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徐志摩致赵景深信札为例

　　1949年2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的《作家书简（真迹影印）》一书中，收有徐志摩致赵景深信札一通。

徐志摩致赵景深（真迹）

徐志摩致赵景深（真迹影印），原载于《作家书简》，1949年2月初版

　　笔者将该信札的原文（标点后加）抄录如下： 

　　景深： 

　　蹇先艾有一部诗集求印，新月审查会主张今年不出诗集。蹇诗想早见过，还算不错，你可否替他向开明或光华问问？如能出版，也算了却一件心事，因蹇年少好胜，颇急于印书也。诗稿在此，得便来取或饬送奉亦可，请以现址告。 

　　志摩 

　　关于这一通信札，龚明德曾指出：“一九八〇年后多种重新排印的徐志摩全集、文集包括书信集，大都收有这一封书信，所以也都一直无人落实这封书信具体的写作时间，更不用说去详细解读这一封书信了。” 

　　据其考证，手迹的格式，貌似一封书信。但从写信时间的缺失和最末一句来看，其实是一纸便条，且将这纸便条的时间锁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龚明德的考证之后不久，陈子善在《徐志摩二题》一文中，又专列“徐志摩·赵景深·蹇先艾”为其一“题”，在此信写作时间上亦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的可能性最大”。 

　　且对此信下落有进一步的考索，称“赵景深晚年编注《现代诗人书简——现代作家书简之二》，收入徐志摩致他信札三通，此信并不在内，可见此信已不保存在赵景深手中，原信下落不明，手迹因《作家书简》的影印而得以幸存”。 

　　上述龚、陈二先生的考证，对此信的历史背景、关涉人物与事件，都有相当精审的评判。 

　　当然，后世读者与研究者，能够看到此信的途径，只有两种，一为通过《作家书简》看到的“真迹影印”，二为通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类徐志摩文集、选集，可以看到据“真迹影印”过录下来的“整理本”，皆不是“真迹”本身了。 

　　诚如陈先生所言，“此信已不保存在赵景深手中，原信下落不明”，如今是否尚存于世，已不可知了。 

　　幸运的是，笔者近日得悉台湾某藏家珍藏有此信原件，可知这一件距今已90年的徐志摩手迹尚存人间。 

　　经过仔细观摩，发现此件确为《作家书简》上的影印原件。原件信文书写于新月稿纸之上，影印件上则为纯白底，看不到新月稿纸的细节。原件与影印件在内容上竟还略有区别，则更令人感到惊喜。 

　　原来，在信札尾部，尚有徐志摩在写完信文之后又补题附加的一句话：“新月见过否，嘱送奉一册收到否”。这一句“附文”，影印时没有印出，可能是为了美观起见，将其删除不印的罢。 

　　一般而言，为完整保存文献计，尤其是名人书信类的影印均要求纤毫毕现，一字一点不可疏失。 

　　但在影印名人手迹时，编印者有时会因某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删除一些内容，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 

　　譬如，胡适于1935年9月11日为上海新亚大酒店题词的“真迹”，在将其影印刊发于《申报》之上时，即因报纸版面之限制，把胡适题词的原本分为两列的落款缩印为一列，并因之删除了“十一日”三字。 

　　为考证此题词的确切时间，笔者曾搜罗多种旧报刊上的所谓“真迹影印”，最终在1935年印制的《中国旅行社导游册》上，看到原封不动的“真迹影印”，方才得以一睹真迹原貌。 

　　由此可见，无论是距今半个多世纪的民国出版物，还是新近印制的各类图书，但凡关涉所谓“真迹影印”者，无论是徐志摩信札，或是胡适题词等等，对于研究者而言，或许都应当以“存疑”的态度去更为审慎地考察。 

　　当然，获观“真迹”本身，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大可以平常心静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