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景德镇周围一带的田地里，到处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这些瓷片有些被当地居民挖出，卖给古玩商，再辗转到了各路陶瓷爱好者的手中；另一些则被漠视或忽略，和野草、垃圾一同留在了原处。制瓷人涂睿明常常在散步时捡到这些瓷片，虽然大都不值钱，在他看来却满是历史的印记。从这些瓷片里，他看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瓷器史。

　　我们向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瓷器为荣，甚至暗自将之当做某种独具代表的辉煌或荣耀，毕竟，中国与瓷器的英文单词拼写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这份怀旧情绪和民族热情背后，瓷器史上有激动人心的辉煌历程，却也有着迷雾浓重甚至危机重重的时刻。晚清以来，欧洲瓷业虽然还未能对中国瓷业造成重大影响，但中国瓷器也很难再大量销往欧洲，更不必说受到追捧。中国瓷业的神话早已破灭，“中国风”甚至早已是保守没落的象征。到民国时期，中国瓷业面对西方瓷业的大举入侵，已毫无招架之力。涂睿明过去丝毫未曾怀疑蓝边装饰是一种中国符号，然而查证便知，蓝边碗的的确确是舶来品。在1930年，中国瓷器的进口第一次超过了出口。在这番危机之中，有一类瓷器却大放光彩——那便是仿古和造假。究其缘由，一方面，人们对古物的追捧常常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另一方面，古物既少，国内外对之需求却大，仿造之风由是长盛不衰。涂睿明写道：“虽然这种现象在各国都不罕见，不过仿古造假市场之完备、发达，全世界难有与中国相提并论的……”

　　在洋瓷物美价廉、景德镇窑业凋敝之时，当时的人们认为，对传统制瓷行业进行现代工业化改造是唯一的出路。“人们在意的是瓷器的洁白、器形的规整，质地的坚硬以及价格的低廉，而并不在乎是否手工制作，其中是否饱含了匠人的技艺与情感。”尽管西方从19世纪末依然开始反思工业化的恶果，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新发现和肯定手工艺的价值。景德镇这个在数百年间为全世界提供最优质瓷器的江南小镇，到1949年时，仍在勉力烧造的瓷窑，仅剩8座了。景德镇的道路、机会和未来在哪里？涂睿明这部从瓷片里捡来的瓷器史，写到此处戛然而止——他停在了一个中国瓷窑深陷黑暗的时代，停在了关于工业化和手工艺的抉择之中，也停在了重新审视景德镇与中国传统手工艺历程的客观态度上。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涂睿明《捡来的瓷器史》一书中节选了尾声的章节，以飨读者。

　　《捡来的瓷器史 · 路在何方》（节选）

　　一、被视为中国元素的蓝边碗实际上是舶来品

　　一提到蓝边碗，人们心中必然泛起中国式的怀旧情绪，一个时代的记忆，总会寄存于一些器物之上。我过去丝毫未曾怀疑蓝边装饰是一种中国符号，直到2017年年初在电影院中看到《间谍同盟》中的一幕：布拉德·皮特与玛丽昂·歌莉亚在一处咖啡厅喝咖啡，所用的杯子，正是蓝边的样式。影片中的这一幕，发生在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从杯子蓝边的色调和瓷质的白色可以判断，产地不是景德镇——因为蓝色过于鲜艳，在景德镇的瓷业史上从未有过。只有使用现代工业的化学原料，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色调。而瓷器的白色，也完全无法让人将其与玉联系起来，质地上与景德镇瓷大不相同。

　　如果说蓝边的装饰源于中国，那么电影这一幕中使用的瓷器便是对中国风的又一次仿造，意味着20世纪初的中国瓷器再一次受到了西方的广泛欢迎并被模仿，这太不可思议！晚清以来，欧洲瓷业虽然还未能对中国瓷业造成重大影响，但中国瓷器也很难再大量销往欧洲，更不必说受到追捧。中国瓷业的神话早已破灭，“中国风”甚至早已是保守没落的象征。到民国时期，中国瓷业面对西方瓷业的大举入侵，已毫无招架之力。

蓝边碗

　　难道被我们视为中国元素的蓝边碗，居然是舶来品？我们关于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竟然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遗迹？

　　不幸的是，的确如此。

　　在1920年出版的《景德镇陶业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详尽文字：“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盛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如蓝边式之餐具杯盘及桶杯式之茶盏，自茶楼、酒馆以及社会交际场所，几非此不美观，以至穷乡僻壤、贩卖小商，无不陈列灿烂之舶来品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

　　洋瓷入侵，势不可挡，甚至成为时尚，为国人所追捧，进而成为景德镇模仿的对象，最后倒成为时代象征、民族记忆。虽然历史上景德镇瓷业长期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但始终是以强者的姿态将外来文化消化，再转化为自有产品，反过来又对外部的世界产生影响。但这一次，却完全以山寨的方式，被动成为西洋瓷业的附庸。

　　更为严重的是，贸易迅速恶化的程度，远比想象还糟。

　　1930年，瓷器的进口第一次超过了出口。并且瓷贸易的逆差在未来的数年间还在迅速扩大。仅在第二年，出口就从1930年的256万两白银减少到171万两，减少了33.2%。中国——这个以瓷器命名的国度——的瓷业，彻底败给了西方瓷业。

　　中国瓷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出人意料的是，危机之中，有一类瓷器却大放光彩，只是这类瓷器的销售，却并不怎么光彩。

拉胚成型，瓷器塑形的重要步骤。

　　二、造假源于仿古传统，制瓷业首当其冲

　　产品市场不振，民间力量四处突围寻找出路，造成了很多意外的结果。

　　16世纪以来，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中国风”风行世界。当时欧洲人的兴趣大多集中在日用器皿（即便这些器皿很多从不会被使用而仅仅用来展示、炫耀或者收藏），但仅仅是高档商品，普遍与古董无关。随着欧洲瓷业的兴起以及中国瓷业神话的逐渐破灭，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表现一路下滑。民国时期，中国陶瓷产业彻底被欧洲瓷业击溃。但此时，欧洲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渴求却迅猛增长，这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一种重新审视与发现。事实上，这个过程，早在清代晚期便已开启。

　　1868年，英国医生史提芬·布绍尔被派往中国，作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大夫。他同时还接受了一份委托——收购中国工艺品。委托方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当时还叫南肯盛顿博物馆，落成仅仅11年。布绍尔在中国工作了整整30年，诊病之余研究中国文化，成为专家，退休之后回到英国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艺术》，大受欢迎，20年之内竟重版了6次。他为博物馆收购了大量的中国工艺品，其中大部分是瓷器。1882年，博物馆支付他500英镑，而他为博物馆交付了253件（套）工艺品，其中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的瓷器，部分还出自官窑。除了瓷器，布绍尔本人还收藏了不少商周的青铜器，回国之前，他一并转让给博物馆。不过后来发现，这批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是赝品。

　　这不过是众多真真假假文物外流的一部分。欧洲人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渴求，无疑对造假行业是个极大的刺激。

　　但造假行业由来已久，并非因为欧洲人的需求而产生。在中国，造假源于仿古的传统，其中，制瓷业首当其冲。

　　明代万历朝有一位制瓷名家叫周丹泉，痴迷制瓷，尤精仿古。某时，他听闻常州一位藏家得一宋代定窑瓷鼎，珍贵异常，专往拜会借观。藏家将鼎示之，周丹泉摩挲把玩良久，赞不绝口，旋返。半年后再往，他见到藏家，自言亦得一鼎。藏家难以相信，周于袖中取出，与其收藏相较，样式、纹样、色调、大小、重量以及老旧的程度，分毫不差。藏家惊叹不已，问从何得来。周如实相告：“上次借观之际，心摹手追，将大小、样式、重量、纹饰种种细节暗记于心，回去之后认真仿制，得此。”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虽然不可全信，但也反映出中国人仿制古瓷之盛。关于仿古，非但中国古代文人多有记述，外国人竟然也有记载。

　　三百多年以前，利玛窦写道：“某一回有尊圣母像掉在地上摔碎了，若是换在欧洲，价值就会全毁，但是在中国反增不减。碎片黏合之后，模样反而看似古物，比整器更值钱。”

　　这背后，反映出人们对古物的追捧，常常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但另一面也是市场的规律，古物既少，需求又大，仿造之风于盛。虽然这种现象在各国都不罕见，不过仿古造假市场之完备、发达，全世界难有与中国相提并论的。

　　民国时期，传统与现实需要的交会，本地与外国需求的增长，大大刺激着仿古瓷行业的神经，使得瓷器造假的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一项特别的造假工艺，令人匪夷所思——这项工艺叫接底。今日的鉴宝类节目，不断上演这样的场景：嘉宾走近，拿起藏品，懂行或不懂行，都要翻过来仔细观察底部。如果去潘家园这类古玩市场，也是屡见不鲜，好像大家都知道底部藏着什么秘密，一旦发现，便可以揭开全部谜底。不过，对于一件瓷器而言，最光鲜最丰富的信息还在器物的主体：画的是什么？画风对不对？画工好不好？器形是否准确？釉面是宝光还是贼光？……诸如此类。而底部看上去就显得单调，但为何人们对其如此关注？

　　答案是因为底部包含了诸多特殊信息，对于判断一件瓷器的真伪至关重要。

　　瓷器表面覆着一层釉，瓷胎上的信息都被掩盖，而大部分瓷器底足的一圈没有釉，通过底足就可以得到胎体最直接的信息。底部常常还有款，比如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底部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也是如此。而民间的做法更为随意，有时只是画一片树叶，有时画个圈并不写字。明代末期的一些瓷器却写宣德、成化，清代还常常写明代年号。这其中都包含种种重要信息。此外，底部一些工艺上的细节、特征以及手工留下的痕迹，也能够成为判断一件瓷器制成年代的依据。

　　正因如此，古玩行里特别重视观察底部，而看底又须将整件瓷器翻过来，动静不小，像是个精彩的广告，让路人皆知。

　　瓷器底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件瓷器，底部是最不容易受损的部分。因为一来要做支撑，所以会比较厚，二来所占的面积与体积都比较小。所以多数情况下，瓷器即使破损严重，底部却常常保存完好。今天景德镇的古玩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大量宋代和明清的瓷器碗底，经过打磨，被当成盖置或者杯托，卖给对古代瓷器感兴趣的人们，价格低廉。

　　这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试想，如果有一件宣德官窑的碗底，将仿制了碗身的部分接上去，藏家拿起来看底，碗底本来就是真的，上当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这有两个极大的技术困难：一来瓷器烧造有很大的收缩性，要想烧制出一个与碗底能完美地搭配的碗身，极为不易。有如今天你失手打破心爱的瓷壶壶盖，想要重新配上，专业人士一定会建议你买把新壶。

　　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另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才让人望而却步，即如何才能让人看不到接缝？

　　这些困难，居然都让造假高手一一攻克。基本的方法是先仿烧几件完整瓷器，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件把底切掉，将切口的内壁磨平整，再将老底对应边缘磨平与切口刚好吻合，然后塞进瓷器底部粘好，严丝合缝，完全不露痕迹。即使你知道这是一件接底的器物，仔细看都未必能找到接痕。

　　接底工艺仅仅只是造假之冰山一角。民国时期，仿古与造假极盛。不过造假虽然兴盛一时，但既见不得阳光，与产业相比，体量又微乎其微。只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传统手工制瓷工艺，倒是由此得以传承和保留。

　　不过，即便是传统工艺本身，此时也同样面对巨大挑战。毕竟，对于世界陶瓷工业而言，传统制瓷工艺的某些部分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特别是釉的配方与烧成的原理，已是公开的秘密。在传统手工工艺体系之中，到底还有多少“不传之秘”？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镇馆之宝

　　三、外国瓷器物美价廉，中国窑业路在何方？

　　外国瓷业大举入侵，究其原由，在其物美价廉。价廉自不需解释，所谓物美，却非指美观，而是瓷器的质量。

　　工业化利用现代工业机械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得以实现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品质也随之提升，在各项工业指标上，远远超过普通的手工产品。比如瓷器的洁白度、器形的准确性、质地的坚硬度。

　　这无疑是工业化生产的巨大优势，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

　　此时景德镇窑业凋敝，自身已经无法组织大规模生产，根本无法与洋瓷抗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对传统制瓷行业进行现代工业化改造，已然是唯一的出路。

　　1935年，江西光大瓷业公司从日本进口了一系列窑业设备。其中新式的窑炉有4种，共10座。而其他制瓷的各种设备包括碾磨机、球磨机、搅拌机等十几种。这家公司于这一年刚刚成立，是一家股份公司，总股本100万银元，而其中20万银元是由江西省政府出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占了20%的股份，是一家官私合营的企业。只不过官方的股份不占多数。不过这家公司的前身却刚好相反，虽然也是官私合营，但官方却占主导。那就是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几乎可以看成官窑的某种延续，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也的确有这样的倾向。但对一家公司而言，能够烧制出高水平的手工制瓷器，却完全无法扭转败局，因为产量实在有限，价格又太过高昂，而从产品质量的角度，与西方工业化产品相比，也难称有什么优势。人们在意的是瓷器的洁白、器形的规整，质地的坚硬以及价格的低廉，而并不在乎是否手工制作，其中是否饱含了匠人的技艺与情感。

　　工业文明的巨浪势不可挡。事实上，1935年光大瓷业公司的转变，只不过是民国时期各地以工业化发展陶瓷产业的种种努力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家公司还未来得及开始生产，就因为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停止。各地的努力，也随之烟消云散。

　　中国窑业，陷入沉沉黑暗。

　　本文书摘部分与图片节选自《捡来的瓷器史》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