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的办展与吹捧，貌似名声大了，在不停“做加法”，也似乎还有了一点外行看热闹的“知名度”，却没有认真思量过艺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固然是“天才的事业”，但至少对于国画书法等民族艺术而言，更需要“厚积薄发”“人书俱老”。

　　相反，不知轻重、名不副实的“宣介”，于学术品评非但不是“加”，反而是一种重复、低俗的“减”。

　　一位数十载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在他临近退休时突然“转车”——业余也拿起了据他自说“年少时就酷爱”的书画创作之笔。书画戏笔为他退休后增添一种乐趣与怡情之寄，这本是美事。但说来不信，拿起毛笔不到两年，他四处奔劳，频频办展已不下六七次，“卖字”“鬻画”以将办展、出书及给评论者“红包”的垫本“早日收回”。在他与家人的张罗及“评论家”们的鼓噪下，一些曾经的学生、“弟子”，过往有点交往的局友桌客，以及自己老家的“慕名”者、收藏者，还有微店“网罗”的若干“亲”……都成为他的顾主。渠道多种、对象不一，价钱也“视情而定”，但均“买者不拒”。新近有微友转说，一次酒后他在朋友群里晒单：“马马虎虎吧，月收入赶上我这穷研究员的工资了……”，却从未听闻他为自己笔下的东西“羞愧”过、“不值”过。

　　岂止这位学者?

　　如今在国内从一二线城市，到三线地市及至一些县城，“无知无畏”、穷急吼吼的书画行家、走客，如过江之鲫。稍加观察不难发现，这些乏内功缺技艺的“新秀”“老来翘”们，每每登场，少不了几个环节：办展览、印画册、请官员开幕剪彩，请“评论家”为其写“序言”、评点论述，以广视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窃以为，君子得名，也应“获”之有道。当然，谁也没有规定哪个人不能在艺术市场一试身手，健康、正当、客观地宣介、评论，一直需要，眼下也很缺，但前提应该是，受评者真应有一定“干货”，作品有了“亮点”也应相对称地予以评价，而非一味拔高，盲目夸大。如几个鸡爪大字被赞为“学者字”“博导手书”，乱涂涂被夸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化画”之类，必定会贻笑大方。

　　艺术宣介的“加”是什么?一次次的办展与吹捧，貌似名声大了，在不停“做加法”，也似乎还有了一点外行看热闹的“知名度”，却没有认真思量过艺术最重要的东西——高超技艺、审美品位、学养底蕴。艺术固然是“天才的事业”，但至少对于国画书法等民族艺术而言，更需要“厚积薄发”“人书俱老”。

　　相反，一次次不停地办展、一篇篇吹捧文章，不知轻重、名不副实的“宣介”，于学术品评非但不是“加”，反而是一种重复、低俗的“减”。如此以往，懂行者会因此将最初对你的那一点好感、新鲜度、探索的勇气等的嘉许，在心目中减掉了。肤浅与厚颜、无自知之明，反而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吴冠中、靳尚谊等老一辈艺术家，能在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让人尊敬，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水准高，也同时在于他们对艺术的态度虔诚、始终如一。他们一生中才办过一两次个展，也从无意于自己作品的拍卖“高价”。吴冠中生前所居之所简单得难以想象，有人相告他的作品拍出了巨价，他回曰“这与我无关!”他们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艺术探索、学术追求上，自觉掮负提升社会审美、艺术教育，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宏大使命。他们办展的力求少、减，生活的节俭，名利心的至简，反而衬托、叠加着他们艺术、人格之“加”、“高”。

　　在这里，也想说说那些写手、“评论家”。名为评论，却多见或以偏盖全、或隔靴搔痒、或顾左右而言之评。我想，即便是碍于情面，或受人辗转之请，或拿了人家钱物不得不出来“吹捧”，但也应说到点子上，“褒奖”之余，也应客观说说创作者的不足，哪些切实可行的改进之处。陈传席、陈履生的文章为何让人喜欢?我想并非在于他们说出了某些“惊人之语”“奇谈怪论”，而往往是他们点中一些文化乱象之靶标、艺术弊病之痛穴，并分析、解剖得有理有据，有待改进的地方有时也开出自己的“药方”。让人叹服。关键还是，他们著文的前提、出发点，是一种“苦口婆心”“治病救人”的温良情怀，一种评论家应有的责任。想起明人《舌华录通鉴》有记一个段子：“杨君谦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问曰：‘何处佳?’某人不能指。杨袖文曰：‘是蹴圆口。’遂去”。——杨君谦虽有些刻薄，但一竿子到底，倒也真实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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