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南京政府及中央金融机构先后移驻重庆。政府开支浩繁、币制混乱，法币发行量不断增加，面额越来越大、造成市面上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财政赤字。 

　　民国政府为维持政局稳定，以吸收游资、调节金融、充裕抗战资金的名义，颁布了《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发放之初声势浩大，从上至下组建了专门机构。例如四川省“节约建国储蓄团”团长由省主席张群兼任，各市县先后成立了分支团开展工作、广发文告，宣传动员当地团体、民众积极认储“节约建国储蓄券”。 

　　《节约建国储蓄券宣传提纲》明确该券由政府担保，到期可向各地邮局申请兑付，利息由八厘提高到一分二厘，四川民众对此仍存疑虑，一些地方推行不畅。推行之初，多数市、县致电省府争先认储，也有个别县推诿无钱可储。此况为省方所不允，严厉指责县绅士不明大义、领导无方，明示要求民众体念时局艰难，不准违延推发，强制该券在各地依限遵办。 

　　抗战初，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用盐依赖四川井盐增产加运，国民政府鼓励加大生产，以保障抗战军需民食。但正面临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民众怨声载道的困境，部分地方因兑换现钞过多而发生钱荒，把新印发的“节约建国储蓄券”改为储蓄性质，作为透支现钞在四川井盐产区周转。实际上民国政府中央财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为近代货币发行史所罕见。

　　1942年在三家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又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四家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之后由农民银行一家单独发行。之前三家联合发行的甲乙券种均为单面印制；四家联发时，开始按纸币形式双面印制。在农行独家发行的券种，推出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面额。甲乙券是单面印制，伍拾元、壹佰元二种面额券为双面印制。这券种的壹佰元票，正面为故宫《雍正耕织图册》中之《二耘》与《簸扬》图景；背面左边是嘉禾，右边是牛头，中间为钱塘六和塔景色，下端为说明文字。与农行1942年前所发券钞的图案风格完全一致，是农行券钞的变相延伸。这两种印制如同钞票的储蓄券在如今的钱币界、收藏界成为炙手可热的名品，身价不凡。 

　　这种储蓄券的推广流通会对当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币造成不利影响，且易为当时的中行和交行所仿效，1944年农行曾准备推出全部单面印制的储蓄券票样，但后来新票样被全部放弃。农行只使用以前印制的单面票，年月是使用时才加盖甚至填写上去，直到1948年实行金圆券前为止。农行曾准备推出的储蓄券票样，有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三种面额。图案都是农行传统的农耕图，只是颜色上有区别，但拾元与壹佰元的颜色十分相近，只是佰元券略深，应该是未及全面规划审定而造成。整套票样为单面印刷，由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由于未曾采用，这套票样从未见诸于任何图录，传世异常罕见。 

　　“节约建国储蓄券”是近现代货币发行史上由政府推出的准货币，它产生于民国政府财政收支极大悬殊、举债度日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自1940年至1948年施行金圆券币制前止，在8年时间里，先后推行发放甲、乙两种不同版别的“节约建国储蓄券”，有八种面额：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几大银行还另印发有小额“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版别、版式上百种，由中央信托局、大东书局、重庆京华、华南、江西合群、中国大业等十余厂家承印。“节约建国储蓄券”具体发放数额不详，它远远超过民国政府始发之初的预计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