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作为一种文体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态之一，也是最具有社会性的文本创作形式。现今所存世的中国尺牍文献主要有考古实物、尺牍原件和帖与印本中的尺牍资料。
一
中国的尺牍文献源远流长，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社会需求和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书面交流形式。早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的口头交流不能满足人际交往的客观需要时，出现了具有记录信息意义的实物载体。民族学调查所发现的结绳、刻木等材料，可视之为人类早期信息传递的一种实物交互形式的孑遗。当文字的使用和人际跨域沟通日益频繁时，书面交流日益成为人们重要的沟通形式，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刘勰曾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此论虽未说明尺牍的源头，但指出了上古时期公文尺牍流行的时代特征。我们从《左传》中的《叔向使贻子产书》、《郑子家遗赵宣子书》、《子产遗范宣子书》中可得到见证。
中国尺牍的源头至今未能确考，但“目前发现最早的书信实物是1976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士卒黑夫与惊写给衷的家信”。这两封写在木牍上的信，完整的一块长23.1厘米、宽3.4厘米、厚0.3厘米;另一块残缺的木牍长17.3厘米、宽2.6厘米、厚0.3厘米。据考证，这两件尺牍均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
由此可见，在纸张尚未使用之前，古人写信采用竹片、木片为载体，竹片叫“简”、木片叫“牍”，或“札”，长约一尺，“尺牍”之称于是成为书信的代名词。“尺牍”一词首见于汉代，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评论孝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时曾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这种以实物载体为状语形成的名词在我国通行了两千余年，衍生了一系列不同的别称，如尺素、尺书、尺翰、尺锦。在特定环境下，尺牍还有众多不同的誉称和代称。在叶新华所编《旧体书信用语简编》一书中收录了许多此类词语。按尺牍收受对象的不同，其“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敌以下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自汉以来，尺牍之作呈现从公牍向私人发展的趋势。私人互通书札和家书的增多表明尺牍的社会性功能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成为人际交往的工具之一。但秦汉时期见之于记载的尺牍文献只有少量名篇依附于史籍而得以传世。实物原件只有少量的考古发现，如在《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和敦煌汉代县泉置遗址帛书中有简帛书信文献著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尺牍文体地位的确立，尺牍的文献价值也相应地在文献史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之后尺牍的收录、编纂、刊刻才成为一种主动的文献整理行为，使之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空间。从《文选》的零散名篇到北宋的个人尺牍专集，从个人文集中的尺牍专类到同人师友的尺牍总集，从模刻历代前贤尺牍手迹的刻帖到历代尺牍选编，尺牍文献蔚为大观，名篇纷呈，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上，均占有独特的地位。
二
尺牍作为文体而形成的文献类型，是我国自古以来数量十分丰富的文献专题，它是历代被人们整理出版和收藏的对象。在传统的文献编纂学实践和目录学中，尺牍文献的类目与名称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此类文献的认识。
文献的整理取决于该类型文献存世的状况和人们对此价值的认识。在“书介弥盛”的春秋时期，尺牍并未得到有效保存，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汉代，虽然尺牍创作日渐普遍，但还未对尺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的空前繁荣，纸张使用渐广，书写媒介的转变促进了尺牍的应用性与文学性发展，文献的社会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其独立文体的确立为建构尺牍文献整理创造了基础。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论的角度论述尺牍文献流变与时代特征的学者，在《文心雕龙》中已将尺牍归入“书记”类，形成了早期的尺牍文献类目概念。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总集《文选》中，尺牍的分类更加精细。在该书所列赋、诗、骚、诏、册、令等38类文章中，有“书”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笺、奏记中也有与尺牍相同或相类的文章。萧统的《文选》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体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国古代总集目录中首创尺牍文献专类，为后世的尺牍编纂创立了体例。之后，我国历代编辑的文选类读物中，尺牍成为一种常见的类别。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录宋代的表、笺、启、状、制诰、奏状、奏札、万言书、书、札子、迭幅、慰书等各类文体近40种，尺牍与之并列。在后世影响很大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中，尺牍也成为必选的文章，前者分为13类，其中有“书说”类，后者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在告语门下有“书牍类”，并注明：“同辈相告者……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所列“书牍类”，细分为14目：曰书、曰上书、曰简、曰札、曰帖、曰札子、曰奏记、曰状、曰笺、曰启、曰亲书、曰移、曰揭，其余为附录。可见，尺牍因致受双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异，名目多样。
尺牍收入别集约在唐宋。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有书、启之文，《欧阳文忠公集》将尺牍类分为“书启”和“书简”类。编为个人尺牍专集则始于北宋，《宋史·艺文志》载有《范文正公尺牍》、《黄山谷书尺》。南宋时出现了汇集同人或师友的尺牍总集，《宋史·艺文志》载有《谢逸溪堂师友尺牍》。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汇编尺牍的丛帖《凤墅帖》也诞生于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书法手迹，成为一部弥足珍贵的尺牍文献集。
明清以降，尺牍文献的编辑刊刻渐成风气，尺牍选本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还出现征集尺牍编选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为编《尺牍新钞》、《藏弆》、《结邻》，三征尺牍，乐此不疲。清代尺牍的存世剧增，为原件的收藏汇集创造了条件，现今存世的古代尺牍主要为清中期之后的产物。
因此，在目录史上，从明代起出现了尺牍类目。如《百川书志》的集部之下有“启札”类，清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集部下设“尺牍”类。群书书目中设立“尺牍”类目正是尺牍文献数量不断增长，目录学家对其文献地位重视的反映。
在中国古代目录中尺牍的归属以集部别集为主，后世目录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在集部总集类下列有“尺牍之属”，收录了39种总集和专集，另在别集中著录了一批尺牍文集。
三
中国尺牍文献的存世全赖实物原件和刻印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作为一手材料，其文献流传特征一是原物递藏，代代相传，二是考古发现，偶有所获;后者作为二次文献，其文献的传播特点一是刻石传拓，手迹传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广。前者具有唯一性，后者具有复数性。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献价值的本质是相同的，皆为一种具有信息内涵的文本，可资后人研究利用。但历代文献的产生与传播均有伪作篡改现象，因此，尺牍文献的辨伪自古至今也是人们的关注对象。
清代辨伪学家姚际恒在其所著《古今伪书考》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文献辨伪不独辨古书，单篇文章与尺牍也属其范围。在《文选》卷四十一中，萧统收录了《李少卿答苏武书》，对于这通尺牍名篇，自唐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该文“词彩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宋代苏轼也称其“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作”。后代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皆曰此信为伪作，所据均是从它的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方面予以判断。也有学者从李陵与苏武之间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与史事考证入手判定：“《李答书》为伪说成立。……产生于公元前54年之后。” 对此文的争论近年时有文章发表，成为尺牍辨伪研究的一个著名例证。
在近现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尺牍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人们对其辨伪日益重视，发现的伪作层出不穷。中国文献造伪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观动机，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历史文献伪作众多是困扰学者研究的一大难题，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别史料的真伪。罗尔纲自1934年秋天起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撰写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文章，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总结了同时代人和后人作伪的原因各有六种情况。例如1862年，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军从各路围攻太平军时，清廷的浙江官员把一封伪造的《侍王李世贤密札》散布于社会，借李世贤之口宣传清军的强大，制造舆论以配合其军事进攻，以此扰乱太平军的军心。此外，对于石达开出走后影响很大的《天王赐石达开诏》和《石达开报天王书》两封洪秀全与石达开的通信也是伪作。 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尺牍中，我们曾检出一通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书信，在201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60周年前夕，我们请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专家和上海近代史学家共同鉴定，经从书法、印章、史事三个角度辨伪，判定为伪作。
名人尺牍因其特有的收藏价值备受人们的关注，其蕴含的经济价值使造伪者利令智昏，混淆视听。如南京有人“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业”。 所以历代尺牍作伪以晚清名人受害最烈，不论原件和出版物，均须以辨伪的眼光予以审视。现以家书为例。1912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公开了李鸿章的90封家书，之后多次出版，甚至台湾文海出版社也将此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流传颇广。但经学者考证，其中有篇伪作。近代名人尺牍具有较多的阅读受众，是出版商乐于出版的读物，但误收伪作令常人难辨是非。因此，近代名人尺牍的辨伪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范围。如1936年广益书局出版的《清代四名人家书》，不仅有李鸿章的伪作书信，也有林则徐的伪作书信，常为史学家误认为信史而引用。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张之洞家书》曾被后人编入多种家书文集中出版，经考证也是伪作。近年来，家书读物盛行书市，但一些编者和出版社并未作认真的辨伪工作，只是简单地编排翻印民国时期的名人尺牍图书，致使谬误广传。
当代书信的辨伪也不容忽视。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真伪问题曾是文坛一大引人注目的公案，郭沫若的秘书王戎笙曾写有《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专论此事。2013年的北京文物拍卖中，杨绛反对拍卖钱锺书书信是一个广受热议的文化事件，由此而引申出钱锺书、杨绛致魏同贤的信“全系伪造”的新闻。
从文献特点而言，尺牍较之书籍作伪更易，数量更多。因此，尺牍的辨伪需要从流传与来源、书写特征与纸张、文笔风格、信札内容、致受双方的情况等多方面予以鉴定。
四
对尺牍文献的评论与研究主要有三个取向：一为文体论，二为文学史，三为书法史。而尺牍的文献内容作为一种文本资料，任何研究均可从中引征，为己所用，其研究可归之于各自探讨的范围。
中国古代文体论可溯至先秦，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较系统的文体论著作产生。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个单篇的文体论，其中已有片言涉及对尺牍的评论。当刘勰的文体论巨著出现后，尺牍作为文体的理论才初步建立起来，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刘勰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作了概括：“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此后，对尺牍文体历代均有各种评论，抑扬不一，对其文体地位、特征、归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古代虽未有全面的尺牍研究专著产生，但在文人学者的著作中时有讨论。按照我国唐之后选文基本采取按体编排，依类选文的传统，尺牍类选本的序跋例言最集中地代表了编者对尺牍研究的心得，这些文章具有尺牍文献学的学术价值，借此可深入研究中国尺牍文献学理论，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资源。
尺牍的文学研究是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许多传之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佳作。尺牍作为一种“双人文体”，是两人之间的直抒胸臆之作，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洒脱，具有文学的审美性。尺牍文学特性的成熟与该文体的独立和自觉密切相关，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人们普遍将尺牍文献归于文学之列，在传统目录学中，归类于集部之下。尺牍写作在文学形式上除散文外，还有骈文，或骈散结合，或以诗词作书。历代选编出版的尺牍类文集，也多以鉴赏名家尺牍之作为标准。在现代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尺牍有其一席之地，并有《中国尺牍文学史》专著问世， 结合其他尺牍专题文学研究论著，中国尺牍文学的概貌已初步显现于文学史。
尺牍在书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对象分为两部分，一是历代刻帖，二是尺牍书法。众所周知，古代刻帖的主要目的在于鉴赏名人书法手迹，刻帖在保存和传播优秀书法作品方面厥功至伟，帖中所选书法作品保留了许多名家的尺牍。因此，帖不独具有公认的书法价值，还有被忽视的文献价值。帖学研究是我国一大显学，历代著述，高论不绝，但对其中的尺牍研究还需深入，特别是明清刻帖中的尺牍文献状况。尺牍原件历来被人视为墨宝而收藏。作为书法资料，其研究与影印出版也是佳作不断，成果斐然。因此，结合尺牍的书法史研究，从中可发掘出一批可作文献辑佚的尺牍文本资料，而不是单纯地视之为书法作品。如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绍兴米帖》残卷中所收13篇尺牍均为米芾佚文，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英光堂帖》残本也有近40篇尺牍为米芾佚文，均为《全宋文》失收。帖中尺牍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在尺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历代尺牍文献的整理成果可谓连篇累牍。但由于尺牍写作动机并不以刊布为目的，致使具有隐匿性和易失性特点，实际传世的尺牍只是原来创作中的小部分，显得尤为珍贵。因此，整理搜集尺牍自宋以来，古刻鸿音，锦书荟印，代代刊布不绝。因尺牍书体各异，工草不一，趍录整理之中时有衍脱误认和无法辨识的情况，若未见原件或影印手迹，其差错难以校勘。如《颜氏家藏尺牍》有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整理本，“然其书释文未精，鱼豕多讹”，经上海图书馆重新“订其文字，正其讹误”，推出了新式标点本。 整理书信若传抄或编辑不当，也会出现错误。如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中有两封鲁迅致许寿裳的信被颠倒误植。 所以，尺牍的整理不仅是文字处理的困难，其年代的考订也是公认的难题，古今许多尺牍没有明确的时间标注，需整理与引用者从内容与作者生平方面斟酌判定。总之，尺牍文献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不断深入认识尺牍的文体发展规律与特征，通过辨伪、考订、校勘等方法，从多学科揭示和整理尺牍文本，发挥尺牍文献的价值。
五
尺牍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三端。
尺牍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较客观地反映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即所谓“读其文可以参稽其事迹，想见其性情，非仅文辞丽藻供学者摹仿已也”。所以，尺牍是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因为“私信……属于自传的范畴”。是了解传主在特定阶段真实经历和隐秘心理的最佳佐证，在传记、年谱的写作中，书信的运用深受关注。尺牍为考察历史大事件也提供了重要细节。2013年张佩纶曾孙张恭庆等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其曾祖往来尺牍、日记手稿等珍贵文献，从中可看到晚清政治秘辛，特别是一系列重大运作的内幕，对认识清末海军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档案是保存书信最多的文献体系，档案中的书信因其归属的特征而决定了它的特殊价值，使之与独立的书信相比，更具有文献的相关性，有其互补性的史料价值。在上海图书馆已公布的近16万件盛宣怀档案中，信函数量达90345件，其中李鸿章致盛宣怀55件，郑观应致盛宣怀900件，张之洞致盛宣怀10件。其中涉及众多历史隐秘，保留了一些难得的告密信，如盛宣怀从陶湘的题为“齐东野语”的密信中，获得了紫禁城内外的机密信息，“因为事关内幕，实在见不得人，已被盛宣怀烧毁。但是毕竟留下了一部分，它仍然是难得的历史见证。” 因此，随着密藏书信的陆续公开，以此作为史料已成为常态，在史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尺牍的艺术价值来自于尺牍的书法艺术性和笺纸的雕版刻印技艺。据《汉书·陈遵传》谓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可见尺牍的收藏源于它的书法之美，自汉以来它的艺术价值已为人所重，以至模刻入帖，供赏案头，或藏之箧函，展玩品味。历代书论均有详述，其书法的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尺牍笺纸，正如明末清初的李渔《闲情偶寄》中说“笺简之制，由古及今，不知几千万变”，这种娱情的艺术“自人物器玩，以迨花鸟昆虫，无一不肖其形，无日不新其式”，具有极富艺趣的工艺之美，上海图书馆的梁颖先生对此在《说笺》中作了全面考察，兹不再述。总之，在中国文献史上，尺牍是最具有艺术形式与内涵的文献类别之一。
尺牍文献的社会价值是由它的功能所承载的社会应用性、礼仪性所决定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有两种文体几乎无人不写：一为诗，一为书信。” 其实，书信的写作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是我国最有社会性的文字写作，即使目不识丁也会请人代书。因此，致受双方的身份与事由的不同，形成了文体形式的多样性，其各种专称展现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折射了社会等级的现实。作为人际交往的应用文，尺牍承载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情景，其社会内涵是其他文献不可比拟的。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中所列尺牍涉及的情景有叙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邀请、自述、颂赞、寄赠、庆贺、叙别、思望、介绍、欣羡、规劝等。有人从这两部尺牍畅销书中，解析了绍兴师爷网络的人文现象， 其社会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尺牍文体的礼仪性也使之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古代“书仪”之书，不仅是对尺牍书写形式的规范，也是社会等级和礼仪在文献中投影的固化。在历史上，书信往来是社会各界人士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为此而建立的古代邮驿与现代邮政，构筑了一种维护社会交流的机制。尺牍是编织人际网络与感情的“梭子”，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一纸飞鸿，承载了无数人间的情感，古代诗词中的鱼雁音尘，牵动了多少人的情怀!尺牍也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近30年来，电子邮件与手机短信的流行，使书信雁逝鱼沉，改变了人际互动的方式。因此，尺牍的社会价值更加受到了人们的怀念和珍视。
六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达13万余通，名列国内各大图书馆前茅。其来源一为捐赠，如张元济、李宜龚、陈植、叶景葵、叶恭绰、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和茅盾之子韦滔等人的收藏;二为采购，如历年购自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旧书店;三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的征集品。近年来，本馆所展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积极开拓手稿文献的征集，当代文化名人的书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建立以来，不断搜集、整理和研究尺牍，以多种形式揭示馆藏尺牍。在1961年春节，上海图书馆曾举行了“清代学者书简展览”，此展共“陈列了120个清代著名学者的书简180多封，有千言长信，有短简小札，都是没有发表过的”。是一次影响很大的学术性尺牍专题展。近十余年，馆藏尺牍整理研究持之以恒，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尺牍，其珍稀性为世人所宝，经系统整理考订，出版了原件影印与标点排印合璧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8卷，公布明代尺牍586通，涉及作者341人。清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颜氏家藏尺牍》，凡284家，790通，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部尺牍名作也出版了原件影印与标点排印合刊的整理本8巨册。在《上海图书馆历代手稿精品选刊》出版系列中，推出了翁同龢、俞樾的尺牍各二卷。其他还有汪康年师友、郁达夫、柳亚子、茅盾等人的书信均专书出版，并为《李鸿章全集》等众多名人文集的编纂出版提供了大量尺牍底本。
《历史文献》年刊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主编的文献性学术丛刊，自创刊以来，整理刊布了本馆3900余通尺牍，如王国维致刘承干、曾国藩致张运兰、陈宝箴友朋书札、胡朴安友朋书札、李鸿章致李瀚章、李鸿章致张佩纶、沈曾植的“海日楼家书”、叶恭绰的“遐庵书札”等尺牍，持续连载刊印，公布了一大批原始资料。本馆同仁还以尺牍笺纸为对象，开拓性地推出研究专著《说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山东美术出版社)。本馆珍藏的宋拓《十七帖》(上海古籍出版社)、《郁孤台法帖》(上海书店出版社)也惊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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