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巍
代尔夫特青花之谜
路灯的柱子是青花瓷的,邮局的邮筒是青花瓷的,市集上的小摊铺上摆满了青花瓷的盘子和碗,甚至连小汽车也有青花瓷款的……
去年夏天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小城,我们与各式各样的“青花瓷”不期而遇。
一个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小城,为何如此痴迷源自中国的青花瓷呢?如果仅仅是喜欢瓷器,为什么不钟情于汝窑、钧窑等其它品种的瓷器,为何单单只喜欢青花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参观了代尔夫特的皇家蓝瓷工厂,在交流的过程中,渐渐解开了谜团。
在遇到青花瓷之前,荷兰人就已经对蓝色和白色情有独钟。蓝色,是海洋的颜色,世代靠海而居的荷兰人,认为蓝色是最高贵的色彩,至今欧洲的语言中“蓝血”一词仍是贵族的代名词。而白色,在荷兰人心中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象征。荷兰的国旗由三种颜色组成,其中就包括蓝色和白色。
1602年,东印度公司将一艘葡萄牙商船上的青花瓷运到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立刻引起轰动。器形优雅、质地坚固的瓷器已经令荷兰人爱不释手,而瓷器上蓝白搭配的美丽青花则更让他们为之痴迷。由于葡萄牙人不肯说出青花瓷来自哪里,这批青花就以这艘商船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克拉克瓷”。
此后,东印度公司千方百计寻找到瓷器产地——中国景德镇,并大量进口青花。由于海洋运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青花价格昂贵,只有皇族和富人才买得起。后来,荷兰人在代尔夫特建立了皇家蓝瓷工厂,开始“山寨”中国的青花瓷。
受温度与配方的局限,荷兰人烧制出来的“青花”只是一种易碎的陶器,而不是真正的青花瓷。一开始他们简单地模仿东方风格,由于质地较差,被中国瓷器将市场几乎挤压得消失殆尽。但随着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海禁,从中国进口瓷器变得困难重重。聪明的代尔夫特人看到了机会。
他们尝试着在青花瓷上加入西方绘画技巧和荷兰元素,使之更加符合当地人的审美。此外,工匠们在黑色染料中加入不同比例的水,得到深浅不一的蓝色,大大加强了代尔夫特蓝的艺术表现力。通过上述改造与创新,到17世纪末期,代尔夫特皇家蓝陶畅销欧洲。
进入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代尔夫特皇家蓝从“陶”晋级为“瓷”,且品种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漫步代尔夫特小城,随处可见青花瓷的元素,恍惚间如穿越回China。
元青花之谜
探寻了代尔夫特青花瓷发展历程后,不禁让人对中国青花瓷的产生更加好奇。
青花从唐朝就有了,但那么多的唐诗宋词留传后世,怎么却没有几首赞美青花的诗词?
原因在我看来有以下两点:
其一,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导致唐宋时期烧制出的青花,尚处于易碎的“陶”的阶段,胎体的白与细腻度、花色的鲜艳度都不够“惊艳”。这个时期的青花,与后世的元青花相比,还相差甚远,属于陶瓷世界里“粗颜陋服”的小配角,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其二,青花的蓝白配色,不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唐人开朗、热情,更钟情于绚烂的唐三彩;宋人细腻、婉约,更喜欢“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汝瓷。再加之技术上的局限,使得青花在唐宋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遗憾地错过了李白和杜甫的目光,错过了苏轼与李淸照的赞颂。
但是,元朝来了。元朝令青花“脱胎换骨”,从配角一跃而成主角,成为瓷器中的名流显贵。
那么,元朝人为何在万千瓷色中独独钟情于青花呢?
元朝的统治阶级是蒙古人,而蒙古人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和蓝色。白色在蒙古语里是“查干”,在蒙古有白色的羊群、白色的牛奶和白色的毡房。元朝时,蒙古人过年叫过白节,大臣们要穿白衣以示吉祥,各地要上贡白色骏马,成吉思汗的王旗为有九根飘带的白旗。可见白色在蒙古人心中份量之重。 蓝色在蒙古语中为“呼和”,是天空的颜色,蒙古人称蓝天为“长生天”,是永远不老、永恒存在的意思。
青花的蓝白配,恰好有富裕吉祥、繁荣兴旺的美好寓意,契合了元朝统治阶级的审美偏好。这种审美偏好,导致了青花瓷在贵族阶层的广泛流行与大量需求,成为推动青花瓷质量升级和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而幸运的是,青花瓷制瓷技术在此时也恰好进入了成熟期。
制作青花,首先要有洁白细腻的胎体。宋朝河南河北一带的定窑和邢窑,已经能烧出高温硬质的白瓷了。但那时的白瓷还有些发黄,不够“白”,不够“细腻”。由于战乱,宋朝的烧瓷工匠们在一路南迁的过程中,意外在南方发现了三氧化二铝含量更高的高岭土。这是中国制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工匠用高岭土烧出了洁白、细腻又坚硬的白瓷,使中国的制瓷技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为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的诞生做好了胎体上的准备。
那一抹“惊艳了世界”的蓝色又是从何而来呢?元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打通了中国通往西亚的道路。阿拉伯人在传统上也喜欢蓝白配的图案,而且当时已成功地运用当地特产的氧化钴料烧出了蓝白配色的陶器。但是低温烧制而成的陶器胎质疏松、易脆,无法长久使用和保存。因此,当他们接触到中国的瓷器之后,就被如玉石般美丽、细腻又坚硬的瓷器所折服。商人们带上当地人喜欢的器型图案和便宜的氧化钴颜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制瓷匠人们订购青花瓷。
于是,在历史上的某一天,中国元朝的某位匠人,在宋朝的白瓷胎上,使用来自阿拉伯的氧化钴料,描绘上心中最美的图案,并运用唐朝的釉下彩技术,在胎体上施彩上釉,最后将其放入瓷窑进行高温烧制。
打开窑炉的一瞬间,瓷器史上新的一段历史诞生了!
那些来自遥远阿拉伯世界的钴料,在高温烧制后呈现出一种美丽的蓝色,和宋朝洁白细腻的白瓷配在一起,仿佛天造地设一般的和谐,美妙绝伦!而那些被匠人精心绘制的花纹图案,在缠绕回旋间风情万种,韵味无穷。
中国人喜欢青花,阿拉伯人喜欢青花,欧洲人也喜欢青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青花,从此惊艳了全世界!国内外的订单纷至沓来,青花瓷,成为全世界追捧的“网红”产品;青花瓷,成为了中国当之无愧的象征。
“鬼谷子下山”大罐之谜
2015年,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名为“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大罐,以2.2807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一时间,这则新闻吸引了全世界收藏界的目光,而“鬼谷子下山”大罐背后的传奇故事,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Haron van Hemert tot Dingshof)被派驻到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的青花瓷尤其喜爱。他购得 《鬼谷子下山大罐》时,收藏界还认为元代还不能做出如此精美瓷器,因此他一直以为此罐为明代作品。
1968年,西方收藏家在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青花的艺术价值才开始凸显出来,并逐渐受到收藏界的重视。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瓷罐如此贵重,多年来将其放在家中墙角处当做盛放杂物的容器。传至第三代时,他的家族让佳士得拍卖行估价,《鬼谷子下山大罐》的珍贵价值才被发现。
《鬼谷子下山大罐》为什么会拍出如此天价? 它的珍稀之处究竟体现在何处? 要想解开这个谜团,不得不先说说宋朝的中国画。
宋朝士大夫阶层崇尚写诗作画,讲究“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出现了一大批与专业画匠有区别的“士人”画家,也称文人画家,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苏轼提出了“士人画”的术语,以此区别于专业画师。他宋子房的一幅画上题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苏东坡全集,卷67,7b-8a)可见,士人画讲究气韵,看重的是对绘画对象精神和品格的反映。
了解了士人画,再来看《鬼谷子下山大罐》。其绘画主题,是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下山搭救被燕国俘获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主人公鬼谷子身体微微前倾,坐在一虎一豹拉的车中,神闲气定,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范。
车前两个步卒手握长矛开道,一位青年将军英姿勃发,纵马而行,手擎战旗,上书“鬼谷”二字,苏代骑马殿后。一行人与山色树石构成了一幅壮观又优美的山水人物画卷。整幅绘画构图疏密有致、主次分明;人物刻画流畅自然,神韵十足;山石皴染酣畅淋漓,笔笔精到。
这样的一幅画,绝非一般画匠所为,其气韵生动、精神勃发的特征正好符合苏轼所说的“士人画”。而这也正是《鬼谷子下山大罐》的真正价值所在。
穿越千年的宋朝的中国士人画精品,被完美保存在元青花上,让后人有机会在瓷器上欣赏到中国画之美。而大罐本身,器型完整端正,纹饰精美、发色饱满浓艳,珍贵的元朝青花瓷器与高超的宋朝中国画技法在历史长河中机缘巧合、不期而遇,彼此成就,造就了传世之宝,使得鬼谷子下山大罐魅力倍增,价值倍增,拍出天价也就不足为怪了。据说中国的拍者也志在必得,但终因准备不足,最终被伦敦古董商朱塞佩·埃斯凯纳齐竞得,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当时的拍卖师连怀恩说,过去的几个月他有幸与瓷罐朝夕相处,“越看越有滋味,百看不厌”,瓷罐拍出后他有种“失落感”。
绝世珍宝未能成功回家,整个中国瓷器界都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失落之余我们难免要探寻:这个画了鬼谷子下山的“士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他选择将鬼谷子下山的故事画在瓷罐上?
可以想见,在元朝,宋朝遗存下来的士大夫阶层是不得志的。不排除一些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精湛国画技艺的“士人”,因生计所迫,到瓷坊充当画师养家糊口。这些大师级绘画高手的到来,自然地将宋朝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在瓷器绘画上,不期然间,开创了青花瓷世界的新纪元,一下子推动元青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巅峰!
此外,隐约感觉这个画鬼谷子下山的“士人”,不仅身怀绝技,而且还有一腔家国情怀。他落笔绘画之时,是否内心正期待着一个像鬼谷子一样的人出世,培养出一大批像张仪、苏秦、孙膑一样的经世济国之材,重整大宋江山呢?
这是笔者的猜测,也是鬼谷子下山大罐留给后人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