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光:浅谈清内廷刊书
http://www.socang.com   2018-07-11 17:34   来源:古籍 作者吴志光

  关于本文题目中的“内廷刊书”,会有朋友问:为何不采用极为通用的“殿版书”或“敕修书”“内府本”的提法呢?其实这正是本文首先要阐述的。严格来讲,这三种称谓内涵是不同的,甚至对某一称谓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下面就从这个问题谈起,并试探着将有关的另两个问题也梳理得更清晰些。 

  “殿版书”是专指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未有歧意。 

  “敕修书”是专指按皇帝敕谕刻印的书。也不存歧意。 

  “内府本”按圈内多数人的理解应为“由内廷刻印的书”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版。内廷当然指宫禁之内,这就是说此类书是专管内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刻印的书。笔者认同这样的解释,并认为“内府本”中的“内府”即是“内务府”之简称(图2),这种简称在清代已有(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426页)。下文所言“内府本”之内涵皆以此为准。实际上还有将“内府本”解释为“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各机构所刻之书”者(毛春翔著《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笔者认为此释将十分重要的“敕修书”排除在外,确有不妥。加之按此解释与本文所论主题不符,故本文不采用这种解释。 

  内务府至少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前就存在。虽然一度废除,代以十三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版),但康熙元年(1662年),复置后一直延续到清末。“掌监刊书籍”是其重要职掌之一,具体办理刊书事宜的下属机构曾称作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则“改文书馆为武英殿修书处”(《清史稿·志九十三·内务府》)。因此康熙二十九年以前由内务府(具体说是文书馆)刻印的书籍就不应称为殿版书。关于武英殿修书处成立的时间还有康熙十九年之说,笔者认为《清史稿》所言应更可信。 

  敕修书的刻印由内务府职掌,以笔者所及史料从未见过有撇开内务府另寻机构承担的个案。内务府或武英殿除大量刊刻敕修书外,是否还刊刻过另外的书籍,是一个值得搞清的问题,但目前未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史料。 

  综上,下列四点可立论:敕修书一定是内府本;殿版书也一定是内府本;内府本不一定是殿版书;至少内府本或殿版书中绝大多数为敕修书。 

  殿版书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西南,明季落成。主要建筑由武英殿、敬思堂、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殿、浴德殿及左右廊房组成。李自成进京后曾在此仓促登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亦曾在此理政。康熙二十九年于此设修书处后,武英殿、敬思堂主要用于贮藏书籍和书版。其他殿堂用于修校、编纂,如恒寿殿曾作《四库全书》的编纂处,浴德堂曾作《佩文韵府》校对处等。左右廊房则用作刊刻书版、印刷、装潢的工作间。 

  武英殿修书处下设校对处和监造处。前者负责成书前的校对,后者则负责成书,相当于今日的印刷厂。监造处设有正监造、副监造、主事、库掌、司匠等员。机构上则设有刻字作、书作、印刷作、折配作、铜字作等。刻字作负责钩摹御书、缮写版样、刊刻书版等;书作负责书籍装潢、托裱、修补等;印刷作负责印刷、装订等;折配作负责折配书页;铜字作负责铜活字的制作、排版等。可谓分工细致。 

  由于该处所刊书籍身份的要求和宫廷财力的保障,上述各作皆录用手艺精湛的工匠并有条件采用上乘的各类材料,这就使得殿版书的质量总体上居高。为什么说“总体”呢,这同殿版书的去向有关,不同用途使得书的质量差别很大,绝非有些观点认定的但凡殿版书其品质就一定极高。殿版书的发行至少有如下几个渠道:1、供皇帝阅览的进呈本,又称皇册。这种书数量极少甚至仅造一部,是书中极品,其所有成书材料都是顶级的,就连包装也是紫檀、金玉、珐琅等贵重材质,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2、供宫内各殿、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处陈设本,这种书一般印制十几部至数十部不等,其质量要逊于前者,但也属上乘,为书中精品。3、用于颁赏给宗室、王公、大臣、外国使臣的所谓颁赏本。这类书的质量与陈设本相当。4、颁发给各部院、国子监、各省督抚、学政等作为标准读本的书。此类书的质量就很一般了。如图3所示便是颁发给镶蓝旗官学的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版《孟子注疏》。其用纸就是普通的竹纸。5、经钦准可流通出售的书。或招募书商使用武英殿书版自行印制,或由内务府定价印制,其纸墨、装订质量更是同一般书籍无异了。 

  顺便提及的是,殿版书的刊刻不一定在宫内,为应付繁重的任务,刻字处就曾在宫外设过刻字馆,其址位于东安门烧酒胡同。咸丰时又增设“南馆”,时称“刻字三馆”。至于其他制书工序是否也曾在宫外进行,则无相关史料佐证,估计可能性较大。 

  从文献角度讲,敕修书乃内廷书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点由成书的各个环节都可体现。首先,由帝王亲自下旨修一部书必有其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随后为认真落实圣上旨意首先要成立相应的修书机构,清初的翻书房、南书房等都曾作为这种机构,兼有奉敕纂修书籍的职责。进入康熙朝,随着敕修书的大量增加,开始设专门的“馆”作为敕修书的编纂机构。这些“馆”可分为常设、例开、特开三类。如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起居注馆就因其所修书的持续性而成为常设机构。例开馆则是规律性地到一定时机开设,如为宗室修谱的玉牒馆就是随皇家族谱的十几年一修而开,数月完工后即闭,如此往复。圣训馆、则例馆都属此类。特开馆则是专为编纂某一部书籍而设,书成即撤,时间上无规律可言,如明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馆、二十四史馆等。 

  书馆一般设有总裁、副总裁,其人选为皇帝特别遴选,多由宗室王爵、御前重臣担当。负有编纂的总责并随时就修书时遇到的问题与皇帝沟通解决。其次设有总纂、纂修、协修等业务类官员(图4),其多由翰林院、国子监中的饱学之士担当,是修书的骨干力量。其余还设有收掌、校对、誊录等职位。以上这两条就为敕修书的文献质量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纂修书籍都需文献基础。皇家藏书的丰富为敕修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条件。不仅如此,根据需要还可由皇帝下旨各处乃至全国征集。如为编纂《大清统一志》,清帝就多次敕谕各省、府、州、县定期纂修方志并及时进呈。再如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几年间,由全国征集的书籍就达13000余种。 

  除上述组织、人才、文献保障外,敕修书在修纂中还得到严格的制度保障。编纂官员因修书业绩的优劣可得到皇帝的奖赏或惩罚,且责罚又往往十分严厉。如英和因高质量地编纂完成《养正书屋全集定本》而得到“赏缂丝袍一袭,宝蓝洋呢一版”后又加“缂丝蟒袍一袭,大卷绸缎各一连”的奖赏。《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则因书中的错谬、空白等被罚赔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所有页面装订、储书木匣制作的费用。此外,馆中人员日常工作所严格遵行的考核、登记等制度也都为编书质量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有了上述保障以及皇家财力的支持,敕修书的文献质量是任何其他官修,私修书不可比拟的。它除了能完成诸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外,具体到每—部书籍的文献质量也都因取材广泛、考据严谨、雠(chóu)校精准而属上乘。如纂集《旧五代史》时,其中的“梁太祖纪”原秩已失,编纂人员将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条目一一辑录排纂,又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百余种文献中的相关材料逐条校对、辑补,竞按原书体例基本恢复了失帙。又如对《史记》的校勘,针对明监本中裴驷、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文多有漏误的情况,修书人员认真辑残补缺,利用拥有大量文献的条件,尽心谒力整理出三家注文上千条予以补充,使之成为较明监本、汲古阁本《史记》文献价值高得多的“标准本”,至今为人称道。 

  综上,笔者认为对敕修书的关注应更多着眼于其文献价值,将关注点过多集中在版式、纸墨、装潢等外在因素,将书籍作为古代艺术品来看待,确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当然,对于上述殿版书中之进呈本我们取此态度去审视则未尝不可。 

  最后,讲一下敕修书表相上的一些特点。首先,书名多冠以“钦定”(图5)“御纂”“御制”(图6)等字样。但也有例外,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其次,书前多有御制序文。序文或出于皇帝亲手,或由大臣代笔,无论哪种情况,从文学角度看都是字句斟酌、言简意赅的好文。如图7,该书乃乾隆二十年敕修武英殿版的《御纂周易述意》之御制序文。该书由同治帝师徐桐、兵部主事张廷霖递藏,应属上述的颁赏本。其三,御制序后多有纂修此书的官员表。其四,个别还附有进书表,这是书成后与书一同进呈之文,多有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这些表相特征在一些民间翻刻本上也能体现,这倒是需要注意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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