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鎏金铜佛，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珍品，其中有一尊铭文题记为“太平真君四年”所造的鎏金铜佛立像（见图），为保存完整、工艺精湛的北魏早期（公元443年）金铜佛造像，颇为引人瞩目。

“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鎏金铜佛底座铭记（局部）

　　造像四足方座上刻有铭文曰：“太平真君四年，高阳蠡吾任丘村人菀申，发愿为东宫皇太子造心王菩萨，下为父母，一切知识，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一时得道。申弟菀霸、菀景、菀恩、菀亮侍佛时。所求如意，常见诸佛。清信士女刘文姜、菀景妻侍佛时。” 

　　此造像还曾在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巡展，馆方设立的说明书，简明扼要表述此造像的价值所在。说明书原文如下： 

　　像双肩裹袈裟，双手屈臂，左手掌心向上伸出，右手掌面朝前，双腿分开立于四脚腿座台上的莲花座。肉髻与头发部分为漩涡状，耳垂未制成环状，非三道相。手势为曼网相。在四脚座台的各面内侧铸有蕨草纹样，正面为锯齿花纹，并刻有净瓶。 

　　本品为铜造，像本体与台座整体铸造而成，并施有镀金。铸造技巧高超。佛像总体高度高达53.5厘米，作为北魏时代的金铜佛像而言属于大型雕像。在背面的大致中央处，开有一个方形（纵3、横2厘米）的窗口，可能用于放置供奉品。 

　　从四脚座台的背面至左侧面刻有铭文，由其内容可知，在北魏的太平真君四年（443），有现在中国河北省博野县人氏，为皇太子以及自家父母等一族，师从弥勒修习佛法，为祈祷修成正果而铸造此像。当时是太武帝治世（423—452年在位），太平真君七年因重用道教而断然实行大规模打压佛教的残酷废佛政策。因此，追溯同年制佛像而少见遗留作品，此像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佛像身体修长，双手双脚向左右大开，呈堂堂之姿，薄薄袈裟贴紧身体，突出强调强健体魄，这一点与中国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诸像作品风格相近，可以看出本品更多地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样式等西域佛像样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佛像微笑的容颜、卵形的头部构造、二三条棱线勾勒而成的衣着纹理的表现等，能够看出本作与北魏的复佛以后的金铜佛像也有一些共通的特征。 

　　总之，本佛像作为经过中国北魏时代洗礼的大型作品，经历了中国古代佛像的风雨变迁，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 

　　应当说，上述600余字的馆方说明书，已经将此造像的造型特征、铸造年代、历史背景、艺术风格及研究价值，记述得十分明确了。随着国内诸多佛教造像图集对此造像的介绍，此造像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研究中国早期金铜佛造像的“标准器”之一。然而，与众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一样，此造像的来龙去脉始终无法确证，其原始出处及其流传历程究竟如何，始终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仅据造像铭记考察，“高阳”或指地处华北平原的高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南部，西与清苑毗邻，南与蠡县、肃宁接壤，东与河间、任丘相接。而“蠡吾任丘”，则正是南与高阳毗邻的蠡县，东与高阳毗邻的任丘两地；只不过“县”字误刻为“吾”字了。那么，造像主人菀申自称为“高阳蠡吾任丘村人”，一人籍贯为三地，又作何解释呢？九州博物馆说明书中提及的造像主人菀申为“河北省博野县人氏”，恐怕只能是另一种模糊的解释。总之，此造像最初铸造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与探研。 

　　另一方面，此造像是何时被发现的（出土或传世），又是如何流入日本的，也都无从考索。因相关文献匮乏，学者对此一直没有任何披露。也是因缘巧合，笔者翻检一批近代佛教文献时，在一部名为《净土清钟》的书中，竟意外查获到了此造像发现与流传的相关线索。 

　　此书为民国乙丑年（1925）初版，至丁丑年（1937）已为第四版印行。此书第四版中附印有一尊铜佛造像的珂罗版照片，题有“魏太平真君四年造佛像一躯摄影”字样。照片背后印有像主题记与像赞。 

　　写下题记与像赞的，是当时的此造像收藏者对凫居士，即潘守廉，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务院总理潘复之父。潘守廉（1845—1939），字洁泉，名守廉，号对凫居士。山东济宁人。清末官员，学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河南南阳知县、邓州知府。晚年寓居天津，笃信佛教，为印光大师挚友，曾任天津居士林林长。所编《净土清钟》一书，即请印光监定，由天津文岚簃印书局代印。 

　　据潘氏题记可知，“民国丁卯”（1927）年间，他经友人介绍，从“天津梁氏古佛精舍”后人手中，购得此造像。购藏代价为“八百罗汉”，可能是不便直言或觉言之不雅的“隐语”，或即为“八百银圆”。若果真如此，购价也颇为不菲了。 

　　那么，八百银圆购价究竟有多么“不菲”呢？不妨对照一下当时基本物价情况，作一番比较。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元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这样的参照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当年潘氏购得这尊造像的代价，竟可以在北京城里买一所中等规模的四合院，也着实是不菲了罢。 

　　《净土清钟》一书，乃潘氏自印自发、免费赠送信众的佛教劝善书，印量应当不在少数。此书1925年初版之后不久，即印行了第二版。当时，他尚未购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所以此书的初版、二版均未附印有此造像的照片。第三版何时印行，笔者未见实物，无法判定。目前，仅在此书第四版中获见此造像照片。 

　　因《净土清钟》一书，纯系佛教信众内部流通，外界少有人知。加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两地迅即沦陷于日军之手，潘氏也于两年后（1939）逝世，此书可能就此绝版，再未印送。潘氏珍藏的，尊为“古佛灵集楼之首座”的这尊造像，也就此下落不明。 

　　无独有偶，笔者翻检《净土清钟》一书，又检索到一部由潘氏自印《佛说阿弥陀佛经详注》，书中亦附印有同一造像照片及题记、像赞等。此造像照片之后，尚有一“魏正始三年造佛像”照片，亦是金铜佛造像。此书版权页明确标有“中华民国十六年夏历五月初片贰仟部”字样，可知此书印成于1927年6、7月间，且印量达2000部之多。 

　　由此可见，潘氏所藏古代佛造像，应当颇具规模，且乐于宣扬，喜好将所藏佛像附于自印的佛教图书之中。故当年知悉潘氏藏有包括“太平真君四年”造像等佛教艺术珍品者，应有相当数量。只是因为时过境迁，八十余年之后，潘氏印送的这些佛教图书大多毁佚，久已湮没无闻，故其珍藏古代佛造像的事迹，遂逐渐鲜为人知了。 

　　综上考述，潘守廉自1927年购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之后，在其自印佛教图书中将其摄影附印，至1937年间仍在附印。故可推知，潘氏拥有此造像至少有十年时间，即1927年至1937年间。至于“七七事变”之后的情形，则仍无法确切知晓，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转让给日籍人士，还是在其死后流散四方、东渡扶桑，这一切谜团背后的真相，都还只得留待将来再予求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