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起源于殷商，钱物交易便捷当。
龟贝刀布具雏形，东周发展秦统一；
半两延续汉五铢，新莽六泉又十布。
魏晋南北隋业复，如影随形七世纪；
高祖首创唐开元，弃其锱两谱新篇。
“安史之乱”国力乏，肃宗重宝民生怨；
五代十国藩镇据，铸币量少墐泥替。
熙载避祸《夜宴图》，陈桥兵变赵登基；
倡文偃武宋丝瓷，海外香宝市舶司。
铜铁并用名目繁，交子领引全球冠；
元泉字现八思巴，幽阴之域忌华夏。
强权推行鸦青钞，国祚仅存九十八；
大明规避隐前朝，遵崇祖训皆通宝。
“放牛洪武”悬疑案，激怒叛将献边关；
社稷危亡满清愁，内忧外患困咸丰。
成百上千通货胀，宣统逊位挽歌唱；
辛亥“大汉”机制币，文史价值非可比。
十八星旗迎风飘，终结帝制共和到；
锈迹斑驳历风霜，皇权易主纷登场。
篆隶草行书墨宝，天子重臣几挥毫；
材质不同形各异，天圆地方千年袭。
国号年号记值币，市场流通无尽期；
风云际会兴转衰，“银河”进程脉络在。
钱财有如双仞剑，映证世间喜与哀；
悠悠岁月倏忽过，层层积淀迷团多。
枚枚古泉活史诗，默默后人共求索。
（一）
货币起源于殷商，钱物交易便捷当。
龟贝刀布具雏形，东周发展秦统一。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其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它是由原始的物物交换逐渐演绎过来的，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各类古币及现有史料推断，中国的货币萌芽于禹夏时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秦朝。其原始的雏形是贝，在《诗经》中记有“即见君子，锡（赐）我百朋”和“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里所说的“朋”，即海贝的计数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这对远离海洋的中原地区来说，“百朋”可谓多矣。
因“贝”与财字同义，所以，在我国的文字结构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如：贫、贱、赋、贵、货、贷、贾（音：古）等。先秦时称“钱”为“泉”，并非是在用词上的风雅，原本意是希望能像泉水一样“其流如川，滔滔不绝”永不枯竭，可以流通。故，司马迁在《史记》的“平准书”中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由是“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中国古钱币历经了四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开创了七十多项世界之最。其系统之完整，门类之丰富，脉络之清晰，内涵之博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货币”一词，原是货与币两种不同东西的总称。《周礼》九贡中就有“货贡”与“币贡”之分。“货贡”指珠贝，“币贡”指皮帛。越早的货币，其形状大小及重量，与它据以演变而来的生产工具相似。从西周的货币造型来看，如：空首布形似铲，即为当时的农耕用具。铲是今名，布乃古称。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造型，就是绝好的见证。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条件不同，各地区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封建社会的割据性与分散性，由此产生了各种类型的货币流通领域，创建了各种不同的货币体系。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楚币”、“圜钱”；二：秦王朝的“秦半两”；三、汉代的“五铢钱”；四、唐朝至清代而外圆内方，并铸有皇帝年号的“通宝”钱等。
（二）
半两延续汉五铢，新莽六泉又十布。
魏晋南北隋业复，如影随形七世纪。
现代古泉学家丁福保曾有诗咏曰：“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项入咸阳”。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自为政，所铸之钱，各行其道。自“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统一中国后，“秦法同天下之法，于秦币同天下之币”，
由秦始皇钦定了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形制起，它就被赋予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传国玉玺之印文）而皇权至上的思想，以及“天圆地方”的五行学说。或许，《吕氏春秋》的解释可能最适合始皇之口味：“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其造型极具政治色彩，亦是秦王朝“天命皇权”的象征。同时，也寓以了做人要“行欲圆而品欲方”之内涵，寓意是乾坤之象，造意是不易乃昌，体现了古人崇尚理想美、神化美、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观与审美观。
西汉时文帝曾下诏，听任民间自行铸钱，其本意是想让人人都有钱。以致民间盛传“吴邓钱，布天下。”其中“吴”是指吴王刘濞。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因为在征讨黥布时立有战功被封为吴王。他利用封地内的铜山“招天下亡命者盗铸钱”（《汉书•吴王刘濞传》）。
明代小说《金瓶梅》以揭露当时社会“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而闻名。此处所言之“邓通”，即是钱币的另一种别称。此乃出自汉朝的一个典故，司马迁在《史记》的“佞幸列传”中记载：汉文帝刘恒因身患毒疮，佞臣邓通为邀宠而常为之吮吸患处。文帝因此感念。特令一相士为邓通相面，相士称：“邓通的命会因穷困而饿死。”文帝听后极为不悦地说：“能使邓通富贵的在于我，他怎么会贫困呢？”于是，便将邓通在蜀郡南安（今四川的乐山、眉山）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全都赏赐给他，并准许其私人铸钱。
由于邓通据有铸币资源的优势，所造之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材质纯，上至王公大臣，中到豪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喜爱。一时间该钱以质地精良，发行量大占优势，竟很快地在全国流通并富甲天下，以致，时人戏称钱为“邓通”。
岂料，相士的话竟一语成谶而不幸言中。（谶，音：衬）汉文帝驾崩后，景帝即位。邓通因谗佞邀宠为世人所憎恶，即被免官，朝廷将其家产全部充公。晚年失宠落魄的邓通，无奈只好寄居在别人家中，终因不名一文而被活活饿死。
清代文人屈复在题《邓通钱》的诗中写道：“黄头郎君忽有钱，王侯公卿皆比肩。尔钱来何路，乃敢凌豪贤？古无不崩之铜山，日中有钱人所羡，日夕饿死人谁怜？”以此来警示那些因钱多暴发而自雄者。
从史书所用“盗铸”的措辞来看,吴王与邓通不同，后者是经过特许的，而吴王铸钱却是非法的。贾谊当时就写了一篇《谏铸钱疏》，指出此政之弊端，但是,朝廷并未予采纳。对于汉文帝的这一政令，清代王夫之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说：“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邪！”历史的真相确实是致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诏由上林苑三官负责铸币，郡国及个人不准再造，彻底把铸造钱币之权收归国有。此后的两千多年来，货币由国家铸造已成为不易之论。
西汉武帝刘彻于元狩五年废除秦“半两”，改由实物称量而每枚重3.5——4克的“五铢”钱，此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史记》载有：“天下非上林苑所铸之三官钱而不行。”并先后有10多个王朝和政权、20余个帝王铸行过以“铢”“锱”为计量单位的钱币，直至唐武德四年隋“五铢”才被彻底废除，而永远地退出了货币的历史舞台。
西汉末年的乱臣贼子王莽因倚仗外戚的身份而以“假皇帝”自居（假：借用之意），视年仅九岁的汉平帝为“阿斗”而大权独揽。他在主持朝政初期，表现得十分谦卑敦厚且礼贤下士，并有装模做样、收买，被人们称赞的时候。居摄二年（公元7年。居摄：是西汉平帝刘衎，孺子婴的第一个年号，计三年。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位高权重的大臣代居其位而处理朝政事务，谓之“居摄”），王莽始铸了“一刀平五千”和“契刀五百”,以此来印证“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的这句谶语。同时，也试图表明自己将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殊不知，因“卯金刀”乃繁体的“劉”字，故，被反对者所利用。
“一刀平五千”中的“一刀”二字系用黄金镶嵌成，又叫错金刀。而“平”作“值”解，即：此一枚“金错刀”可当“小泉直一”五千钱，足见其之珍稀。不知王莽在铸造这种刀币时，曾作何感想，是否意味着这形似钥匙式样的金错刀，就能畅通无阻地打开世间一切紧闭之大门？
然而，当他的狼子野心最终暴露，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废刘兴王而篡汉自立，即位后改国号为“新”，于始建国元年（公元10年）废止了金错刀和契刀。仅七年间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另行改铸并推行“六泉十布”和“货布、货泉”。其中，“六泉”是指：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十布”则是指：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厚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
“货布”的制作较“十布”厚实工整，面背及穿孔均有廓，中竖线止于穿下。造型古朴，书法独特，潇洒俊逸，且“货布”二字作悬针篆书体列于两侧而充满币面，通长5.6厘米左右，平均重约16.5克。故，“货布”的铸行长达十年之久，与“大泉五十”及“货泉”合称为新莽王朝所铸货币中的三大“长命钱”。（现今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就是以三个“货布”组合成一个向心式的三角形而成为一个“众”字，其内空则形成一个汉字的“人”字，构成了一种扩张的动感和稳定发展的态势。整体地表达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人为本的基本属性，并突显出中国人民银行所具有的凝聚力、严谨性与权威性。）
“货泉”是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中的产物，其形制采用圆形方孔，穿孔两边则分别用悬针篆铸“货、泉”二字。殊不知，汉光武帝刘秀在南阳白水乡起兵，自号“真人”，他为了唤起民心，匡复汉朝，特炮制并四处散布“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下”的符瑞图谶，所以，当“货泉”一出，就被反对王莽的谶纬家将“货泉”二字拆解为“泉”为白水；“货”乃“真人”，暗喻了新莽政权将被“白水真人”所取代的谶言。（谶纬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现象，谶，就是把自然界中发生的偶然事件而神秘化，并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将其视为预示社会安危的决定因素，以告人政事，或昭示国运的兴衰。亦是方士（又称占卜者）或巫师假借神明来说吉凶祸福的征兆。表现的形式有语、字、图、书等；纬，则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作出的解释及补充，以便完成对经书的义理和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曰：“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因新莽王朝的币制改革背离现实，严重地违反了价值规律，致使钱法紊乱，为了挽回经济败局，王莽又出台了将“货布”和“货泉”的后两字合并，发行了新的货币——“布泉”， 即：一枚布泉当二十五枚货泉，且与“货布”、“货泉”并行。
从“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首广泛流传于西汉末年的谶语，表明了王莽仅在七年间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致使钱法紊乱，他所推行的“六泉十布和刀币”，亦是一整套不足值的大额虚值钱。其名目之繁杂、版别之多样、币制之混乱，在世界铸币史上堪称空前绝后而前所未有。因严重地违反经济规律，商贾不行，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加深了对老百姓的盘剥。
刘秀推翻了新莽，是为东汉。他即位后更是崇信谶纬并把对其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成为法定的经典。他在废除王莽时期的币制之后，却唯独对“货泉”而情有独钟，并将其视为自己受命中兴的吉兆，反到把它作为东汉政权的法定货币来继续铸行。
“桓谭非谶”的著名典故，讲述了以博学多才，通五经，知天文，晓音律，善鼓琴的桓谭因受杨雄思想的影响，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直谏光武帝摒弃谶纬迷信邪说，乃致叩头流血而极言其非。殊不知，竟遭致刘秀勃然大怒且险些被杀。后在大臣们的极力劝阻下，刘秀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并同意废除“货泉”而恢复了“五铢”钱。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终年七十余岁。
东汉光熹年间，因“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和“桂阳秋水长沙县，楚竹离声为君变”。一场以袁绍、曹操、刘备、孙坚为首讨伐董卓的联盟形成，群雄混战开始，东汉从此名存实亡，并为后来的三国鼎立而拉开了序幕。
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也曾铸行了一种以一当十的“布泉”，且与当时的“五铢”钱并行。同时，还铸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因该三种钱币的造形及字体尤为显得清晰俊秀，素为收藏家所钟爱，历来被泉界称为“北周三品”。其钱文俗称“玉筋篆”，字体较王莽的“悬针篆”粗，“泉”字下之一竖乃一笔贯通，而悬针篆则是断开的，这是区别二者之关键所在。
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就有：“布泉，世谓之男钱，妇人佩之生男也”的记载。在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的诗中就有“诈嫌嚼贝磨衣钝，私带男钱压鬓低。不独邯郸新嫁女，四枝鬟上插通犀”的诗句；清未诗人叶德辉在《古泉杂咏》中有云：“布泉径寸字悬针，鼓铸难忘居摄年。传语深闺消息好，佩来个个是男钱。”足见，“布泉”在艺术家和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因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所以，民间历来就有“男钱女酒”之说。即：恭贺他人生男孩称为弄璋之喜（璋：古代玉器名。作朝聘、祭祀、丧葬或发兵时用，表示瑞信）；生女孩则自谦为弄瓦之喜，并自酿几坛酒窖藏，以作待其成长出嫁时之用。
唐玄宗（李隆基）时的著名奸相李林甫，出身于李唐宗室，乃是唐高祖李渊叔伯兄弟的曾孙，他懂音律，而无真才实学，但，却善于迎奉钻营且能随机应变，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时值属下姜度生有一子，李林甫特手书“闻有弄獐之喜”以示祝贺，见者莫不掩口窃笑（獐 ：哺乳动物，形状似鹿，毛较粗，头无角，雄的有长牙露出嘴外，皮可制革，亦称“牙獐”。成语“獐头鼠目”形容相貌丑陋而神情狡猾）。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诗讽曰“甚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而以此作为笑谈。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故，“五铢”钱能如影随形地见证了魏、晋、南北朝、隋，前后长达730余年之久的战争离乱。
（三）
高祖首创唐开元，弃其锱两谱新篇。
安史之乱国力乏，肃宗重宝民生怨。
从汉武帝刘彻的“五铢”钱到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除“五铢”，按照开创富庶，安定生活，以及开辟新纪元之意，一改历代以“锱”“铢”“两”为货币的计量单位，始铸了“开元通宝”。所谓“开元”即“开国奠基”之意，典出于《汉书》作者班固的《东都赋》中“夫大汉之开元也，夺布衣以登皇位”。李渊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亦是“开元”之君，铸行这种铭文的制钱，恰好符合其开国皇帝的身份。不过，“开元通宝”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开元”而雷同却纯属巧合。玄宗生于公元685年，比“开元通宝”年轻64岁之多。
在中国文字释义中“开”是万象更新之意，而“元”乃“一”，即从无到有的起始。所以，这两个字在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因“通宝”是“流通宝货”之内涵。铜钱名曰“通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以钱为宝，意味着货币即财富观念的增强和人们对它的崇拜。在钱币面文上铸有当朝帝王的年号，则表明了铸造时间，这在中国铸币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
“开元通宝”的铸行，使之钱币名称同其重量完全分离，并向符号化、抽象化、信用化演绎，构建了两座充分表明我国封建社会在铸币史上最为强盛的辉煌。自此，中国钱币进入了一个以年号通宝、元宝及重宝钱的崭新阶段，这在我国钱币发展史上更是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自唐初李渊始铸“开元通宝”以来， 逐步形成和统一了在“通宝”、“元宝”、“重宝”前冠之于皇帝的年号，由此开启了钱币系列化之先河。此后，这种钱币的形制一直延续到满清王朝最后的“宣统通宝”。
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最终也还是免不了被灭亡。发生于公元755年12月至763年2月的一场政治叛乱，即历时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发起叛唐者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因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又称之为“天宝之乱”。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至此，造成了由朝廷委派的原封疆大吏各自镇守属地而独霸一方的状况。
据《新唐书》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继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故改其文曰“顺天”；又有《钱录》载曰：“得壹为思明销洛阳铜佛所铸，贼平之后无所用焉，刀兵之家还将铸佛。”并另行改铸了“顺天元宝”，导致前者存世稀少。所以，后世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之说。顺天元宝形制同于得壹，但钱体较得壹略重。此二钱有唐代姊妹钱之称，由于见证了安史之乱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历来备受钱币收藏家青睐。
司马光在其编修的《资治通鉴》中曾指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这种藩镇割据的现象一直维持到唐王朝灭亡，直至五代十国。
中国第一枚“重宝”钱，是唐玄宗的儿子肃宗（李亨）继位后，因为国家税赋锐减，为筹措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入不敷出，便在其视为风水宝地的朔方——灵州（今甘肃灵武）铸行了“乾元重宝”。该币始铸之初比“开元通宝”钱略厚重一些，但是，一个却要抵十个“开元通宝”钱来行用，这使得历经战乱的民众更加雪上加霜而怨声载道。
（四）
五代十国藩镇据，铸币量少墐泥替。
熙载避祸《夜宴图》，陈桥兵变赵登基。
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祁在总结李唐王朝复灭的原因时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始于桂林！”此言中肯而一语中的。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仅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与此同时，除这五朝之外还出现了前蜀、后蜀、后燕、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等十几个地方割据政权，统称“十国”。这一时期因各藩镇忙于争战而自行铸币而数量较少且多为不精。
然而，令人称奇而绝无仅有的是，一个根本不入史家法眼的小朝廷，据守燕地幽州的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却因贪婪腐朽，为聚财敛物而利令智昏地干了一桩为人不耻的“大事”，用一种叫墐泥的黏土，铸有“永安一十、一百、五百、一千”，可谓无本万利，这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在中国铸币史上堪称是只此一家，并落下了一个千古骂名。
《旧五代史•刘守光传》：“……又以墐泥作钱，令内部行使”。并有：（刘仁恭）“尽敛钱于大安山颠，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以灭其口”，以及“是所敛者，皆历代通用好钱，而以泥钱劣币，置之市上，强民行之”的记载。墐泥比金属材料易得，烘烤后会变得坚硬，但却很难于长期保存，不过，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质冥币，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泥钱的实物例证。
泥钱行使，其贻害不难想见。刘氏政权的暴政，钱制的滥恶，国库的空虚，必然导致国势衰微。公元91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兵攻破幽州，生俘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并斩首于太原，建国仅两年的刘氏政权就这样灭亡了。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说：“刘仁恭辄造泥钱，号为山库，珠非济人，一向害人。”
出身豪族的韩熙载，字叔言，据传与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为同一远祖。乃是后唐同光年间的进士，集文章、书、画、音乐一身而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历事李升、李璟、李煜三位君主。初时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时，因北方的宋朝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宋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从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致使人人自危，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趋激化，朝不保夕。
身处在这种险境之中，官居高位的韩熙载为了力求自保，便故意装扮成在生活上奢靡腐败而醉生梦死的糊涂人，以便让李后主不怀疑自己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是，李煜对其却仍不放心，便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韩熙载家，不露声色地窥探其一切活动，并命令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二者的来意，便将一种不问政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
顾闳中凭借其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全程默记于心，回去后泼墨挥毫，潜心作画，勾勒点染而敷色于浓淡之间。因此而成就了这样一幅带有传奇色彩的丹青精品，并侥幸得于保存并流传下来。李煜见此画后，这才暂时放松了对韩熙载等人的猜忌。从1990年我国邮电部发行的T158《韩熙载夜宴图》五枚连体邮票，其画作高超技艺之精美，以及珍贵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发生在公元960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是在赵普、石守信等人的策划下，授意士兵为赵匡胤黄袍加身，拥戴他为皇帝而取代后周并开创了宋朝，史称宋太祖。赵即位后，改元建隆，定都于开封。
（五）
昌文偃武宋丝瓷，海外香宝市舶司。
铜铁并用名目繁，交子领引全球冠。
北宋初期太祖为了除却心中的隐忧，避免“陈桥兵变”会再度上演，且危及到赵氏子孙的安危及江山社稷的传承。他通过安抚的怀柔政策而巧妙地“杯酒释兵权”，赏赐给拥戴其登基的有功之臣一大笔钱财，分别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镇守一方而使之君臣相安无事，以确保其政权的稳固。
宋朝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较为热切，主要在于其税收能够快速地扩张财政。当时，通过官办和私营两种途径与宋廷有海上贸易的国家已达数十个，如：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辽、金、西夏，以及东南亚国家，如：日本、朝鲜、安南（越南）等，甚至远到非州各国，史称“海上丝绸之路。”进出口的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之类，而出口货物则以丝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器皿等为主。
“互市”是对中外贸易船舶交易的通称；唐代最早设有“市舶使”，即：我国设置专管海外贸易的官职。明初只许外国使节所乘船舶(当时名“贡舶”)驶入，准其附带商货，对本国商船则严禁出海，至清代“市舶”专指外国来华的商船；而“市舶司”则是官署衙名，是朝廷设置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加强对外贸易。它见证了中国自宋、元、明三朝海上贸易的繁荣。
由于“招徕远人，埠通贺贿”，以利海外通商而双边互市的交往，使之市舶之利以百万计。因此，南宋高宗时期曾立法：“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并对在互市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在福建、广东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地，因是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还建有“蕃坊”以供外商居住，对其生活习惯、风俗、法律，以及宗教信仰等均予以尊重。
北宋末期及南宋中期因铁钱经朝廷认可准铸，所以，无论是种类、数量、版别等，均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峰。甚至，就连有的母钱都用铁质，致使铁钱成为与铜钱并驾齐驱的通行货币。为此，朝廷还专门制定出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包括：设置专事铸造铁钱的钱监、并专门划定了铁钱流通区域，其铸造工艺、币值、记地、乃至年号钱、对子钱都与所铸之钱而相对应且流通并行。为了防止铜钱流入北方，宋王朝在边境路州等地强制推行铁钱，创建了铜、铁钱在交往区域的隔离带，并限制其仅能在流通区中进行交易，以此来减缓因辽、金、西夏对铜、铁钱需求的压力，弥补现钱之不足。这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为抵御外族军事入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除了以金属、皮帛为货币外，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廷为缓解内地“钱荒”和面对巨额军费开支的压力，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从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到明朝的“大明宝钞”，以及清代的“顺治钞贯”等，就足以说明。
从张择端所绘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可知，北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周边各国互市的贸易往来增多，以沉甸甸的现钱交易不便，由此产生了铺户及后来的钱庄、票房，即：银行的前身。将钱存于柜坊以换取相应等值的信用票据，是为了便于携带和大宗买卖的流通。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尤其是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的璀璨夺目，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宋朝被许多海外汉学家认为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并非强盛的汉唐而是因昌文偃武后，看似有些文弱的南北两宋。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 斯彭斯，曾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评价宋代的中国：“……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难设想，倘若不是后来执行海禁而以天朝自居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平等互惠的“互市”交易中，那么，极有可能促成中国初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六）
元泉字现八思巴，幽阴之域忌华夏。
强权推行鸦青钞，国祚仅存九十八。
元朝在中原地区统治时间不足百年(计9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汉人大臣刘秉忠奏曰：“……钱（指：金属币）用于阳，楮（即：纸张）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将不靖……”故，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遂绝不用钱”。由于元代早期严控并不允许民间使用金属，以防百姓用作制造刀枪兵器而造反。并于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向全国发行银本位的纸钞，因其颜色青黑，俗称为“鸦青钞”，且多在官方之间使用。同时，朝廷却象征性地用汉文少量铸行了各种铜钱，但，多为敬献给寺庙的供奉钱，如“至大通宝”“至正通宝”“至顺元宝”“延祐元宝”等。然而，民间仍以大量的唐、宋钱币来进行市场交易。
元朝统治末期国势衰微已病入膏肓，各地灾荒频起而赋税锐减且不知开源节流，仍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加之又时常对宗室贵族、官僚宠臣、寺院庙宇滥行赏赐。为解决日趋加深的财政危机，顺帝采纳了更改钞法之建议，于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成立诸路宝泉都提举司，发行“至正交钞”，规定新钞每贯合铜钱千文或“至元通行宝钞”两贯，以实钞法。由于“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引起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民间视交钞如同废纸，物价暴涨十倍，出现“米价贵如珠”的局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的铸币中，尤以一种独特迥异的“八思巴文”作钱文铸造的折三“元贞通宝”和当十“大元通宝”，向人们展现了一度辉煌却永远定格，而又被废弃了的文字历史。因此，现存世的元代钱币较为少见且珍稀。
（七）
大明规避隐前朝，遵崇祖训皆通宝。
“放牛洪武”悬疑案，激怒叛将献边关。
明朝中期正处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但是，其铸币的数量却远远不及宋、清两朝，更无鼓铸大钱之说。足见，当时币值恒稳，无通货膨胀之虞而物有所值，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另外，在明代所有年号的铸币中皆以“通宝”而无“元宝”更无“重宝”之称谓，此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所致。
令人费解的是在传世的“洪武通宝”中，有一种钱背为一形态生动而头戴斗笠或光头的牧童，悠然自得地骑在牛背上短笛横吹。那牛体形矫健地拖着尾巴边走边顾首回盼，好像是在寻觅那悠扬的笛声。整个构图丰满，不显臃塞，牛与人顾盼呼应，栩栩如生，使之充满了灵动的美感与韵味，体现了该币设计者的高超技艺。因其形象别具一格且极富情趣，被称之为“放牛洪武”。
该钱的图形有多种，大小不一。材质有青铜 、黄铜 、淡红铜之分；牛有拖尾，摇尾和牧童光头或戴斗笠之别，既是生辰钱，又是吉祥钱。均不计重、也不计值，更不记地，实属花钱之列。因正史中对朱元璋的身世并无明确记载，然而，“放牛洪武”钱的图案又巧合了传说中他的童年经历，此币究竟是官方所制，还是民间私铸，抑或是后世的伪造？藏界一直颇有诸多争议，莫衷一是，各有说辞。
窃以为：“放牛洪武”应为后世假托之作的民俗花钱，且出自民间私铸而决不可能是官方所为，铸制的时间在明末清初。其意旨在激发并唤起民众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为表达意愿而以此言志。究其缘由，因该钱似有讥讽朱元璋出身卑微之意，明太祖在位期间所铸之钱，决不可能自己犯讳，去揭自己因贫困从小放牛并出家当过僧人的短。不难设想，沈万三在无意识中挑战了皇权，不料竟惹却龙颜大怒，致使本人险遭杀身之祸而被发配且殃及沈氏家族。显然，朱元璋不会准许发行铸有牧童放牛图案的钱币来自取其辱，这无疑有违于他之本意，更不会是奉其“圣意”所为！试想，又有谁敢虎嘴捋须地去冒犯天威而使自己遭致不测？而清廷因避讳明朝，犹恐不及则更不可能，岂有官方敢铸制此钱并遍于全国之理？然而，无论是讽或是赞，由民间私铸而不参与流通的民俗花钱则无所谓，自然也就无此顾忌了。
不过，后人还是愿意将明太祖与放牛娃联系在一起，有人以“朱元璋简历”为谜面打两个京剧的剧名，其谜底的揭晓就是“小放牛”和“大登殿”。能从一个牧童最终登上皇帝殿堂的宝座，该是何等之不易？这反到使他的形象愈发生动而更加接地气了。其谜面与谜底十分贴切，对仗工整，画龙点睛而异常到位。所以，“放牛洪武”钱确也不失是专为这条谜语制作且天造地设的一个实物佐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即：清.顺治元年。农民起义军的闯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率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被逼杀妻灭子而自缢于景山。仅在这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就曾坐过三位帝王（崇祯、李自成、顺治），而直接促成这一波诡云谲历史事件的风云人物，就是原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封疆大吏吴三桂。
吴三桂面对锐不可挡的起义军，本已有了暂时归顺之意。但是，当他闻讯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所强占，为此“冲冠一怒为红颜”拍案而起，便决意打开城门，迎请清军入关而问鼎中原。降清后的吴三桂甘当鹰犬，迫使苟延残喘的“南明”小王朝永历帝逃往国外而苟且偷生，随之又被其从缅甸抓回，处死于云南昆明的郊外。大明王朝（包括南明小朝廷）终归在其最后建立的“国之一省”落下了帷幕。
平定三藩之乱是发生在清朝初期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三藩的建立及其势力的养成，原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将平定及镇守南方的结果。此时，已被清廷封为平西王的“三藩之首”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精忠三人，早已卵翼丰满而各自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在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因直接掌控了当地的军队、财政及税赋等，其权力远远超过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
吴三桂更是不甘寂寞，野心勃勃，思谋自立而蠢蠢欲动，欲与清廷分庭抗礼。他在云南和贵州分别铸行了“昭武通宝” 及“利用通宝”，且与清王朝的“康熙通宝”通用并行。如此之大不敬，乃成清廷最大的心腹之患，直至康熙帝下决心“撤藩平叛”，经过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才被平定。自此，清王朝才真正在关内完成了统一。为了稳定其统治权，并开始建构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与改革，然后，又致力于解决边疆等一系列问题。
见利忘义的叛将吴三桂因生性反复无常，与《三国志》中的吕布一样，实属“三姓家奴”之列，一直备受世人的谴责和诟病。
（八）
社稷危亡满清愁，内忧外患困咸丰。
成百上千通货胀，宣统逊位挽歌唱。
清咸丰帝是清朝入关后第7位皇帝，即位之初，展现在他面前的清王朝是政治混乱、财政匮乏、军队颓败、民不聊生的萧条景象。咸丰三年（1853年），因外国列强进逼及国内太平军的兴起，清王朝危机四伏，财源枯竭。为解决国库空虚问题，朝廷决定铸行虚值大钱。当时全国28个钱局先后铸造咸丰大钱，出现了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咸丰重宝钱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共八种形制。
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在其50寿诞之际，率起义军在金田村向清王朝宣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帝立刻派兵遣将，抓紧围剿。但，令他倍感失望的是清军连连战败，未能实现原就地围歼的计划，使得清廷上下大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统治面临着一个新政权的直接威胁和挑战。
正当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地占领了十八个省区，致使朝廷赋税锐减，此时，英、法联军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860）。咸丰为之心力交瘁，优柔寡断的他却时而主战，时而主和，并先后派大臣先后与英、美、法、俄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战争中气势恢宏的圆明园被烧毁，大火延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大量文物珍宝流失，至今不能完璧归赵。英、美、法、俄等国攫取了最惠国待遇，且享有领事裁判权和降低关税等优惠，并获取巨额战争赔款，这些不平等条款对中国的危害极大。
但是，咸丰因财力馈乏而饮鸩止渴地采用加大币值，甚至不惜由原来的“咸丰重宝当十”，改铸为“当百”乃至“当千”地发行虚值大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宁愿用免去关税，以换取外国公使不入驻北京。这不仅表现出了他“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之深，还显现其不顾国家利益而死守个人和“天朝”面子的迂腐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致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廷起用袁世凯，企图镇压。袁凭借手中军队，并在各国列强支持下，对革命党人威逼利诱，当得到由其出任民国总统的保证后，转而对朝廷施加压力，令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迫使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宣布退位。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始铸方孔“半两”到清“宣统通宝”，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亦是我国乃至世界铸币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可谓“红轮决定沉西去，未委魂灵往那方。”因“宣统通宝”是我国封建王朝末代年号铸行的方孔钱，使之终究成了唱响掘墓满清政府的最后挽歌。
（九）
辛亥“大汉”机制币，文史价值非可比。
十八星旗迎风飘，终结帝制共和到。
辛亥革命胜利后由江西机制的辛亥“大汉铜币”有黄、红铜质之分，亦有背面衬以细密的网纹和无网纹之别。直径均为29毫米，重7.5克，系用机械冲压而成。在币的正面珠圈中央有实心圆内镌有一阴文的“赣”字，即：江西省之简称。周围对为“大汉铜币”四字，外环上缘为“江西省造”，下缘为“当制钱十文”，左右分边则以干支作纪年的“辛亥”二字，字体均为楷书。
背面中央为实心圆形阴刻的太极图，象征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紧靠其外由一圈小珠圈包围，周边则均布有九颗圆星，而与外部的九颗大圆星相互牵连，且成为一体。共计大小十八颗星，代表了当时率先响应并宣告脱离满清政府的十八个省，寓意了复兴大汉民族、团结人民共同缔造民主共和国之意。由于辛亥“大清铜币”早于此前就已面世，故，取名“大汉铜币”而与之对应，它是当时全国唯一由革命党人铸造的流通钱币。
以致，后来各省所铸之币，尽管图形各异而有所不同，然而，不论是民国早期五色共和的直条旗还是星条旗，都无不以该十八军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军旗而铸在铜币上，使之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武昌首义取得胜利之后，以该图形为标记的十八军星旗曾迎风飘扬在巍峨的黄鹤楼前。(由红、黄、蓝、白、黑组成的直条旗，分别代表了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的生活区域，并非指一色为一族，而是涵盖了该区域内所有的其它民族。“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提出的政治口号，这一原则强调了中国五大族群的和谐相处)
江西“大汉铜币”的铸行是全国最早体现新生革命政权建立的机制币，尽管，它的问世距辛亥革命不过两个多月的仓促时间而铸期短，竟能以一种超凡脱俗的全新面貌出现，其铸量尤为显得稀少。因为，该币在精神层面中的价值，是不能与现实流通货币价值而相提并论的，其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使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不可复制的替代性。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彻底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以及方孔钱在我国货币史上的终结。
（十）
锈迹斑驳历风霜，皇权易主纷登场。
篆隶草行书墨宝，天子重臣几挥毫。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一个王朝由兴盛到衰亡，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而可供后人借鉴参考，这在所铸的钱币中均能得于映证。古人把书写钱文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书法精美而铸工精良。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在世界货币史上独树一帜，被誉为东方钱币的代表。究其缘由，皆因它在文字的独一性和书法的艺术性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作用。
宋代铸造多种多样的铁钱，钱文艺术可谓登峰造极，大都是极负盛名的权臣名儒用篆、隶、草、行、楷、真等书体皆入钱文，为当时皇帝及许多重臣及书法家所热衷。自北宋太宗（宋太祖之弟。原名赵匡义，因避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后改名为赵光义）首创了天子亲笔挥毫的“御书钱”，如：“淳化元宝”“淳化通宝”及“至道通宝”，乃由楷、行、草三种字体书就。楷书浑厚端庄，行书隽永流连，草书奔放流畅，使得宋代钱币文字艺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其中，一种因“淳”字的“三点水”偏旁上提，被称之为“缩水淳化”且较为稀见，并首先赏赐给近臣。宋太宗超人的书法技艺，因此，得到了当时著名书法家米芾对他的大加赞赏：“真造八法，草入三眜，行书无对，飞白入神”。由此可见，能达到这样的功力与底蕴，决非一日之功所能练就。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就曾写过《谢赐御书字样表》，当他被贬官时还念念不忘御书钱：“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赵壹是东汉人，他曾写诗自遣：“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黄庭坚被罢官后，生活十分清苦，他深有感触地写道“管城子（毛笔的别称）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并在《送徐隐父宰余干》中写到“半世功名初墨绶，同兄文字敌青钱”；而杨万里因对文人穷愁潦倒且愤愤不平，慨然写下了“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各争妍。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
宋徽宗（赵佶）在治理朝政上昏庸无能，但，他却不愧是一位书法丹青的高手。其字体运笔飘忽快捷，刚柔相济，秀媚纤细而收折犀利，轻落重收，笔迹瘦劲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给人以轻逸飘宕，云卷霞舒之感，时人称之为铁划银钩。他将制钱工艺提升到了梦幻般的高度，并自创了著名的“瘦金体”，由其亲笔题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不失为古钱币书体之一绝，俊朗大气，让后人更是爱不释手。可与中国第一造钱高手由王莽创建的“悬针篆”而相提并论，历来受到文人雅士和书法界的竞相效仿
宋代铸钱的各种铭文形式，表现在：同一年号且同等面值的钱，有篆、棣、楷、行、草的书法之分，俗称“对子”钱，又有折十、折五、折二之别。其数量之巨，版别之多，为中国古钱币之最。其中，“元丰通宝”就有隶、行两种字体，隶书出自史学家司马光之手，行书乃由大诗人苏东坡（苏轼）纵放豪逸，洒脱挥就。
中国历史朝代众多，所铸钱币的数量浩繁，有如烟海，其钱文有的不易辩识。在我国历朝各代的钱币字体中，不乏留有名门大家的书法墨宝。据考，秦篆书的“半两”二字就出自于宰相李斯之手，字体粗犷有力，气韵磅礴；而唐朝初期的“开元通宝”，为大书法家欧阳询用隶书写就。字体端庄凝重，疏朗峥嵘而儒雅清隽。
古钱币的字体古雅清润，有神有骨，情性焕然，字体欹侧，结构清减，但，其笔画协调而牵连映带，放逸生奇，具有流利洒脱的美韵，辉映成趣的意境能使人俯仰生情而情趣顿生。当洒脱飘逸的书法及特有质感而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给人以方寸之间寓藏乾坤的感受，展示了华夏五千年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魅力，也反映了各个年号时期的人物心态，使之文化的内涵更加深邃宽博。
（十一）
材质不同形各异，天圆地方千年袭。
国号年号记值币，市场流通无尽期。
我国货币渊源流长，在世界钱币史上更是独树一帜。而历代钱币因多姿多彩，有案可稽的就近达万种，币材更是五花八门。除金、银作为上等币以外、其中，金属材料最多的有铜、铁、镍、铝、铅、锡、锑等；还有用贝、玉、陶、骨、兽皮、石、竹、纸等作材料的通行钱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封建社会的割据性与分散性，因各地区之间经济条件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由此产生并形成了各种类型的货币流通领域，创建了不同的货币体系。其形制各异而大小轻重不一，材质精粗而优劣有别。
从货币的发展史可知：其造型，质地、图案及年号的字体中，无不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和科技发展的程度，同时又再现和表明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的主观意识。各个不同时期的每一枚钱币或每一张纸币，无不以其独特的面目，反映出生育它的父亲（国家政权）的意志，母亲（商品经济）的禀性与教师（科技文化）的修养。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货币除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充当世界货币的五种职能外，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货币还有第六种职能：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集合群，汇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银河”，构成了一部经济发展兴衰更替的史诗。
钱币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符号和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一个传承着历史文化的脉络。其材质、形态及文化内涵无不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古钱币藏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年代、质地、存世量、艺术性等几个方面。其中，“年号”为最基础的要领。它是判别和断代该币最为直观的的载体，充当着“钥匙”的作用。
考古学家虽然开启了一道发掘地下墓室之门，但是，却难以打开研究并诠释对古钱币奥秘的解读，而古币中的“年号”不啻就是最能明确体现其具体年代的标记与符号。一枚枚不同年号的钱币，就是那一颗颗连在一起的“珍珠”，正是因为有了它，才能将映证各朝历代的钱币有机地串成一条闪烁着光泽而珍贵无比的“项链”，如果轻易地拆掉了它们其中的一颗或砸碎并扔掉，就等于把这段历史给彻底毁了，使之贯穿于历史的线索也就不再那么完整了。
（十二）
风云际会兴转衰，“银河”进程脉络在。
钱财有如双仞剑，映证世间喜与哀。
当岁月的轮回经过时光流逝的洗礼，历史的烟云因风云变幻而政权更替，所流传下来的各朝钱币历经不同文化的嬗变与革新而蕴涵了特殊的记忆，这才使得收藏爱好者与之产生了心灵上的交流和沟通，并在古泉情结中睹其物而思人生，并能从中解读出那些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沉浮、各朝政权的兴衰、一个地域厚重文化的沧桑与变化，由此，揭秘出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信息！
种类繁多的古钱币，融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美学、书法及民俗风情于一体，构成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史，积淀为一片巨大的社会化石，为后人提供了研究、考证的珍贵实物史料。方寸之间寓藏了天地乾坤而愈加显得深邃宽博，在有限的幅面上展现出意韵无穷的想象空间，这才使得在古朴典雅而铸行精巧的钱币艺术土壤中，生长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书法之花”，彰显了华夏五千年来悠久历史的璀璨文明。
从货币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发展史可知：各个不同时期的每一枚钱币或每一张纸币，无不以其独特的面目，反映出了生育它的父亲（国家政权）的意志，母亲（商品经济）的禀性与教师（科技文化）的修养。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以及充当世界货币的五种职能。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货币还具有第六种职能：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集合群，汇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银河”，构成了一部经济发展兴衰更替的史诗，然而，它最终还是客观地反映了商品生产必须尊重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
金钱有如一柄双刃的利剑，其双重性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两副面孔。即：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究竟它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副嘴脸，那要完全取决于你对获取并支配它的方式正当以否。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不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形象写照。人类除了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分、阳光”三大要素外，金钱无疑就是生活中最为紧要的必需品。因货币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所以，人们最愿意并主动承担的“重负”就是：腰缠万贯。同样是对财富的追求，但，在货币穿透力的剌激下，却折射出不同的思维行动和做人的准则。
西谚云：“最后的一根稻草，压死一匹骆驼”。贪婪是不分阶层的，这是人性固有的弱点。由于个人的欲望永远都处于不满足之中，膨胀的占有欲，有如坚冰而无法穿透，理性也难以窥测。它必定包含着不少错杂的病毒，或另一种内心复杂的潜质。试想，金钱着凉的一个喷嚏，将会感染到多少人？同时，又无情地破灭了人们在虚幻中憧憬的美梦?
（十三）
悠悠岁月倏忽过，层层积淀迷团多。
枚枚古泉活史诗，默默后人共求索。
枚枚古钱币，页页活史诗。古钱币系列是中国历史经济现象的载体，亦是承载时代进程的脉络与脚印。见证了不同时期政权更替的兴盛与衰败。在华夏古代文学宝库里，有关货币的诗话据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写史在兹。深探其究，不难找出许多有关货币变迁及对其功过的评述，细品研读而回味无穷，至今仍能给人带来一定的启迪与教益。
古钱币是中国经济进程的脚印，亦是孕育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无法割断的一条脐带，它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符号和商品交换的媒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符号，凝聚了大量的信息，清晰地诠释了在不同时期生产力的水平与发展状况。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当一种旧的制钱刚刚沉淀，另一种新的制钱又伴随着新帝王的登基而接踵崛起。特别是自中国钱币形成较为固定的形制和传统以来，其风格通体大方有度，钱文图案蕴涵的内容就愈加丰富，并在华夏文明历史长卷中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世人还在感叹由于历史潮流的无情，所导致的政权兴衰与更替。
在这浩如烟海的货币“银河”里，历经千百年的流变，演绎了一个与人相随而维系国计民生的精彩纷呈之大千世界。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古钱币见证并记载了各个时代的兴盛衰败。钱币作为一种历史遗存，无声而秀美，是传承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它凝聚着设计和制造者的艺术思想、思维特点、行为方式等内涵，亦是不同时代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体现在货币文化中的一个缩影。
观赏钱、忆币史、领神韵、吸精华、究人生，体感悟，能除却浮躁而清心，可明己之目，正己之为，补自身之笨拙。许多流传至今的钱币珍品，其艺术审美情趣与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一致，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无限想象的极大空间，及其众多难以解读出的各种存疑和扑朔迷离的信息。
杜天麟：2015年12月31日写 2015年7月至14日重新订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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