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与王国维的鉴藏交谊

　　《观堂别集》卷二，辑有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所作《古瓦灶跋》一篇，与此集中他为众多商周时代“重器”拓片的题跋相比，不算特别引人注目，也鲜有研究者提及。

陈叔通藏汉瓦灶全形拓，王国维题跋，原载1930年《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

陈叔通与王国维、罗振玉书

　　殊不知，此王国维“题灶”曾登上《东方杂志》的“中国美术专号”，曾与这方古灶的拓片同时刊载，使当时的读者可一目了然地知悉古灶的形态与价值所在。 

　　只是这本杂志印行之时，乃1930年1月25日，已是王国维去世后3年，杂志中对王国维的题跋也未另作录文与介绍，故而当年的读者大多只是随手翻阅到古灶拓片之图形，并未特别注意到拓片上方的小字题跋。 

　　80余年后，笔者偶然间翻阅该本旧杂志的图版，发现了王国维的题跋与《观堂别集》中所录文字有着较大的差异，不啻为一篇“异文”，大感特别。 

　　为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题跋原文如下： 

　　汉瓦灶一，前有甑，后有突，灶右绘一器，中陈鸡鹅羊鲁等馔，其前陈各器，有叉、有锥、有刀、有匕、有钩、有治馔之器，复有大鱼一、守宫一，则刻画以为饰者也。容甑之口，左有隶书阳识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孙富贵，长乐未央， □□万岁毋凶”。此瓦肆所刻以炫购者。与汉瓦槽上多刻“买槽者后无复有（句），大吉（句）”等语相同。又有阴识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刻又陶工刻画以为戏也。平生所见汉瓦灶，唯上虞罗氏所藏四神灶图象最精，然无文字。此灶文字多至二十余，叔通先生藏汉陶当推此为巨擘也矣。甲子仲春王国维伯隅父识于京师履道坊寓庐。 

　　为便于比较与考述，在此亦将《观堂别集》所录题跋一并转录如下： 

　　古瓦灶跋 

　　武林陈氏藏瓦灶一，前有甑，后有突，容甑之口，左有阳识隶书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孙富贵，长乐未央， □□万岁毋凶。”又有阴识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灶。”右绘一器，陈鸡、凫、羊、鱼等物。又其前绘用器，有叉、有锥、有刀、有匕、有钩，皆治馔器也。后有大鱼一，守宫一，则又陶者刻画以为戏也。此鬻以送葬之物，故为此语，犹汉马槽上刻“买曹者后无复有（句），大吉（句）”是也。平生所见汉瓦灶，唯上虞罗氏所藏四神灶，刻画最工，然无文字。此灶文字多至二十余，可宝也。甲子二月。 

　　显然，两相比较之下，王国维题跋原文比之《观堂别集》所辑录者更为精审与雅驯，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更为准确与充实。 

　　据此可以推定，因《观堂别集》乃罗振玉于1927年秋印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之一种），而《东方杂志》刊发王国维原跋及汉瓦灶原拓时为1930年，罗振玉应当是在没有看到原拓原跋的情况下，据王国维自存跋文底稿录入的。 

　　遗憾的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海宁王国维先生遗书》，虽由其弟子赵万里精心校印，可对此题跋并无进一步校订与说明，忽视了原文与底稿的区别，基本一仍其旧，仍以罗氏所辑文本为准。 

　　据原跋“甲子仲春王国维伯隅父识于京师履道坊寓庐”之落款，可知题跋时间约为1924年3月。此时，正是王国维出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一职之时，生活渐次安定，对古物鉴赏与题跋酬唱之类的活动较为频繁。 

　　又据原跋所称“叔通先生藏汉陶当推此为巨擘也矣”云云，可知此汉瓦灶应为陈叔通所藏。 

　　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曾参加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因家学渊源，工古文诗辞，好金石古器，与沈曾植、张元济、黄宾虹、夏敬观、马叙伦等均有交谊。抗战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 

　　陈叔通与王国维之间的鉴藏交往，因为相关文献的匮乏，历来披露无多，研究者也鲜有提及。令人欣喜的是，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10月）披露了陈叔通致王国维信札11通，可约略管窥二人交往事迹点滴。其中一通提及“国宝”散氏盘鉴定之事，力诫王国维与罗振玉切勿被民间仿品所误，于此足见陈的古物鉴赏功底之深厚。至于陈、王二人交谊究竟如何，还要期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与深入探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