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徵明与毛锡畴

　　信札，亦称尺牍、书札、手札、书、启、笔劄等，在中国古代，写信是人们最普遍的书面交流的方式。信札作为文章之一体，很早就为人所重视，《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记载古来笔札之尤者，并说：“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疎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在后代文人的文集之中，信札也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被编入其中，但多数情况下，并不保留书写的时间，有时连受书人的名字也被删去。显然，文集的编纂者希望读者了解的并非信札中的具体事件，而是其文学价值。在清初，周亮工、李渔等人甚至征集同侪书札，编成一种独特的选集，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其时流行的小品文之流波。因为其明确的出版指向，作家在向编辑者提供信札时，则更为强化其文学意义，而信札本具的“事件性”无疑会受到弱化。 

　　北宋太宗时刊刻的《淳化阁帖》，为后代集帖之滥觞，《阁帖》的母本多为内府收藏的前代书家的信札。它的刊刻目标与《尺牍新钞》之类的选集完全不同。对于文辞和内容，编者并不关心，以致犯下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诟病。作为编选者，以过板刊刻的方式保留与传播古人的书迹，才是其立意所居。 

　　因为尺牍兼具文学价值与书法价值，后代收藏家与出版家对此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明清时代的书画著录中，书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的信札常是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尺寸相对固定，收藏家常根据作家的时代、身份、事功等，将他的收藏分别装订成册，如《明清两朝画苑尺牍》《明十五完人手帖》。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至今，有一部分曾经入石，如《人帖》，也有的在晚清以后木刻印刷，如《明清名人墨宝三集》。在传世的信札中，以明清人的作品居多，这为我们研究其时的文学与书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书画应酬 

　　书画应酬是文人信札的主要内容。明代苏州名人辈出，书画家亦占全国之泰半。有学者指出书画艺术在吴门的勃兴，与其时大批文化精英因不遇于时转而潜心文艺有极大关系。那些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所以山林之士独擅其美，从中可见世风之变。文人的书画应酬大概有三种情形，一是书画家主动赠予；二是书画家酬答相知者，或者相知者作为中间人索求书画；三是书画家对一般“委托”的回应。 

　　第一、二种情形大多建立在相当的友谊与互惠的基础之上，受书（画）人常常以礼品或是服务作为回报。如文徵明在写给毛锡畴的信中说：“连日阴雨，不能出门，而宾客寡至。漫作小幅，奉为高斋清玩。”在这封信的最后，文徵明感谢对方惠赠酥饼、豆豉等物。事实上，从文徵明与毛锡畴昆仲间大量的通信中，我们发现几乎每次都提及收到了对方的礼品。在给另外一位友人石门的信中，文徵明寄上扇画一帧，并说：“凡君所须，未尝不为君尽，而来书乃有羡于茂甫，何耶？”能够有所须即为操翰，自非深情厚谊莫办。友人远行，文徵明亦常常主动赠与书画，如正德十三年（1518）冬，王韦赴任河南提学，文徵明当年腊月的信中，奉小画一轴并系短篇赠行。文徵明两封写给郑善夫的信也都提到对方荣行，在第一封信中附寄小扇拙作及小书粗绢；在第二封信中附寄小诗拙画为行李之赠，又作书四纸，以为对方途中人事之用，此外更有小楷一纸，奉供舟中清玩。有时求医问药，文徵明也会以书画作为交换，如在给半云法师的信中，他求十香膏以治疥痒，同时寄上扇画，聊表谢忱。 

　　文徵明传世的信札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书画应酬的内容，这些信札几成套路，大体先抱怨自己忙、冗或是病，其后再表示“旦晚课上”，这些信基本都是收到对方所送礼物后的回复。如在写给陈启之的信中，他说：“莲黄皆佳品，领贶珍感。向委写除夕诗，因稿簿失去，不及具上。旦晚寻得即录奉也。”文徵明收到的礼品从饼、笋、鱼、蟹到他不敢吃的河豚，不一而足。

（明）黄姬水与彭年

　　同侪之间的请托，则多少有互惠之意，往往遣词直截了当，亦少见礼品往还。如王稚登致书钱榖，明确要求“画笔佳者见惠一二”。张凤翼请彭年为书《桃花源记》，以与陶渊明文、文嘉画足为三绝。但请友人作书画，更多是为了派其他用场，如彭年《与兰西》云：“奉上扇二柄，乞妙染，并草书二纸，乞尽打上图书，明早当诣领也。”一下子要求对方创作四件作品，且次日早晨就要取货，显然有急切的人情需要应付。又如文彭请钱榖为作三扇：“须今日动手为妙，欲作人事也。至恳至恳。繁简但凭尊裁。”这里所说的“人事”，就是人情酬酢之意。有些作品则是为友人所求。如文嘉在写给陆师道、王世懋的信中，谈到有人托乞二人诗翰，故附寄有瓣瓣花扇一柄，希望收到之后立即拈管。黄姬水则帮助宝应张太学向彭年求匾额二纸、扇二把及书室对一联，在写给彭的信中，黄希望他马上挥赐。 

　　有时请托人还会对作品提出具体要求。如周天球为人请陆师道书《容闲阁诗》，在信中特别交代格式：“渠意欲于首行只书寄题南泉先生容闲阁数字，末只书名，不必岁月官衔，正与衡翁、酉室一样，作配故也。”王稚登则要求钱榖画作的落款题“《善权洞图》，写奉少溪宫詹五十之寿”。这里提到的少溪，即项元汴之兄笃寿，显然此画乃为祝寿所求。文肇祉请钱榖作画扇，要求“用心一画白燕”。黄姬水请一位友人作二扇，“其一送陆五湖，烦作《清凉山寺图》，盖分得此题故耳。其一送陈雨泉，烦作云山，略类滇中之景足矣”。连具体的画题及题材都有详细的规定。嘉靖戊子（1528）九月十一日，文彭作书请朱朗画花卉，不仅要求分画水仙、梅、山茶，牡丹、桃花，葵榴，芙蓉、菊花，且每幅都要有王榖祥的题诗，至于尺幅，“止用三尺绢稍长些，作四幅，必要设色者”。

（明）文彭与朱朗

　　有时因为迟滞，请托者甚至有所抱怨。如前揭文肇祉《致钱榖》，因钱榖迟迟没有动笔，文肇祉有些不悦：“所烦扇如何迟滞不说起？……就是老兄出名，且来商量停当如何？”彭年在给钱榖的信中，也提到对方前曾许以绢画二幅与后山换茶，望立即着手，不可使朋友折本。如果不欲换，则作罢。而作者则往往会因为拖延时间而表示歉疚，尤其是得到对方的赠礼之后。如彭年《与修和》云：“尊扇知兄自用，故尔迟迟。亦不敢草略故也。乃辱仙桃为饷，实几杖之赐也。领次感愧，一二日间定书纳。”陆师道收到钱榖惠赠的蟹之后，甚怀愧意，因对方所托《椿龄卷》尚未完成。在这封信中，他表示稍暇当并书五轴课上。 

　　高居翰在《画家生涯》中，极不恰当地将文人之间的互相请托视为艺术家与代理人的关系。①从这些文人信札的内容看，如果有所请托便称为“代理人”的话，那么吴门大多数书画家都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代理人。其实吴门文人间的相互请托多有互惠的特点，我们常常发现，这一封信中是甲有求于乙，另一封信则是乙求甲作画。彭年在写给钱榖的信中，帮助张献翼求作《白岳图》一叶，以赠何姓巡江御史。在信末，他也提道：“尊卷一二日间题上。”可见钱榖亦有求于彭年。

（明）璩之璞与人书

　　第三种情形则多少与交易有关，即使不是以现银作为交换，也应该是等值的贵重物品。如无锡收藏家华云与吴门书画家文徵明、唐寅、王宠等关系甚契，这些书画家也为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华云家赀雄厚，在书画求索的同时，出手应该相当大方。如文徵明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表示收到“厚赠”，才动手完成了对方委托书写的匾额，而整封信中文徵明花费大量的笔墨来谈论自己的病痛，以示非故意拖延：“徵明近苦风湿，臂膝拘挛，极妨动履，痰咳交作，日夕愦愦，百事不举，衰老气味日益日增。如何如何。”有时，不断送礼亦是一种有效的催促方式。如文徵明《与怀东给谏》云：“数拜多仪之辱，情意稠叠，令人不敢当。领次惶悚，所委因日来忙并逋缓，旦夕稍闲即课上也。” 

　　文徵明在写给心秋文学的信中，附寄画册一幅，横卷杂书二幅，大书一幅，大小单条四幅，文徵明似有不解地问：“付来佳楮索拙笔者，一何多耶？”这么多作品，不大可能出于赠送，但文徵明没有明确提到润笔，只是说拜领雅贶。而在另一封信中，文徵明受一位胡令君远托，书写《练庄碑文》，对方为此赠与了丰厚的润笔与礼物（濡润盛仪）。在他的儿子文彭、文嘉那里，提到润资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文彭在给李承烈的信中，直接告知对方：“画价一两五钱，字价一两□□。”文嘉《与鹤湖札》也提到“书仪之惠”。在写给项元汴的信中，文嘉告知已收到寄来的果饼及润笔五钱，作为回报，“四扇如命写去”。根据一些信札资料，文嘉很可能是乃父书画酬应的重要中介人。如袁曾有书与之，告知同年陈士仁行期甚促，所求文徵明的作品还未干当，望其代为恳言。在嘉靖甲辰（1544）七月十三日写给采葑教授的信中，文嘉告知对方，因父亲手背疡发，未能近笔砚，所有委托的书画，只能延至下个月初才能从事。

（明）谢时臣与人书

　　印章 

　　明代中叶，苏州文人篆刻蔚为风尚，文徵明、陈淳、文彭、文嘉、许初、王榖祥、刘稚孙等皆善篆者流。张凤翼《题程彦明印谱》云：“予少负此癖，与文国博寿承、许太仆元复、王考功禄之三先生谈之，未尝不移晷也。”①可知文彭、许初、王榖祥诸人篆刻在当地的影响。在文人手札中，有一些内容与印章有关，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的印坛亦有帮助。如关于文彭是否能够自刻印章，目前被使用最多的是周亮工《印人传》的记载，据说文彭起初喜篆牙章，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后在南京得四筐灯光冻石，才开始自篆自镌。②不过文彭《致胡汝嘉札》提到为对方治印事：“瓢印大不惬意，须用重作，前日已略为改正，尚未停当，出月初当为公料理，不误。”按，若仅仅是“篆印”则似不必过长时间来料理，此处重作云云，很可能是重刻。这为我们了解文彭是否自己刻印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札又云：“当时陈白阳有‘翠雨堂图书记’，甚好，惜不曾钩得，忆在书册上有之，但仓卒不易检耳。”则又是陈淳刻印之明证。又如在写给王榖祥信中，王宠曾问及托文嘉所篆“北海之裔”一印，不知斟酌得否③，则清人徐贞木以为王宠善篆刻，必非实情。 

　　关于印材，在信札中也经常提到。牙印在明中叶相当流行，都穆在写给时川亲家的信中，望对方惠以牙图书璞。周天球则帮助存叔寻找刻牙印的工匠，不过虽早已托付此人，但因其多住昆山，未能及时严促。在同时期的方用彬亲友手札中，铜、牙、玉都是极其流行的印材，如黄学曾在信中乞方氏刻印：“不佞尚乏数图书各色，具别幅，烦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铜，俱随便。然铜宜用高长，勿以钮为之更妙。”篆刻家汪徽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能治玉印：“敢留玉印一方，作足下表德，为足下佩之。……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所矣。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竹杖奉上。外玉印一完璧。”但石质印材在明中后期也已经进入使用，佘祈在写给方用彬的信中，谈到方托他购买青田石，他认为青田随有所得，不过篆刻常材，必非方氏所需，故让方氏详示他要的是何等质色。

（明）王稚登与韦翁姑父

　　时人对于汉印的欣赏，亦无疑义。如文嘉《致胡汝嘉札》提到给对方寄上《汉印编》一册；张凤翼在写给苹野的信中，特地邀请对方“携汉玉印过小园，当焚香煮茗赏之”。吴门篆刻家的白文印章多仿汉制。如璩之璞在写给雨庵的信末，钤“抱璞居士”“豫章璩生”白文印二。璩之璞寓居上海，篆刻素负重名，如朱简《印经》在讨论三桥派时，将之视为重要的成员：“乃若璩元玙、陈居一、李长蘅、徐仲和、归文休暨三吴诸名士所习，三桥派也。”但对于他的印章风格，研究者素无直接的研究资料。这两方印章，都是典型的汉晋印章风格，不仅让我们对璩氏印风有所了解，也能够作为旁证来纠正三桥派“未脱宋元之习”的印史评价。 

　　此外，一些明人信札中涉及当时印人，信笺上也时常钤盖印章，如果能够系统搜集，可为明代篆刻史研究积聚许多第一手材料。仅就方用彬亲友731通手札而言，就提到徽州若干印人，如方用彬、吴良止、方从吾、汪徽、胡钥、潘纬等，这批信札有一部分钤有名章和闲章，大多出徽人之手，合计约有100枚，汇集起来便是一册明代徽州印谱，可窥其时印章旨趣之一斑。

（明）文徵明与汤珍

　　古代书画的收藏与买卖 

　　对于书画家而言，若有机会观看古代书画法帖，不啻是创作活动的重要源泉。文徵明听儿辈说起袁褧新购赵孟《桃花赋》甚是精妙，立即写信表示欲得一观。彭年曾函请项元汴过宅，与文嘉共赏所得《宝晋斋帖》。吴门收藏大家韩世能藏有赵令穰的《三生图》卷，有苏轼、赵孟手题，他写信约请一位收藏类似作品的藏家亲临观摩。此前，这位藏家曾将自己的收藏让韩过目，韩认为“果妙品”。借观书画也很普遍，文嘉曾向袁褒借新裱《黄庭》。文彭则曾向陈谦（讷庵）借观所藏张旭《前闻帖》，并承诺倘有所得，当仿其意作草书《千字文》一卷相赠。 

　　书画买卖在信札中也有踪迹可循。如谢时臣在和一位庚石先生讨论沈周画价时，认为这件大障“入目烂然，其笔法俱学董源与僧巨然，景奇意古”，但可惜题款为俗人刊去，因为破损，谢时臣认为价格当在五两以下，他告诫对方，“如更要多，不必成此”。又如项元汴得知南山长老藏赵孟手迹，遂作书乞竹园上人为作一柬，促此僧持来一看，并声明当出高价。如果僧人不愿前来，则他本人马上持银去买。在另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又听说李某某藏赵令穰《溪亭图》，不知是否已经出手，若仍未变卖，请他勿轻示人，他旋即前往售之。王稚登则在给姑父韦翁的信中，指点他在四扇橱内取沈周《牡丹墨雉》，半偈庵内取钱选《秋禽图》，书橱内取宣铜炉，底下有宣德年制者，交付来人。从这些交易活动中，我们既看到精明收藏家的灵敏嗅觉，也看到文人逐利之一端。 

　　书画收藏必须要有专门的鉴定眼光，收藏家有时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书画家的襄助，如万历己卯（1579）正月十九日，文嘉为项元汴鉴定赵孟画作，以为神品精妙，不必更疑。文氏兄弟不仅为项元汴等人鉴定书画，他们本人也是当日重要的书画收藏者与经营商。如文彭在京收得朱之垝牡丹四幅，精而价廉，又收吴兴沈士偁临董源《春蛟起蛰图》，笔力虽弱，却能想见北苑规模。在写给钱榖的信中，他表示归时当共赏鉴。信中他还提到前日有一些画作寄归，想必钱已见到，但未得评语，不识以为何如？在这封信中，他还谈到赎画一事遇到麻烦，令人气愤。关于文氏兄弟的古书画交易活动，在一般传记和文集中很难见到，但信札中却能觅得几分消息。

（明）王稚登与松岩

　　代笔人 

　　文徵明的画作有代笔人，为我们所熟知。如在写给朱朗的信中，文说：“今雨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从了一清债可以推测他帮助文徵明完成了所接受的一些委托画作。朱朗本人的山水也酷似文徵明，并常常“托名以传”。①钱榖也是文徵明的代笔人之一。黄姬水在写给钱榖的信中，请他为作《乔松大石图》，并请文徵明亲笔题款。②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及有一位友人即日启行，望钱榖立即为作扇头佳制，以作赠别之礼，这件作品同样要求款书“衡翁”，且最好能够着色。 

　　事实上，文徵明的诗文亦多代笔，汤珍是主要的代笔人。如南京许隚之父去世，托文徵明作挽诗，但文迄未着笔，待到其家到文府催取，他才急忙写信给汤珍，欲烦代作一首，且要求他千万勿拒。在另一封给汤珍的信中，文提及：“向烦撰受聘回书，已蒙慨诺，今其人在此坐取。专人奉告，望拨忙干当。”并说如果今日能够动手，则出至幸。诗文代笔非文徵明一例。胡缵宗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好友彭汝实以乃亲墓志相托，且促之甚严，自己未能动笔，敢求对方大笔，“为我挥之”。 

　　在写给吴子孝的一封信中，王世贞提到自己于吴中前辈诸名公共得七十像，像各有赞，即我们所熟知的《吴中往哲像赞》。信中他以吴子孝父吴一鹏（即“先文端公”）赞稿并像奉纳，同时请吴命郡中善小楷者为之抄写全部像赞，书成之后，再盖上王世贞的印章。这封信王世贞特地以小楷书就，并在签名处钤盖了印章。王世贞的这封信无疑是为了给代笔人作一示范。但类似的作品，使得我们的书画鉴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

（明）祝允明与琴泉

　　介绍人 

　　向有势力者介绍自己的亲友与门生，希望得其关照，是明人信札常见的内容。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科举有关。如陈沂嘉靖丙申（1536）八月七日在写给太仆相公的信中，介绍舍亲石岳，此人“雅饬之士，今来卒业南雍，欲谒长者而求通于仆，敢以渎闻司成先生。倘蒙推荐一言赐与进尤出望外”。嘉靖辛卯（1531），王宠写信给南京顾璘，介绍他的门生杨伊志：“杨子任补南曹，朝夕得侍门下，甚喜。子任青年美奕，正闭户读书时也。幸与进门墙，仆与受赐焉。敢以此子累执事，千万见谅。”王宠本人到南监读书时，长兄王守也曾写信给供职南都的王庭，请其多加关照：“舍弟夏中到监，凡百幸赐教益。” 

　　明人的介绍信，另一主要内容是向对方介绍刻工、书画家和印人、墨工等各式匠师。如唐寅《与敬亭施大人》云：“子载善刻碑文、牌匾，并善书，并此奉启。”文彭则向好友彭年介绍朱朗，“艺追阎、李，诚近世之所罕者。”王稚登《与松岩》云：“内弟陆竹坞，为人清醇恭谨，以丹青糊口，南游无一知己。乞赐游扬，广其声价。吾丈素好为德，想能推及不肖屋乌，至恳至恳。”邹迪光介绍以技艺糊口者最夥，如《与孙户部》云：“有友朱念修者能读先秦两汉六朝书，为古文词诗歌咄咄逼人，而诗更玄诣。至书法绘事又其绪余，乃云间才人也。今来白下，愿一见颜色，特引之左右。”他写信给冯元敏介绍画画的戴冠卿，“所为丹青，山水仿赵大年，其人物仿李龙眠，起禽兽花木出自胸臆，而下笔如生，不落近人窠臼。”希望对方加意遇之。此外，又向袁金华、陈眉公、张衢州、史金吾介绍印人洪生，向张宪副、赵凡夫介绍印人鲍生，向王太古介绍墨工方玄卿，向王稚登介绍墨工游鹿野，向赵宧光介绍刻书人邵古华，不一而足。这些信札虽未见传世，但都收录在他的各种文集之中，为我们研究此一时期的文艺活动的中介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在明人的介绍信中，还有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术士。如陈淳写信给韬叔，介绍高邮星士张一峰，说此人相人甚妙，非他术士可比。望对方抓住机会，“细扣之，不可失”。文彭也曾向人推荐：“术士方对山求见，幸惟与进。”王宠因善病，笃信占算，在写给文徵明的信中，他曾提到“仆此疾占算者皆云立秋可望愈。今秋风洒然，真觉沈疴渐去，两日山居甚乐也”。他向顾璘引荐一位何星士，认为他的卜算“颇有验”，又将这位星士介绍给门生王榖祥。

（明）王宠与石岳

　　休闲生活 

　　此外，文人的休闲生活，在信札中也有一些反映。如听琴，祝允明《与琴泉》云：“昨聆高调，倾听之极，偶石老在小斋，欲饫清音，幸即移趾。”祝允明因心折于琴泉的技艺，在友人过访时，亦邀请琴人现场表演。联系到吴门画家为琴师所作画卷与各种题赞，②可知与晚明的观剧不同，明中叶吴门文人更热衷于器乐。 

　　对于花的细腻观察与玩味，也是吴门文人的一大特点。这种精细的感受，是他们雅致生活的一个面相。如祝允明得到友人王侍御所送“红白梅”二枝，对此先春之景，欢喜踊跃，特地向表弟子行借花瓶以贮之。①蔡羽在写给王守兄弟的信中，专门报告牡丹花今岁特盛，根头出四小条，枝叶俱肥云云。②在给石岳的一封信中，王宠邀请对方在风雨岑寂之时，偕泉僧过山堂闲坐赏芙蓉花。③黄姬水也曾邀请惠泉上人师徒共赏盛开的盆荷。

（明）文彭与胡汝嘉

　　与听琴、赏花相比，文人玩金鱼则是有些奇特的旨趣。文彭在给胡汝嘉的信中，说自己在庭中设一小盆，欲得金鱼数头，听说胡的父亲有之，希望能转乞数头相惠。在这封信中，他还自称近日棋着已能通神，望对方过来一试。在写给朱朗的信中，文彭特别寄去金鱼四枚，白尾二，黑眼二，“皆是佳种”。莫如忠与文彭有同好，在写给吴江老先生信中，他说自己近有蓄鱼之兴，向为对方乞20尾，“他日濠梁观，当期惠子共之”。可见文人玩鱼，意在咫尺池塘而有濠濮间想。而陆应阳《与方庵札》，则提出要赠与对方小虫一对，似乎更是玩物中之细者。 

　　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的信札，所反映的内容必有其特殊的关切，而不太可能在另外的时代、另外的地区有完全一致的诉求与表达方式。本文透过所见明代吴门的文人信札，对其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分类与讨论，指出其中的一些材料可以补证艺术家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一些相当私密的函札，提供给我们认识更为真实、生动的艺术家的机缘。根据这些材料，本文更为集中地讨论了明代吴门文人生活的各个面向，从书画应酬、碑帖刊刻、古画购藏，到借书抄书、文房装潢、休闲生活，无论是资料的数量还是稀见程度，都有可能为我们的艺术史研究开出新境。遗憾的是，本文所引信札的收信人有一部分可以考证确凿，但也有一部分在明人文集及地方志中已无踪迹可循。倘若将来能够确定大多数往还书札的写信人、收信人的身份，以及书信的时间范围，这些材料在研究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