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盗运故宫古籍始末新探
http://www.socang.com   2019-07-10 17:30   来源:收藏快报 达森/四川

 

 

《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刊载溥仪及其妻妾生活照。

  “赏”出去的故宫国宝 

  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逊位后,民国政府允许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及其身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依旧养尊处优,挥霍无度,还仍旧殚精竭虑,密谋复辟;而民国政府因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又连年拖欠原来允诺供给的皇室生活经费。无论是为复辟计,还是为眼前与未来的生活计,溥仪等盗运、变卖故宫历代宝藏的行径开始上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所刊,“溥仪赏溥杰书画目”,载有赏书清单。

“溥杰收到溥仪赏赐书籍书画目”(局部),辑印于《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罗福颐所摄照片之一组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开始,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驱逐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来源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巨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看守护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北货”或缴或收,尚有一批回归国库。但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遗散各地,至今不可确考。 

  在这些不可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赏赐名义,或以委托方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关注,各方倾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不同,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古籍,在当时尚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上述品类的文物相比,市场追捧的程度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为水火、蛀蚀而自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证溥仪当年究竟“赏”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类若何也无从确证。所以,近百年来,这批“赏书”的命运,关注者并不多,即使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不能得出确切数据与结论。 

  赏书目录浮出“冰山一角” 

  目前能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重要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中刊布出来,才首次为世人所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牢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过去,伪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伪满皇宫中的故宫珍宝流散,故宫博物院又重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再次将溥仪以“赏赐”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郑重通告全国民众。至此,上个世纪20、30、40年代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大白于天下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驱逐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委员会即宣告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清宫物品,防止清宫珍宝与文物流散。1924年11月7日大总统令曰:“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一年之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充公、君主宝藏心尽为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七月十三日起,至九月二十五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十二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那么,这二百余种“精华”古籍,在目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赐”,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提及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仪自传揭露国宝去向 

  溥仪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忆述过这段“赏书”佚事。 

  按照溥仪的忆述,这批故宫旧藏善本,在天津变卖了几十件之后,曾经运至长春。后来,这剩余部分中的一部分又被他带到了通化。不过,再到后来,他也不知道这最后这一丁点剩余的善本确切下落了。颠沛流离的傀儡皇帝,他手中变卖出去的故宫珍宝何止千万,哪里还有心思去挂念这些残纸零篇,这批古籍从他记忆中消逝而去,原本亦不足为奇。 

  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序言称,据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一千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得书籍九十二种,分装十三箱,自长春运往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间。当局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录”一种抽印小册,广为传布。对外宣称,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说法确切,那么,溥仪“赏书”在当时,至少还有一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院方面回购了多少,则无从可知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即溃逃到台湾,回购溥仪“赏书”之事,恐怕亦早无下文了。已经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飘洋过海被转运至台湾,才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定夺之事了罢。 

  国宝珍本终迁台 

  片羽鸿迹留存照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的92种、13箱故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后,于沈阳一家银行,秘密存有4箱古籍,应当皆是当年以“赏书”名以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古籍由沈阳博物院接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全部留在了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往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原来,在1948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台湾,是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其中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存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等重要古籍。在这批精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当年由沈阳博物院接收而来的溥仪“赏书”序列中,也被挑选了一部分出来。当时由国学大师罗振玉之子、著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1905—1981)先生拍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全部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档备考。 

  据笔者所知,这批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料公布出来。幸运的是,约三四年前,笔者曾有幸获见北京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1933—2003)旧藏的一批照片,对探研溥仪“赏书”曾有多少被迁往台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观的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一枚。卡片上为俞伟超钢笔题记:“一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行。由沈阳博物院接收,后与故宫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当时,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存最高编号为91,可能有缺失。经逐一比对,发现这批照片编号并非只是“摄其首页之景”;有同一册古籍不同页面被各自拍摄,这样的情况出现过5次。换句话说,即不能按现有编号,认定为91张照片即为91册不同的古籍之影像。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册数为52册。 

  值得注意的是,从“溥仪赏溥杰书画书籍目”中所著录古籍来考察,溥仪当年赏书均是成套整部地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散的种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经过长时期流散,大部分已残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从这些照片上的图像来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让人惊叹不已。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张,所以仍无法确证当年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古籍,同时也不能因之确定,最终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多少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浮出水面”,历史的真相方才会露出“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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