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哙村汉墓群“皇坟”点群航拍图

　　印章铭文指向其归属为西汉定敷侯刘越

　　樊哙村位于成都邛崃市泉水镇，这片海拔512米的土地上，一些突起的土丘是历史留下的深刻烙印。

“皇坟”点M9出土银质麒麟钮套印

樊哙村汉墓群“皇坟”点M5画像砖楼阁细部

　　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对樊哙村附近的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皇坟”汉墓群M9出土银质印章套印一副（又称子母印），印章铭文指向其归属为西汉定敷侯刘越。专家介绍，该物件的出土，对于认识当时此处人群的地位、身份，研究四川外来移民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罕见发现：邛崃村落出土银质“印中印” 

　　为配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考古队在项目施工范围内确定古墓群四处，共清理古墓葬近30座、窑址4座。四处古墓群相邻分布，当地分别称高山墩、古坟园一号点、古坟园二号点及皇坟。 

　　考古现场负责人龚扬民介绍，四处墓葬时代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晚期，主要包括汉代土坑墓和汉代砖室墓，另含少量唐宋砖室墓。而窑址整体南北向分布，由窑室、火膛工作坑组成。其中三座时代为西汉晚期，一座时代为东汉中期。有3座窑址保存较好，在四川地区汉代窑址中极为罕见。“邛窑的源头或也与此有关。”龚扬民说。 

　　四处墓葬群中，一处名为“皇坟”的汉墓群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惊喜。皇坟的名称，来源于当地俗称，根据目前考证，该墓群墓主为汉刘氏皇家血脉。“这个墓群中清理出一座画像砖墓，墓室两侧壁下部出土完整画像砖15块。”龚扬民介绍，画像题材包括车马出行、宴饮、收获、盐井、楼阁等，画像题材排列方式可反映东汉时期宇宙观及生死观，内容直接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是研究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宝贵考古材料。 

　　除此以外，极为重要的皇坟九号墓中，还出土了一套银质子母印，这是四川省第一次出土银质子母印，在全国来看都是十分罕见的。 

　　这块印章分为子母两部分。母印为麒麟钮，高约3厘米，麒麟立姿，昂首张嘴，胡须垂胸，肩生双翼。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2厘米，周边带框栏，内阴刻缪篆“刘越”二字。子印拱形钮略残，高约1.5厘米，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1厘米，阴刻缪篆“子仲”二字。 

　　银印归属：子母印章指向西汉王侯刘越 

　　“汉代出土套印较少，目前发现的，都是私印，母印刻名，子印刻字。”考古项目负责人刘雨茂介绍，《汉书·王子侯表》中记载，刘越为齐孝王次子，武帝元朔四年与其他六兄弟同时封侯，该支嗣爵者有思侯德、宪侯福、共侯汤、定侯乘，王莽篡位后绝。“汉代所取名字经常因兄弟排行而定，印主人刘越字子仲，可能因其为家中次子，这恰与西汉定敷侯刘越为齐孝王次子相符。” 

　　而《汉旧仪》载汉代官印制度道：“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可见用银质官印匹配的是二千石以上身份的王侯或官员，私印与官印制度虽不能完全等同，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这套子母印为麒麟钮，可见墓主人身份较高，而子印所刻“子仲”可进一步佐证该印极可能为汉定敷侯刘越私印。 

　　西汉武帝时期的私印为何会出土于位于四川邛崃的东汉中晚期墓葬中？考古专家推测，这可能因为刘越为该支第一代侯，其私印代代相传，王莽篡位后该支避祸迁徙于富足的临邛郡，该印于东汉中晚期随葬于其后代墓葬中。因该墓群墓主人为汉刘氏皇家血脉，当地人称其为“皇坟”也基本符合事实。 

　　刘雨茂说，子母印的归属确认，对于认识当时此处人群的地位、身份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研究外来移民的方向具有意义。 

　　历史传说：“樊哙村”与樊哙后人有关 

　　“樊哙村”的名字因村中有一处樊哙墓而世代沿用。许多年前，墓旁还伴有一座樊哙庙。村里人传说，曾经有樊哙后人迁居至此，为纪念樊哙所筑坟冢，但目前还并未有印证该传说的相关考古资料。“子母印”等高规格陪葬品的出土，加之2009年对羊安镇一处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刘雨茂猜测，村民中关于樊哙后人曾迁居至此的传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据了解，樊哙村汉墓群的科学发掘对四川地区汉墓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丧葬习俗的深入研究、文化因素融合与变迁的综合考察等方面皆具重要意义。墓地目前出土文物200余件（套），是研究古代四川地区经济、技术及丧葬制度的宝贵材料，进一步丰富了邛崃地区馆藏文物、增加邛崃文化积淀、充实天府文化内涵。窑址结构完整，窑室、烟道、火膛、工作面等结构具全，是认识和研究汉代制陶业的宝贵材料；窑址的发现和科学保护对研究两汉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