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苑全景图（1930年），中间两层建筑物的二楼为当时图书馆的所在。
前言：90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历经诸多颠沛流离，聚散分合，书与人的命运的交汇，谱就一曲绵长而悠远的岁月之歌，让艺术闪耀着文化的光芒。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亲眼目睹这些幸存下来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的馆藏旧籍和图谱，他们大多泛黄而脆弱，却包蕴着这个学校前辈们的胸次、雄心和求索的意志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余泽……
罗苑书香：90年前艺专人的“悦读”时光
你能想像90年前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坐在图书馆阅览室中阅读的场景么？在面湖的两层小楼中，打开窗就可以看见水光潋滟的西湖，耳畔传来楼下音乐系琴室悠扬的琴声，手边是从法国巴黎运回的时新画册。在赏心悦目的风景中，音乐与阅读交织在一起，让“阅读”成为“悦读”，读书养心、美化育人。很多校友在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了孤山罗苑的图书馆，那些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也激荡起现代艺术的思潮。
吴冠中：“学校图书馆里的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当时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这些书人人借阅，可谓书无闲时。不过，因为潘天寿先生的缘故，图书馆里面，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 （《我负丹青》）
王朝闻：“杭州艺专的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它几乎是我每晚必到的地方。我甚至在那里用毛笔临摹画册中的雕塑像。图书馆早期收藏的外国画册中竟有反映工农斗争的进步性的招贴画。经过我的推荐，罗工柳诸同学曾去拍照私藏和作参考。”（《也堪回首话当年》）
苏天赐：“我便常到国画科同学的画室中去玩，到图书馆去借阅《南画大成》，还借来石涛的《画语录》，并且在油灯下全部抄录下来。我还精读了《罗丹艺术论》，并按他所说的办法，在夜晚拿着蜡烛，观察米罗的维纳斯，看光与影，观察它们如何在雕像的起伏上游移，使冰冷的石膏显现出生命的流动。”（《苏天赐文集》）
国立艺术院自1928年3月在西湖的孤山罗苑正式创建，从学校的选址到校园布局其实都体现了当时国立创办者的教育理念。当时的教务长林文铮对图书馆建设非常重视。自1928年图书馆建立，经几位负责人历时7年的苦心经营，到1935年馆藏图书已达2113种，计14456册，阅览室座位可达全校学生数的百分之五十。而藏书也秉持着超前理念，关注世界艺术的潮流和进程，购买大量的日、欧、美原版书籍，极具全球视野和先锋性，是在校师生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
1928年中央日报特刊《艺术运动》第八期刊登刘开渠《中国绘画书籍概要》
图书馆人群像：馆长之“最”
1928年至1949年，图书馆共经历了12位馆长（主任）。最早担任图书课（馆）主任的为刘开渠先生。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刘开渠先生担任图书课主任，同时也是西画系的助教。期间，刘开渠先生看到中国绘画的创作在伟大的程度上并不弱于西方，但理论方面却没有西洋那么有系统性和精细详明。于是，他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发起组织全国对中国美术理论感兴趣的学者共同来编一个完整的书目。刘开渠先生首先在中央日报特刊《艺术运动》第八期上发表《中国绘画书籍概要》一文，向社会大众征集各省关于中国绘画的书籍信息，以编制中国绘画书目录。同时，他带领国立艺专图书课的人员对省立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前身）的馆藏进行了调研，摘录和整理了有关图书信息编制成了目录，这是编辑《中国绘画书籍概要》的初步尝试。虽然《中国绘画书籍概要》一书（出版时名为《中国绘画书目》）因他公派出国留学而仓促出版，但是该书的编制充分体现了图书馆人整理中国艺术的决心，是整理中国艺术的一次大胆实践，同时也为国立艺专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提供了阅读指导和检索工具，弥补了当时国立艺专图书课中国美术类图书馆藏资源的不足。
担任图书课（馆）主任时间最长的为李朴园先生。1931年，国立杭州艺专将图书、出版课两课合并，李朴园先生出任图书出版课主任。往后的9年时间中，李朴园先生带领着图书馆人建设馆藏、拓展美术图书分类法，抗战中收拾图书教具一路西迁。
最严厉的图书馆主任非谢海燕先生莫属。1944年谢海燕先生受潘天寿校长邀请，出任国立艺专教务长兼图书馆主任。他非常注重图书资料，对于破坏图书的行为严惩不贷。在张文俊和曹增明的《海燕先生和国立艺专》一文中提到“那时学校经历九次搬迁，杭州艺专图书馆抢运出来的书籍画册已经损失很多，限于经费，新购图书极少，而且有钱也买不到，而这些弥足珍贵的图书，仍不时有被撕窃发生，弄得许多画册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令人痛心。谢先生为此在大会上反复强调，要求爱护图书公物。一次，根据同学揭发，在一个行为不端学生的铺盖底下搜出一百多张被撕下来的画页和开天窗割下来的插图，只好把这个学生开除了。”
国立杭州艺专时期部分图书馆旧藏
以书传薪：点燃艺术的文化之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立杭州艺专师生辞别西湖开始西迁。而图书馆藏书也跟着学生一起西迁，向大后方转移。据很多校友的回忆，那些藏书分发给老师同学，大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抢救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图书画册，辗转豫、鄂、浙、赣、湘、滇、黔、川数省，千辛万苦背到重庆，因而大家格外珍惜。但在迁移途中，馆藏图书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损毁。一次是在1939年学校从安江迁移到璧山的过程中，遗落了很多教材和图书。第二次是1946年秋季，学校复员回杭的途中，当时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学校全部图书、教具等只能雇佣船只运输，因船只进水和雨水侵蚀图书受损严重，回到杭州后进行清点，馆藏总量只剩7000多册，美术类图书只剩下750多册。
陈之佛回忆说当时“借用了龙脊山麓的果家园，学校本部就设在那个叫‘黑院墙’的大四合院，正房作礼堂和图书馆，另外在半山坡刨出一块平地，盖几栋草房作教室与食堂。”孙鼎铭也回忆当年在“黑院墙”苦读的情景。“黑院墙”偏院的图书室只不过几十平方，但却荟集东西方古今艺术著作于一斗室，内容极为丰富。图书室夜间点起几十盏桐油灯供同学阅读。有同学打趣说：像在圣殿点起神灯超度众生到艺术彼岸！
战争动乱的年代，师生们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一些珍贵的图书，而这些书也在战乱中给师生们带去了精神的火种。其实人和书都非常脆弱，尤其是书比人还脆弱，当薪火还在，民族和学院的精神就在。它们见证了国立艺专的历史；而国立艺专的灵魂也因这些书而绵长地存在着。这次展览就精选了现存的那个时期藏书220种，共245本予以展出，也是让人们通过藏书来回溯这段历史，再现往昔的荣光。艺术的文脉也必将通过书籍而得以延续。
让我们来看国立艺专时期图书馆到底有哪些具有特色的藏书吧。
国立艺专1935年曾编印了馆藏西文和日文类书籍统计表，在西文美术类书中，以法文居多，共189种，841册。很多是当时常驻巴黎的教师如王代之、王子云、傅雷等人专门为艺专采购的。其中有大量西洋现代艺术家的画册，如《毕加索画集》《柯罗画集》《塞尚画集》《雷诺阿画集》等；有大型西洋历代美术画册如《希腊雕刻集》《现代洋画》《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系列（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现代日本画家杰作选集》等；有关于艺术最前沿动态的杂志，如《拉鲁斯生活艺术出版社》《艺术新闻》《芝加哥艺术学院年报》（1898-1902）等。还有以西文介绍中国艺术和艺术史的书籍如：喜龙仁的《中国绘画史》、希尔达·阿瑟斯·斯特朗的《中国美术与工艺简史》、路德维希·巴克霍夫《中国美术简史》、弗罗伦斯·沃特伯里《遗迹与探索：早期中国的符号与文献》等。
日文书涵盖范围也很广泛，主要有各种美学和美术理论通论书籍，如多田宪一《美学论考》、藤井昭《美学原论》、柳宗悦《工艺美论》、《工艺之道》、桥本关雪《南画道程》等。
学院的老师们还引进和自己动手翻译经典艺术文献，撰写和建构自己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体系，如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李朴园译《阿波罗艺术史》、史岩《绘画的理论与实际》、倪贻德《西画论丛》、李金发《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雷圭元《工艺美术技法讲话》。现存的一些藏书扉页上，还有当年一些老师的亲笔题字，非常珍贵。
这批藏书中还有大量民国时期国内和日本出版社出版的金石书画珂罗版书画册。据吴冠中回忆，他在湖南沅陵上课时，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的警报，那时，图书馆里很多画册很珍贵，并不能外借，只能在里面临摹。每有警报，图书管理员出去躲避，吴冠中则与图书管理员商量，让管理员把他锁在图书馆里，生死自负。每遇警报，便是他最安心、痛快的临摹课。从石涛、八大、沈周、老莲，上溯元、宋，他几乎临遍了图书馆的藏画集。吴冠中提到的这些画集有些保存至今，如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中国图书公司、开明书店、天马书店印行、大众书局等出版的珂罗版画册，也有像《故宫周刊》《神州国光》《历朝名画集》《唐宋元明名画大观》等大部头画册。吴冠中在《走出象牙塔》中提到：“日机一次也没来投过炸弹，我便利用警报停课的时间躲在图书馆里临摹《南画大成》。”这部《南画大成》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美院图书馆，是日本株式会社兴文社于昭和十年（1935年）编辑出版的珂罗版精印本，共22册。
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印刷源于欧洲，在印制复杂的书画作品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稿件的艺术特色。对于彩色画作，印刷步骤完成之后，画师还会在印刷品上按照原作手工上色。这种印刷方式最大的特点在于“无网点”，能够更大程度地还原古画。然而因为这项印刷术成本高、产量低，珂罗版印刷机构日益稀少，1949年后该技术一度失传，民国珂罗版画册已成绝版。可以说这些珂罗版影印书画图册对当时的师生来说无疑是一缕阳光，很多人在油灯下废寝忘食地临摹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在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开拓出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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