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又至。时下，逛博物馆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人们又可曾知晓，博物馆里得以被看到的很多文物来之何其不易，或曾饱受风雨、穿越烽火、历经流离。然而正因它们的存在，人类文明有了保存、记载的可能，往昔历史有了触摸、凝视的可能，我们与先辈之间有了连接、共鸣的可能。这也是它们值得被守护的最大意义所在。
1945年春，古迹救护人员在德国伯恩特罗德的矿区找到了271幅画作，这幅让·安东尼·华多的油画《舟发西苔岛》就是其中之一
让我们走近那些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博物馆里被看到的文物，致敬那些为挽救人类文明结晶所付出的努力，更提醒自己：在今天，文化遗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全亚洲、全世界一起，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
穿过二战硝烟的“古迹卫士”，竭力拯救人类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的浩劫，也是艺术品的噩梦。单说希特勒，这个“战争狂魔”对艺术情有独钟，“二战”期间在艺术品上实施的掠夺，不仅数量惊人，瞄准的往往还都是上乘之作。而对于他讨厌的画风，比如以毕加索、莫奈为代表的现代派画风，等待它们的则是被撕扯、焚毁、出售的灭顶之灾。
当时的欧洲战场前线，却也有一群“古迹卫士”，穿过硝烟，敌友不分，只为抢救、返还艺术品，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他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百万雄师。
1943年6月，一支名为“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MFAA）的非作战部队成立。部队成员来自十几个国家，平均年龄40岁，参军之前，他们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史研究者、大学教授、艺术品修复家、档案管理员等等，总之，各自具备与艺术品相关的专业技能。次年，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同时，二战期间还有更多的民间人士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发保护文物。在这群不同国籍、身份的“古迹卫士”的齐心协力之下，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达·芬奇的《抱白鼬的贵妇》等一大批西方艺术品最终得以保存，能够让今天的我们在博物馆、教堂中看到。而他们自己则或许为此付出了生命。1945年，一位英国少校就在克利夫一座14世纪的教堂里抢救雕塑时，被炮弹弹片击中，不幸遇难。
意大利艺术研究者伊莱利亚·达尼尼·布瑞在《抢救维纳斯:二战时期艺术品与古建筑的遭遇》一书中揭示，盟军自西西里岛登陆后，一群穿着军服却压根不像军人的古迹军官，就必须跟着先遣部队行动，在部队每一次推进时，都得走到最前线。他们人数不多，任务却极其繁杂、艰巨，比如需要对照古迹地图手册按图索骥，小心翼翼找到需保护的对象；需要在大军过境时，保护好周遭的所有珍贵文物，并协助紧急安置与修补，同时告诉指挥官，哪些建筑物历史悠久，哪些桥梁深具历史意义，不管进攻或驻防，这些文化遗产都必须小心避开，即使空中轰炸，面对千年古迹，飞机也必须绕道而行；需要在部队驻扎时，拾起一片片被炸碎的砖瓦，或从鱼贩、菜贩手中抢过那批被拿来当作包装纸的古籍书页，有时，甚至得为抢救被当成临时桌垫的名画，扫掉一桌的杯盘。
战争时期，“古迹卫士”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艺术品不受损或搜索失踪的艺术品。到了战后，他们的工作重点则成了追回、整理、返还艺术品。
据艺术研究者林恩·H·尼古拉斯在《劫掠欧罗巴》一书中所述，归还这些艺术品，来自每个国家的作品要先进行识别。主体思路是首先按照国籍把艺术品归还至原属国家，然后再由当地政府出面，将作品归还至原主人或其亲戚手中。最终，各国的物品被交替运出，以免有些国家看起来受了优待，而且古迹救护官们为每个国家准备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作品首次运输。波茨坦会议后不久，比利时国宝——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成了第一件被返还的艺术品，移交仪式定在当年的9月3日，布鲁塞尔解放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8月中旬，这批板面油画在慕尼黑被装进十个箱子中，由上尉护送着装上军用飞机，等候飞机到达的过程中，竟然险些发生画作丢失的惊魂曲。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回归，则装满73个箱子，从德国海尔布隆矿区的避难所运往大教堂。为了接收它们，法方同样举行了盛大的典礼。
值得一提的是，“古迹卫士”中也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便是其中之一。二战结束前夕，美军采取地毯式轰炸，空袭日本本土。1944年，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向美军拟定了一份建议书，指出日本京都和奈良所保有的大量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在他参与绘制的军用地图上，这两个地方被标示出来，建议美军将其作为保护对象不予轰炸。或许，奈良和京都最终得以幸存，与这样的建议不无关联。
19000余箱文物的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
在中国，曾经上演过一出惊心动魄的国家宝藏“战略大转移”。上万件文物经历长达25年的迁徙，跨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没有太大毁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这便是故宫文物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危在旦夕。文物南迁以避兵火之乱，此后，这个建议不时被人提出，却也持续站在争议的风口浪尖，直到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才终成一纸决定。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机构的19557箱文物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瓷器、铜器、玉器以及各种珍贵文献。
从决定到启程，不过数天工夫，其实早在半年前，缜密的准备就已开始。为了给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人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也特意从琉璃厂的古玩店学来文物装箱窍门。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针对不同类别的文物，还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比如，书画等纸质文物千万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
当时，没有人确切知道如此众多的这些文物要去往哪里，停留多久。20来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便匆匆启程。第一批登上火车的文物从北平西站出发，计划开往南京浦口。一路为躲避日军轰炸，舍近求远，绕道平汉线郑州转陇海线徐州，兜圈上京沪线。等列车到达浦口，人们才发现，浦口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方。一时间，所有文物不得不留在火车上，这对于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来说，绝非长久之计。足足等了一个月，故宫人才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指示。
这些文物暂时保管在上海的法租界，一待就是三年。清点文物时，故宫人用了“沪”“上”“寓”“公”四个字分门别类编号，颇有一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感慨。1936年秋，随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在南京朝天宫落成，所有暂放在上海的文物安然迁至南京。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文物又不得不踏上征途，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在西南“避难”七八年之久。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复归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日后，一部分被运至宝岛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众多文物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十面石鼓的命运尤其牵动人心。这十面石鼓每面重一吨，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是此次南迁中最重的文物。石鼓出土于唐代，上面所刻的文字，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也是篆书之祖。这些文字可谓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将它们妥善保护好，故宫人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先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南迁途中，它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幸运的是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翻越秦岭时，土匪曾盯上运输石鼓的队伍，他们以为这只是普通货物，于是主动撤退；石鼓刚刚离开汉中，它们原先存放的库房就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石鼓迁回南京途中，还曾两次遭遇车祸，一次在江津广兴乡，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一棵树，一次是车离开黔江后，为避让另一辆车而摔到山下……最终，石鼓奇迹般地保存至今，最近一两年还登上《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而家喻户晓。
文物南迁，其实从踏上征途开始，就不仅仅是故宫人以一己之力在战斗，更是全民护宝的壮举，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兵荒马乱中，老百姓无数次向护宝队伍伸出援手，他们之间也结下深厚的情谊，亲如一家。当年告别乐山安谷乡村民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带来了以当时政府名义颁发、自己手书的6块木匾，分别赠予曾给南迁文物提供庇护的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等6座祠堂。木匾上书写的是“功侔鲁壁”四个大字，这是将指乐山民众护宝的事迹，与孔子后人夹壁藏书、让圣人思想得以流传的功绩相媲美。
流浪的阿富汗珍宝，暖心的接力守护
最近两年，一批来自阿富汗的国家宝藏相继于我国各地多家博物馆巡展，牵引了颇多关注的目光，眼下，它们登陆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批因战乱而流浪的阿富汗古代珍宝，有着极其特殊而惊险的传奇经历，此前已做客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日本等国，中国也是其世界巡展的组成部分。
阿富汗地处中亚“心脏”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它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公元前的波斯帝国，数千年间缔造过无数盛世和辉煌。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处于“文明的十字路口”。草原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汉文明、印度文明等多种文明都曾于此交汇碰撞，沉淀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为阿富汗留下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古迹。此次巡展的四件来自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的黄金杯，即可谓文明的一个例证。金杯上清晰可见的精美纹饰中，带胡子的公牛形象，显然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而一些几何图案，则是典型的中亚风格。这表明，早在青铜时代，这里已开始了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与此同时，阿富汗也是一个饱受动荡之苦的国度。最近三四十年，在人们印象之中，阿富汗似乎总与战争、恐袭、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文物古迹被战争破坏或者被恐怖分子蓄意摧毁，在这里频频发生，博物馆及民间团体力量又太过渺小，根本无力阻止这些惨剧发生。其中，2001年3月2日，著名的巴米扬大佛被控制阿富汗的塔利班炸为一堆碎石，尤令世界震惊与痛心。这些高大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立佛雕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挺过近1500年风霜雨雪考验。它们的轰然被毁，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场噩梦。
阿富汗众多文化遗产的艰难处境，牵动着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心。自2006年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之下，阿富汗200多件文物从其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精选出，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流浪”巡展。与经费、人力、保存条件等跟不上，甚至时刻置身被损毁的危险之下相比，远离战乱之地、去和平国家巡展，或许不失为保护当地文物的一种办法。
2017年6月，这批阿富汗珍宝差一点又要重返战火硝烟。当时，它们正将结束在我国故宫博物院为期三个月的展览。按照计划，下一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之旅无法成行。如果找不到下一个可供展览之地，文物只能回到仍处动荡的阿富汗。得知这样的苦衷，中国义无反顾伸出援手，选择成为这批文物的“守护神”，这才有了它们此后于敦煌博物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的到访。
“多展一阵，等局势好了再还回去”“这背后的痛苦和屈辱，我们也曾感同身受”“用文明的力量来守护文明”……巡展过程中，中国观众、网友的留言同样汇成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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