艺术作品的构成与形态，艺术的价值与功能，艺术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都是需要关注的。这也正是当初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提出要把艺术理论(艺术学、艺术科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的时代在体制上完成了德索在当时未能完成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学界对世界学术研究的一个独特贡献。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立，使得艺术研究、艺术理论在制度上有了更适合它的“家园”，这无疑会促进艺术理论在当今时代的繁荣与发展。
“南京大学艺术理论文丛”首批收录的7部著作，汇聚了南大艺术学院一个时期以来的重要艺术理论研究成果，或可看作对这个刚刚开端的艺术理论时代的一个呼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这些著作涉及当今艺术理论研究中各个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展现了艺术理论研究的复杂多维的面向，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视域，并有意识地关注理论建构与艺术实践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这套文丛中的成果，既有对艺术基本问题的艺术理论层面的解释，也有对各门艺术具体问题的分析。既涉及对艺术学理论这门新兴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名称、对象、边界、谱系、知识生产等问题的讨论，也涉及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先锋艺术、当代艺术、艺术终结、超越美学与审美回归等核心观念和重要问题的梳理，既涉及对各门类艺术，如绘画、戏剧、电影、舞蹈等的具体研究，也涉及对当代中国艺术现象的富有挑战性的批评。既涉及到当代艺术观念的变革和当代艺术理论的建构，也包括对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出现的新媒介艺术的研究，以及从后人类语境出发对当代媒介文化的重要议题的关注。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艺术理论与视觉文化、大众文化，艺术理论与语言符号、时空意识、生态伦理等，也都是这套丛书中的重要内容。这套文丛中的成果不仅力图为当今艺术理论研究贡献丰富的议题，也力图在当下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在一种全球化语境中，通过一种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探索构建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可能体系。
我们知道，“艺术学”这一概念于19世纪末由德国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经宗白华、马采引进到中国，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在20世纪80年代重又引起一些学者的热烈的讨论，后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于20世纪末在中国的学科设置中成为二级学科，在21世纪初又上升为一级学科，并更名为“艺术学理论”。但“艺术学理论”这一名称自从提出以来，便引起诸多争议，这使得人们在谈论这一名称时很难做到完全统一。人们在谈论艺术学理论时，有时用它上面门类名称把它称作“艺术学”，有时用它下面的二级学科名把它称作“艺术理论”。因此本文丛的“艺术理论”也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它主要是在一级学科的含义上使用，但有时也具有二级学科上的某种含义。但即便做出这样的界定，但对于什么是艺术理论，仍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难题。这种争议一是表现在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上，二是表现在如何看待艺术理论的边界上，也即如何把它与美学、与门类艺术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区分开。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认为，艺术理论的对象实际上是存在着层级的。艺术理论既可以研究一般的或具体的艺术，形成一种“原发艺术理论”;也可以侧重对艺术学科本身进行反思，形成关于艺术理论的“元研究”，艺术理论也可以对有关艺术的各种研究进行研究，这就又形成了艺术理论的“继发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理论是把艺术科学与艺术哲学综合起来的、包含着学科自身反思的、研究艺术及其相关研究的学问。在艺术理论的边界方面，我们始终认为，艺术理论是一种开放的空间，它具有“居间性”和“跨界性”。我们无须为艺术理论划定一个清晰固定的边界，而只须为它勾画一个大致的“虚线轮廓”，以方便它与相邻学科的互动。艺术理论介于哲学性的美学与各门类艺术理论之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美学的哲学资源，把艺术哲学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又要深度介入各个艺术门类的具体问题，把具体艺术现象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终极基础，对艺术进行跨学科研究，朝向艺术理论的开放谱系，培育生长中的艺术理论“树形图”。本文丛在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了这一总体观念。
但我们相信，就像没有固定类型的艺术，也没有固定类型的艺术理论研究，艺术与艺术理论都走在探索的路上，都处在不可限定的的生成变化之中。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今时代，艺术对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重要，艺术理论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广泛的作用。艺术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越来越深入广泛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且因为艺术可以创造一种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生活形式。法国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说，“艺术是一种会面状态”，它比可以在一个私密空间阅读的文学更是一种公共“交流领域”，“每一件特殊的艺术品都是住居到一个共同世界的提议，而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与这世界的关系飞梭，而且会如此这般无止境地衍生出其他关系。”(伯瑞奥德《关系美学》)艺术理论要想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它也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它也必须把自己置于各种关系之中，把不同学科领域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揭示艺术作品之内以及艺术作品与外部的其他各种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有有助于建立一种对话交流的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艺术理论便获得一种生态人文性的新质。当今人们所说的“后人类时代”，不只是说由于高科技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而且它还标志着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一种“接合各种独特宇宙与罕见的生命形式”的共在能力，一种包容差异，能对包含人类但又不限于人类的所有存在者表现出更高尊重的伦理态度。我们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长时期以来都已经习惯了从人类自我出发思考一切问题，现在是应该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艺术理论并不只是用来解释艺术的，它也不只是处在艺术之后或之外，只是负责对艺术进行附加的、后续的解释，艺术理论与艺术一样也扎根在生活现实世界之中，艺术理论也可以通过艺术解释表达艺术理论家对于存在、对于世界的看法，并有效地影响或构成艺术活动的本质。艺术理论因此也要对各种艺术文化现象发挥引领和批评作用，并最终有助于塑造将所有存在者敞开并联成一体的诗意化的生存现实。
我们期待这套“艺术理论文丛”的出版，能够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对于艺术理论及相关问题更为深入广泛的思考与讨论，也期待本套文丛的出版能够让那些热爱艺术的人发现他们更爱艺术的理由与根据。
注：赵奎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发表于《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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