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珐琅彩瓷既能“赏好饭吃”亦能惹得“龙颜大怒”
http://www.socang.com   2018-03-30 16:58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王林娇

清宫造办处旧影

  其实,不要总是取笑当下人赤裸裸的对于某件瓷器的市场价格的讨论,就连皇帝都曾经下旨奖赏烧制出上好珐琅瓷的匠师们:“赏给好饭吃”,就是这么直接的把一件好瓷器比作是“一顿好饭”。

  更厉害的是,清雍正时期内务府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了十三个有烧制瓷器专长的艺匠,每个人每月的俸禄二两银子,但如果任何一个艺匠能够尽心竭力的创作出一件精品,就会得到来自皇帝陛下亲自赐下的十倍于月银的二十两银子重赏!

  谁说这不是以唐英为代表的督陶官和匠师们养家糊口乃至平步青云的捷径?

  当然了,所谓赏罚分明绝对是治天下的上策,更别提在小小的陶务上了,有任何的差错被皇帝发现了,都会被斥责,即便是家大业大的江宁织造曹家。

  这道圣旨的大概意思是:虽然现在派给你们曹家的差事儿比较多,但是在烧制珐琅彩这件事情上,还是要得到朕的旨意之后再烧,现在朕不知道你们私下烧制了多少件珐琅彩,但是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先给朕上奏,朕批准了之后才能进行,如果你们不提前告诉朕,出了事,你们曹家是担当不起的。

  到底是如何重要的瓷器事务能让康熙帝对于亲如手足的曹寅一家如此斥责?

督陶官唐英雕像(1682-1756年)

  更委屈的倒还不是曹寅一家,大名鼎鼎的督陶官唐英也曾经因为这“珐琅器”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

  事情是这样的,要说起来唐英也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个时候唐英因为升职成淮安关税一职,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自去景德镇的窑厂了,当时接替唐英督办陶务的人业务水平也不高,所以在给乾隆皇帝挑选用来烧制珐琅彩的白瓷素胎质量一降再降,不少烧制出来的成品,要么是釉色不好,要么就是有残缺的地方。

  若干次之后,乾隆帝一怒之下说到,唐英你现在竟然把一些下等的瓷器送来给朕,企图蒙混过关,朕也不傻,让负责的太监把这些残次瓷器挑出来,来回运输以及烧制的全部费用都不给你报销,从你的俸禄中扣除!

  唐英只得上奏给皇帝说,自己现在是负责淮安地区的关税,离着景德镇三百多里地,不能亲自去替万岁把关,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委屈也只能只字不提,自己受着。

  但这“惹得”皇帝龙颜大怒的物件到底是何方神圣?日理万机的清代皇帝们为何偏偏醉心于此?

  其实在康熙帝在给曹寅一家的圣旨中已经明确提到了,是因为珐琅彩瓷器的烧制不合自己的心意,正是这个大约仅仅轰轰烈烈的烧制不过八十余年的瓷器,同时也是当下瓷器市场不可多得的神品瓷器代表之一。

  拍卖市场上多以“清三代”(康雍乾)的瓷器为主,宋瓷珍品少之又少,宋瓷的质朴和“清三代”瓷器的色彩缤纷形成强烈的反差,彼时关于什么样的瓷器是美的,甚至引发了“如果去外面说你喜欢“清三代”瓷器,不喜欢宋瓷,会被人笑话的”这样的问题。

北宋汝窑天青釉洗 2.94亿港币 香港蘇富比拍卖

  随即,加上本身对于“清三代”瓷器就知之甚少,就对“清三代”瓷器是不美的先入为主了,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北宋汝窑天青釉洗等顶级宋瓷之后,关于如何去鉴赏一件清代御制珐琅彩瓷,更是无从下手。

  既有“不美、俗”的观念之外,加之珐琅彩瓷长期处于深宫之内,更是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那么,今天到底如何去欣赏一件当时对于匠师们如此重要的瓷器?

  有望在香港蘇富比2018年春拍现场拍出天价的一只清康熙御制珐琅彩盌,正是代表了清初珐琅彩的烧制工艺以及艺术审美,借由这只天价盌,我们也对珐琅彩这褒贬不一的瓷器一探究竟。

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 《康熙御制》红料款 直径14.7cm

  估价待询 香港蘇富比2018年春拍

  先来看看这只全名为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的出处和来源,蘇富比亚洲区主席、中国艺术品国际主管仇国仕称之为“近7-8年以来最完好、市场中最好的清朝瓷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经由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瓷器进京之后,一般是摆放在圆明园等地,只有珐琅彩瓷器是皇帝御用的。

  这只即将上拍的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的上海收藏,据苏富比官方资料显示,当时是被K.K. Chow在上海购入了这只珐琅彩盌,后被英国著名的老牌古董商布鲁特父子商行(Bluett & Sons)在1931年的时候收购,并于同年转手给另外一位名为Martin Erdmann的古董商\收藏家。

  (备注:布鲁特父子商行(Bluett & Sons)是由阿尔弗瑞德·欧内斯特·布鲁特(Alfred Ernest Bluett)在1884年创立,后由两个儿子接受经营,是英国二十世纪最具实力的中国艺术品古董店之一,主要是经营瓷器、青铜器、鼻烟壶等。)

  时隔6年之后的1937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中,这只珐琅彩盌被释出,值得注意的是布鲁特父子商行(Bluett & Sons)二次回购,但仅仅一年之后,荷兰著名的收藏家亨利·奈特(H.M. Knight)从布鲁特父子商行中买走了这只珐琅彩盌。

东京出光美术馆创办人出光佐三先生

  这只珐琅彩盌再一次出现在拍卖场中是在198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当时是被日本东京著名的出光美术馆收藏,其创办人是日本石油业巨头出光集团的第一任社长出光佐三先生,其毕生收藏了大量明清官窑瓷器,这只康熙珐琅彩盌也在东京出光美术馆保存至今。

  自此,第三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中的清康熙珐琅彩盌目前的估价预计会超过2亿港币,烧制它的匠师们绝不会想到,一个月俸禄才二两银子的他们,烧制出来的瓷器竟然会有今天这个价格!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珐琅彩瓷也是极为昂贵的,从素胎烧制到进京二次上釉,加上从欧洲进口的颜料等成本,在当时也是天价吧,毕竟一向爱好富丽堂皇装饰风格的清代皇帝们,绝不会计较成本的。

  其实,说到现在被认为是浮夸华丽的清代装饰风格,其中最精美、艺术价值和工艺最高的当属是清康熙瓷胎珐琅彩,这种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将西方传来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就是所谓的珐琅彩瓷。

有人认为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数学等态度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

  说来也是奇怪,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技艺等几乎只是“姑且听之”的态度,并没有任何主动学习或者在国家范围内推广的意思,但在对于珐琅彩的学习上,则甚为积极,这大概就是后来人所说的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等没兴趣,只对西洋玩物有好感。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月的时候,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来到中国宁波,据目前的文献资料记录,一个月之后(八月二十五日),洪若翰给即将要来中国传教士,特别嘱托他们要带一些“画珐琅及珐琅的物品,作为赠送官员的礼物,但要小件珍玩,不要裸女图案的。”

  可见,当时洪若翰已经敏锐的看到中国人对于珐琅彩的喜爱,并把这种西洋玩物当作是和中国官员交好的物件。

  对于这种西洋玩物,康熙皇帝也甚是喜欢。

  刘兰华所著的《清代陶瓷》一书中就有写到:圣祖康熙帝的儿子曾对一名法国神父说:“父王非常欣赏这一独特的工艺品,而在我国,根本不知道如何制造的。”

  对于康熙帝为什么会喜欢珐琅彩这中装饰风格极强的瓷器,故宫博物馆陶瓷专家王建华也曾经有专门的学术文章回答:欧洲珐琅器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更适合皇室富贵华丽的装饰需求,较当时流流行于世的五彩、斗彩瓷更具魅力,因而康熙皇帝对此的喜爱达到了醉心的程度。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

  “醉心于此”的康熙帝怎么会容忍自己的匠师们不会这种高超的技艺,随即命令后来的传教士们传授这种技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马国贤(这位就是后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疟疾的传教士)。

  其中据明确记录,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郎世宁亦携来一箱珐琅器来到中国作为赠礼之用。

  除此之外,据马国贤在写信回国时说道:“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尽各种可能将其介绍到宫中烧制瓷器的地方,由于我们从欧洲带回了瓷器上绘画所需要的色料以及数件大件的珐琅漆,使得康熙皇帝更加相信中国的匠师们可以做出某些物品。”

最为出名的传教士之一:郎世宁

  当然,马国贤和郎世宁作为当时的传教士,自然要被命令教授中国匠师们,但是这两位自带优越感的传教士并不想做这种“下等的、卑贱”的工作,于是二人借口说在欧洲没有学过这种工艺,甚至二人还故意画出特别拙劣的画,惹得皇帝很是生气,使得二人不用再做他们认为的这种“艺奴式”的工作。

清康熙黄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 高7.8cm 口径15cm 足径6cm 故宫博物院藏

  但在当时什么困难也不能阻挡康熙帝想要烧制出这种瓷器的决心,为了便于研制珐琅彩,他下令更改了几百年来烧制官窑御用瓷一律由景德镇制作的惯例,将“珐琅作”划归宫中造办处辖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后开始了不断实验、不断试烧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造办处的瓷胎珐琅作由启祥宫南面的如意馆移至内廷深处的养心殿,以便皇帝亲自巡视和督查。

  如果按照步骤来梳理珐琅彩瓷的烧制,大概可以分为四步:

  首先是需要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提供薄的白瓷素胎,这个工作首先是由督陶官亲自挑选精美的素胎,进贡到宫中的造办处,上文中所提到的唐英正是因为没有亲自挑选白瓷素胎而被乾隆帝责备。

  第二步是这些拿回宫中的素胎,需要用到西洋进口或者宫中自炼的珐琅料来二次上釉。、

  随后就是要按照皇帝的旨意,包括每次要烧制的瓷器数量和纹饰等等,准许烧什么,不准烧什么,都有皇帝钦定,烧成后进贡给皇帝御览。

  最后由宫中造办处珐琅作承接烧制事宜,每一件器物都有具体的画工与烧制的匠师负责。烧成之后件件都必须经由皇帝过目品评,然后造册登记,定名入账,配匣贮藏,至于藏于何处,皇帝都有十分具体的安排。

  其中,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康熙早期烧制珐琅彩的色料基本上是由西洋进口而来,并且颜色和数量有限,由于原材料的稀缺性,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珐琅彩的烧制如此严格。也正如上文所言,康熙帝在1688年左右就开始不断的进行各种试验,并且亲自督察,终于在1720年时烧制出清代宫廷中自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并开始进入成熟完美时期。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 香港蘇富比2011年春拍以2亿港币私洽成功

  作为当时极为珍贵的珐琅彩更是在烧制成功之后,为皇帝所御用,偶有赏赐一件把玩的小件珐琅彩,都会让受赏人直呼谢主隆恩。

  如果说彼时皇家的威严以及材料的稀缺让珐琅彩成为不可多得的神品,那么当下我们从美学的角度如何去欣赏一件珐琅彩?

  以这只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来看,我们可以尝试从四个关键词来看,康熙、粉红地、开光、花卉,其中“康熙”一词更多代表的是珐琅彩在烧制性的稀缺性和严格性,且几乎每一件流传至今的都曾经是康熙帝御用。

  向来收藏家对于稀缺性及皇家御用都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据文献资料记载,世界范围内原属于清宫旧藏的珐琅彩瓷,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200余件,故宫博物院有40余件,还有少部分零散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能够在市场中流通的少之又少。

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底款

  所谓审美最讲究的是第一眼的印象,虽然近年来很多藏家比较喜欢宋瓷的质朴,但是清代官窑瓷器依然保有最大数量的收藏家群体,首先从美观上来讲更容易引发大范围内的关注和传播。

  就说这只珐琅彩盌中所体现的“粉地”和“配色”。通体的主色调是暖暖的粉红色和蓝色,粉红色相对来讲更容易接近和了解,当然这里也必须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清代的珐琅彩瓷都有有黄地、蓝地、红地等说法。

  清康熙时期,珐琅釉和瓷釉面结合不好,正如前文所言,必须烧制在白瓷素胎面上,但是这样就会有部分的素胎直接暴露在外面,又会影响成品的美观程度,所以在珐琅的主画面外,需要用其他的色地来掩饰弥补,黄地、蓝地、紫地、红地等等都是常见的色彩作地,之后再用各种需要用到的颜料去接着绘制。

  这只清康熙珐琅彩瓷盌就是用的粉红色来打底,首先粉红色就是一个招人爱的颜色,这也难怪珐琅彩瓷被称为“瓷中皇后”。

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局部

  “开光”的部分则是采用的五瓣花朵式,所谓“开光”是指在绘制瓷器时的一种传统装饰技法,为了使器物上装饰变化多样或者突出某一形象,在器物上留出某一形状(扇形、蕉叶形、菱形、圆形等)的空间,并且在内绘上图纹。

  这只清康熙珐琅彩盌采用的是五瓣花朵式形状的开光,以双勾的技法描绘出花卉。其中的配色更是多达十多种,仅仅是在花卉的部分就有三种不同的偶合色。仇国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可能是出自于一位耶稣会信徒之手,这是很特别的。

故宫博物院藏 郎世宁 《花鸟图册》(十开之一)中的花卉着色

  花卉的部分则是较为西式的设计,应该是由宫中的传教士执笔画彩,受到西洋画的影响,尤其是可以重点关注花瓣的角度,以及着色的方式和郎世宁的某些绢画的着色方式非常相似,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花鸟图册》(十开),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花瓣的质感和体积感,这和传统的清宫画师的手法是迥然不同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粉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外一只清康熙珐琅彩盌,同为粉红色为地,花瓣式的开光设计,只是所绘的花卉有异,与即将拍卖的这只珐琅彩盌堪称是一对儿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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