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牌文化”与收藏研究(下)
http://www.socang.com   2019-03-28 11:58   来源:符牌文化

白玉带红沁“鱼符”  

  符牌之初,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际,当时还未有冶金术,以玉制的“牙璋”,在社会上起着后来“符节”的作用。但其时,也已经有以竹为体的竹符。金、玉、铜、竹、木;皆可为符,王上发布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王与将帅各执一半,合以验真伪。最早似乎应该是“玉符”,精圭和牙璋即是“符”的最早形态。其后则分为“铜符”与“竹符”。许慎《说文解字》释“符”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人“符以代古之圭璋”。以竹代玉,故“符”字从“竹”。而从玉符到铜符一段历史,其实本来实物留存甚多,马衡也明确归“符”为历代铜器一类,但这一“金”而非竹的质地特征,却未在“符”的字形学上呈现出来。

  汉文帝二年,为汉立朝后首开造铜虎符竹使符。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记》:“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请注意它的不同称谓:铜的是“虎符”,虎主兵,故遇重大国政要调动军队则用之。而竹的是“使符”,使多政事,是官府差遣公事勾当,专用“使符”。上刻者为官员的姓名籍贯、任职衙门,官位品级;卸任后纳还,作废终止。也有不记姓名的“使符”,可以传递移承,在下一任上连续使用。

  如果说“使符”兼有明身份、立事功的“用”途,那么隋唐后,开始出现“鱼符”,只标身份,不重功用。不同官职,“鱼符”的等级自然不同。古籍和唐代大碑上每有“佩鱼”云云,兹举两例为证。《新唐书·车服志》:

  ——开元初……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

  ——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

  更有《续资治通鉴·宋仁宗皇祐三年》记:“中书堂后宫自今毋得佩鱼,若士人选授至提点五房者,许之。”这就是说,佩鱼袋是一种等级资格,也有禁例,在重文轻武的北宋时代,只有“士人选授”才有这样的待遇;非科班出身,非士子,非选授则不准为之。

  至于其中等级,则三品以上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佩银鱼袋。“附身鱼符者,明贵贱,应召命”。

  由虎符而变为鱼符,始于唐高祖时。《旧唐书·高祖纪·武德元年》:“九月癸丑,改银菟符为铜鱼符”。又《舆服志》有更早的记载:“初,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这样,从“虎符”到“银菟符”、“竹使符”再到“铜鱼符”,经过我们梳理,可以说是经历了第一轮明显的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

临安府钱牌

  大面积的百官群体朝堂班列上佩鱼起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之后,“鱼符”的传世数量应该远超于“虎符”。而在唐代末期,佩鱼、金银鱼袋的做法,开始转换成“牌”的形制。《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符劵》条有记载:“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定官品身份则为鱼符,而差遣公干则以银牌,虽当时“后罢之”;但到了宋明,则“牌”反成常态获大用于时,而“鱼符”则销声匿迹了。

  明代以后,官宦大僚仍然出入佩鱼,铜鱼符、铜牌既沉重,木竹之符牌又简易粗疏,于是开始盛行“牙牌”。洪武十一年开始由朝廷定制“牙牌”,上刻持牌人姓名、官职、籍贯,资历;并且从官僚扩展为士绅。“牙牌”上的文字,除姓名官职之外,还有发牌年代、编号、甚至相貌。各级官员佩此,几如现时之身份证。我们可以把从唐佩鱼到发遣使银牌再到宋代符牌文化如临安府钱牌再到明洪武时期的“牙牌”现象,看作是第二轮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

  “符牌”与“现代金石学”

  符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在于它是一种身份等级、使命差遣、职司名项的标识。它的主要作用是证真防伪。过去清代金石学家,本来是从玩古董的立场出发看符牌,所以在各自著作中会涉及一二。直到罗振玉的《历代符牌图录》出,收录近百历史文物资料,才算是真正把它划出来,既构成了一个金石学历史学的科目;又使历来流传有绪的古符牌传令者,成为文物收藏界的一个“新贵”、成为考史证伪的重要可靠的依据。马衡更是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单列“符玺”一目,把符牌与玺印合称,如果究其深意,实在是因为这二者都是取信的出发点:符牌是存职司之信,玺印是表个人之信。故两者洵为近亲耳。

  马衡先生是现代金石学的学科奠基者,因为他有著作传世。罗振玉虽不能称是“现代金石学”,但在传统金石学格局中,他是卓然大家,无人可以比肩。当然,以传统方法去研究金石学,证伪订史,考碣求石,议论周秦两汉金石彝器碑志,本来是罗振玉的拿手好戏,驾轻就熟,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忽然冒出这样一册《历代符牌图录》,在传统金石学中肯定既不是主流也不受关注。但有心蒐集,竟辟新域;则在罗氏“传统金石学”格局中,却屡见“现代”之意矣。有如马衡创“现代金石学”却不去多涉人人关心的重鼎大器丰碑巨额,反而对[金]之度、量、衡;[石]之“石经”序列,全力投入研究,成果斐然,其间反映出的,正是现代学术的最根本的素质:(一)是尽量发前人之所未发,(二)是强烈鲜明的“问题”意识。

  指明罗氏《历代符牌图录》的实例,和马氏《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符玺”一节的学科定位,可誉为我们今天研究“符牌”文化的指路明灯,这样的高定位,自是毋庸置疑的。(陈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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