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铭刻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籀(zhòu,音骤)篆文等。这种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汉代的青铜器已经从以祭祀为主的礼器，转变为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实用器，其上的铭文从形式、内容到语言、文字，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近期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的青铜器，多有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它们普遍比商周时期的铭文易认易懂，且文字简炼、内涵丰富、刻制娴熟、书写优美，极大地增添了青铜器本身的气韵和品味，再次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西汉社会汉字书写的实物资料。 

　　1．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难道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yǒu，音酉），真的会出现在西汉的海昏侯墓中？没有错。海昏侯墓中还有一件东周的青铜缶，只不过上面没有铭文，不在本文鉴赏之列。 

　　在后世的墓葬中发现前世的珍贵物品，这并不奇怪。海昏侯刘贺是一位西汉时期的收藏家、鉴赏家，以他当过帝、王、侯的阅历，见识过宫廷顶极珍玩的眼力，家有千金万贯的财力，以及敢作敢为的魄力，收藏这件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提梁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有隆起的盖子，有弯曲的提梁，有较高的底座，它的文字就铸刻在底座上（图1）。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这件青铜提梁卣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距刘贺当海昏侯时已有1000余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是如何传承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是铭文中却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图1

　　青铜提梁卣底座铭文初看为三字，细辨为四字，即“子畯父乙”。畯（jùn，音俊），《说文解字》：“农夫也，从田”。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从事管理奴隶耕种的官员。 

　　“父乙”，粗看似一字，细看确为两字。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而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因为西周时期的贵族们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的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的。 

　　从铭文中可知，这件用于祭祀的西周青铜提梁卣的第一位主人是子畯，最后一位主人是刘贺。他们相距上千年，人去物在，提梁卣上的各种纹饰以及属于商周时期大篆体的铭文，诉说着时代的沧桑。 

　　2.“昌邑籍田”青铜鼎 

　　鼎，是青铜器中的最为重要的礼器，是权力的一种象征。昌邑籍田青铜鼎（图2）的出土，是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

图2

　　此鼎出土于东藏椁厨具库南侧，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昌邑。无疑是指昌邑国或昌邑王，证明这件青铜鼎属于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有两代，第一代是刘髆（bó,音搏），在位11年；第二代是刘贺，在位13年。这件青铜鼎似应在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如今北京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每年清明时节举行“籍田礼”的地方。《左传》说：“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汉书?文帝纪》诏：“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zī，音滋）盛。”看来，此鼎是为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这反映了西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hú，音壶）。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就是说，一斗约2000毫升，这件青铜鼎的容积是10斗，为20000毫升左右。商周时期的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而实用功能增强，于是可以用来盛水、盛酒、盛粮食，久而久之，便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有人错把“容十斗”解读为“容十升”。其实，无论是大篆体还是小篆体，斗与升两字都是有差别的（图3）。在斗与升之间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是汉代的容积单位大大小于今天的容积单位。以斗为例，汉代的一斗只有2000毫升，而现在的一斗却是10000毫升，相差5倍。因此很容易产生认知上的错觉。

图3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换算下来，此鼎净重量不超过现在的24斤。标明此鼎的净重量，一是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二是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家里的青铜鼎不止一件，至少有二件以上。事实上，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同类青铜鼎还有多件（图4）。

图4

　　必须指出的是，汉代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而实现国家的高度统一，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郡县和王国，统一境内的度、量、衡。在青铜器鼎、壶、鋗、鉴等器物上，刻铸准确的容积、重量等铭文，使它们成为一个地区度、量、衡的标准器，对于纳粮交税、公平交易，进而实现国家的经济和行政的统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3.“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xuān，音宣）。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此件青铜鋗（图5）敞口，有流，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上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图5

　　——昌邑食官。是指昌邑国的食官。在刘贺墓中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有用针刻的“食官”二字。据查，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同庖)人。颜师古注明：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胞人主宰割。他们的分工十分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还会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量。与昌邑籍田青铜鼎相比，容积相同，均为十斗，重量却相差18斤，约合现代的9斤左右，主要是鼎的三足和双耳占去了相当的重量。由此可知，在相同的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这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是汉武帝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立，第二年为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即昌邑二年。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估计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目前发现的汉代青铜器或漆器铭文中的年代，大体有三种纪年方式，即汉廷纪年、王国纪年与割据政权纪年。汉代从汉武帝开始有了年号，全国使用统一的年号纪年是汉廷纪年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各诸侯王国不但“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而且也有自己的纪年，他们制作的青铜器或漆器铭文一般使用本国纪年。纪年表示的是制作时间或铭刻时间，也有表示转送时间或购买时间的。不过，诸侯国分为王国与侯国，铭文中常见王国纪年，未见侯国使用自己的纪年。这也许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性规定，只有王国可用自己的纪年，侯国不得僭越。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与上述铭文相差不多，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图6）。说明这两件青铜鋗都是同一年制造的，而这件青铜鋗明显偏小，容积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因此，净重量也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强。汉代一斤是16两，因此铭文中出现了“十三斤十两”这样的数字。

图6

　　4.“昌邑宦”银烛定 

在海昏侯墓的不同部位，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青铜灯具，包括雁鱼灯、连枝灯、豆形灯、釭形灯、行灯等。但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它们有喇叭形圈足，有圆形灯盘，有纺缍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图7）。

图7

　　——昌邑宦。是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仕也，从宀，从臣。”也就是说，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的，由昌邑国的官员管理着。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 

　　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从照片上判断，这件器物并非纯银，很可能是银、锌、铅、铜的合金，只不过银的成分相对大一些。 

　　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人们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说文解字》注：“定，从宀，从正。”“锭，镫也。从金，定声。”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是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定（锭）的标准器型一般由盘、柄、喇叭状足三部分组成，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伞盖。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的燃料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松脂油、煤油、花生油或者其他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豆形灯盘上的支钉，就是用来插烛的。汉代时烛是贵重物品，穷苦的老百姓是点不起烛的，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这是银烛定的净重量。汉代一斤等于十六两，六斤十四两也就是差二两不到七斤，相当于现在的三斤半弱。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图8）。看来，这个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是非常隆重的。

图8

　　在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铜豆形灯的喇叭形底座，虽然已经残破，但其上有铭文“南昌”二字（图9）。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带有“南昌”字样的器物。但它是否就是指海昏侯国所在的如今南昌地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图9

　　5.“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十二枚，为一套。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共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十枚左右。而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一共有十二枚，是最多、最完整的（图10）。这对于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图10

　　铜环权就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砝码。然而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衡器中并没有天平、砝码、杆秤和秤砣之类的称谓，只把这类器物统称为权、衡，并且“称”与“秤”也常常互用。颜师古注：“锤者，称之权也。”高诱注：“称锤曰权。”《汉书?律历志》说：“谓为锤之形如环也。”这种铜环权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江南地区，而在楚国境内使用较多。秦汉时期全国通行的主要是鼻纽形权，但从出土文物看，在江南以及四川、甘肃等地仍在使用铜环权。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当时有个俗号，叫“肉倍好”。肉，是指整个铜圜；好，是指中间的孔。“肉倍好”是指这种铜环权的圜的厚度是孔径的两倍。《汉书?律历志》说：“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上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图11）。

图11

　　——大刘。是刘贺在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平民百姓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玉印：“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再次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当过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是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的。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量。从图片上观察，这套12枚铜环权可以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现在已知最大铜环权为一斤即16两，而最小铜环权为5铢，与汉五铢钱的重量相等，其余四组推测应当分别为8两（半斤）、4两、1两（24铢）、半两（12铢）。据此判断，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使用它们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指出：“这种小型权衡器当是伴随着称量货币的通行而大量制造，以供商品交换使用的计量器具。”这就进一步说明，当平民百姓的刘贺，一直热衷于经商赚钱。 

　　6.“见日之光”青铜镜 

　　目前所知，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计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图12），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图12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旋可辨别8字，为“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中早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见日之光。这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由于有“见日之光”的铭文，这里姑且把它命名为“见日之光”青铜镜，简称“日光镜”。据史料记载，这种“日光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千百年来，许多学者都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无法破解。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才找到答案。原来，所谓透光，不过是一种映象，当研磨镜面时，镜背凹凸的纹饰就会因物理原理产生镜面曲率变形，形成与镜背相应的但肉眼无法看清的起伏纹理，当阳光照在镜面时，那些与镜背相应的起伏纹理便会反射出来，自然放大，产生神奇的效果。 

　　——相忘长毋。是“长毋相忘”的倒装句式，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当时的镜工很可能不明其意，颠倒过来刻在范模上，成了倒装句式。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 

这面日光镜的外圈栉齿纹之间也有铭文，从右向左旋，共计32字：“盥絜清而白，事君怨污之，弇明玄锡之，流泽疎，而日忘，美人外，承可兑（悦），靈願永思绝”。大体意思是，生前以清白之身跟随着君子，死后还要像每天洗脸后照镜子一样取悦于君子，永远相思相爱。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一面为31字，一面为24字，与上述铭文大同小异，只不过有多处增字、删字、减句（图13）。在这三面铜镜的铭文中，共同表达的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图13

　　此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还有“海”字青铜烙马印（见光明网发拙文《烙马为记：见证古代马政管理的刘贺“海”字大铜印》）。特别是在一套七件的青铜甬钟上，有多处铭文（图14）。由于图片不清，很难辨认，因此这里不赘述。

图14

　　汉语与汉字，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传承不息的血脉。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汉字书写在西汉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以往的青铜器铭文，多以铸造为主，刻字为辅；而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却相反，以刻字为主，铸造为辅。除了镜铭是与纹饰一起铸造上去的以外，其他铭文大都是用锋利的刀子雕刻在青铜器上的，而且刀法异常流畅、圆熟、自然、深刻。其实，从书法艺术的源头上看，最早的中国文字就是以刀为笔，刻在甲骨上或石头上的。因此，古代刻出来的字，比铸出来的字或写出来的字，更能体现早期汉字的真实面貌和时代神韵。 

　　二、西汉时期是汉字书写变化最迅速、最广泛、最活跃的历史阶段，这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文化的提升、外族的融冾以及对外征战的胜利，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青铜器上的铭文看，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海昏侯墓青铜器上的“鼎”、“造”、“两”等字，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图15）。特别是镜铭上，常见反书、缺笔、简划、省偏旁、漏字等文字缺陷，几乎没有什么规范。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如“重”和“籍”两字，差别就显而易见（图16）。再如，“大刘”二字在玉印上写的与在铜环权上写的，差别也不小（图17）。有的专家做过统计，汉代铜器铭文中简化的方式主要有五种：即省略笔画或偏旁、整体简化、截笔、借笔、草化；繁化字虽然不多，也有两种方式，即增加表意偏旁与加饰笔或赘笔。这些简化字、繁化字大都没有得到传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淹没了、淘汰了。汉代铭文上的通假字也很多，有的本字与借字并见于铭文，有的则只见借字而不见本字。其实，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规范也是一种“规范”，即允许人们按照实际的需要去创造，去使用；创造多了，使用多了，再由专人去分析，去对比，约定俗成，最后才逐渐统一规范起来。这样，文字是鲜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完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脚步变化着、前进着。

图15

图16

图17

　　三、西汉时期汉字书写的最大变化是字体走向多样化，从而奠定了各种书体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战国时期各国使用大篆体的基础上，由李斯等人创造了小篆体，然后以国家行政的力量，颁布天下实行，成为官方文字的规范。汉承秦制，官方通行的文字仍然是小篆体，例如海昏侯墓出土的两方玉印：“刘贺”、“大刘记印”；一方青铜印：“刘充国印”；以及青铜烙印：“海”，都是非常规范的小篆体。但从同一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看，这种小篆出现了明显的变体，而变化最大的是字形由长变扁，笔画由圆变方。“昌邑籍田铜鼎”上的铭文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实例（图18）。人们把这种字体称为篆隶体。

图18

　　篆隶体虽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字体，但却是汉字发展的一次重要蜕变，也是西汉时期的一次重要文字改革。这次蜕变与改革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篆隶混杂。有时是篆中有隶，有时却是隶中有篆。多见隶书中残留着篆书的笔画。像银烛定中的两处“燭”字，都将“勹”的后一笔拖长写成圆弧状，完全是篆书的笔法。这说明，当一种新的字体脱胎于旧的字体时，往往会带有旧的字体的许多基因和痕迹。汉字书写既有遗传性，又有变异性。遗传久了会产生某种变异；而变异多了又会在新的遗传中得到巩固。 

　　二是自下而上。篆隶体并非像当年的小篆体那样，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广开来；而是依靠它书写简便，易于识别的优势获得民间的认可，从而广泛传播。刘贺作为昌邑王、海昏侯，属于西汉上层社会的精英，他的家族在青铜器物上使用篆隶体，说明当年这种字体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了。 

　　三是相对混乱。篆隶体的存在期，就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反映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就是文字的讹误现象，包括缺笔者、漏补者、漏而不补者、错讹者、衍文者、讹混者、穿笔与连笔者。汉字书写总体上是稳定的，这样的混乱现象只出现在西汉时期，其他时期则很少见到。 

　　四是延续百年。篆隶体在青铜器上大量出现，最早是汉武帝时期；到新莽时期已经完全成熟；至东汉时期便被真正的隶书取代了。这期间经历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之久。对比百年前后青铜器上的字体，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篆书笔法逐渐褪去，完全演变为隶书。与此同时，篆隶体在退出历史舞台前又催生出汉代的竹简体、隶草体和行草体，甚至是黑体字，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上的“上、中、下”，就是非常典型的黑体字。汉字字体的演变进入到一个最为繁盛的时期。 

　　四、在汉字书写的历史上，当一种字体被另外一种字体取代以后，并不会永远消亡，仍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像小篆取代大篆、隶书取代篆书、楷书又取代隶书，这个过程并没有使那些古老的篆书或隶书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面貌代代相传。这是因为汉字书写的历史，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源头与流派不断汇集起来，延续着、滋润着、壮大着漫长的江河水滚滚向前。而汉代出现的篆隶体，尽管是一种过渡性的字体，流行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但这种字体毕竟处于汉字书写的源头位置，属于一种早期的流派，因此，它的生命力不仅保留在汉代青铜器的铭文上，而且融入到后世的书法中。只要认真挖掘这种篆隶体中各种有价值的书写成分，就能使二千多年前的古老字体，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当今汉字书法的一股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