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的开发和利用，在中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表明，长江流域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中就有了璜、玦、琯、珠等玉制装饰品，其后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所属各文化层中也都有玉的出土。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同样也有相当多的玉器出土。玉器的制作，有些已经相当精美，如浙江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连环花形玉串饰和龙山文化的斧、锛、铲、刀等仿制玉器工具等。考古学研究表明，玉在这些原始部落文化中常作为私有财产的标志，且多带有原始宗教和迷信的色彩，因而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有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用玉的历史记载也同样悠久。
在盘古开天辟地及三皇五帝的上古神话时期，传说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淮南子》)、“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山海经》)以及“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造地”(《越绝书》)。又《轩辕黄帝传》载黄帝用玉屑画野分州以别尊卑之位与华戎之异。虞舜时，传说有“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琯”(《大戴礼记》)并“白环、玉玦”(《竹书纪年》)。可见，上古时期，就传说用玉作武器、工具与礼器了。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但对夏文化及其来源一向颇多争议。最近在辽宁朝阳地区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其中发现了造型精美的玉龙及其它玉制品，如玉猪、玉龟、玉虎、玉蝉等。红山文化被认为是从黄河流域延向辽河流域的夏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在黄河流域属于夏文化的后冈第二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了很多精美的玉器，如玉玦、玉刀等。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朝代时，玉就有了比较广泛的使用。
商朝时，玉器雕刻业达到高度发达水平。仲丁迁都之敖的郑州商代遗址和盘庚迁都之殷的安阳殷墟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玉器，有礼器、仪仗=装饰品、艺术品和仿制工具等，同时出土的甲骨刻文上也有“正(征)玉”、“取玉”的记载。周朝时，玉的使用更加广泛。王公诸侯无不贵用昆仑之玉。“北用禺氏(即‘月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管子》)。穆王曾经专门西巡昆仑，“攻棋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穆天子传》)。《周礼》载当时已有专职官员“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玉被认为是一种神器，在祭祀、仪仗、服饰、交际和适用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使用，文献记载也非常详细。《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礼记》云：“天子晋珽，方正于天下也”;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荀子》说：“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交友以环。”《管子》载有用玉作货币的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自战国以至秦，更有“和氏璧”和“传国玺”的传说。
到了汉朝，特别是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昆仑山的玉石大量流入内地，人们对玉的使用也更加广泛，而对玉的爱好这种文化传统也一直流传至今。
爱好玉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因为玉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宗教，适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气一元论认为宇宙开始的时候是一片混沌，后来经过演化，于是“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而“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玉便是阳精之纯者。
春秋时期，老子创立了道家，以“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道”来说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演变观点，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合一，寻求宇宙中万物的永生。玉是阴阳二气中阳气之精，其中包含着整个壮丽的大自然，表现着天地万物的优美，因而成了这种哲学的宠儿。古代玉器上的夔龙、蟠蚩和饕餮花纹以及璧、琮、圭、璋等器形正是道家思想的艺术体现，而古者陪葬所用之瑱、琀、玉塞和玉衣等亦正取道家之同天共地、与世常存之意。
“玉”字小篆体写作“王”，“象三玉之连，|其贯也”。而“王”字小篆体亦作“王”，与“玉”的差不多，其释义如董仲舒所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再从以玉作偏旁字体其偏旁常写成“王”看，这二者之间，似乎是有一定联系的。在古代，玉被认为是阳精之纯，能通达天意。因此，那些自称受天之命统治国家的帝王就常把玉作为镇国神器，用来祭祀天地四方并神灵先祖。秦始皇用“和氏璧”作成的“传国玺”上就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这反映了道家思想对玉的认识所带有的宗教迷信色彩。
道家创立的同时，孔子的儒家也创立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和“道德”的教育。儒家崇尚的“礼”在商代甲骨爻辞中作“豐”，又作“珡”，从“爵”和“豆”，表示祭祀至上神或宗主神时，要用两块玉盛在一个器皿里去供养。可见，“礼”起源于用玉对神的祭祀。因此，古代多用玉作成各种礼器用以祭祀、仪仗等。儒家重视的“德”，来自于对玉的人格化。《礼记·聘义》记孔子答子贡问，“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玉被人格化为品德，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了。
道家和儒家思想，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地绵亘二千多年，对玉的爱好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
一般认为，玉质地细腻，色泽温润素雅，性坚韧而耐琢磨，多呈致密块体产出。玉的种类也相当多，按照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可以分为角闪石质玉、辉石质玉、蛇纹石质玉、硅酸胶体质玉、石英质玉、斜长石质玉、表生含氧盐质玉及有机矿物质玉等。上古之玉，据《说文》和《玉篇》，名目繁多，且大多数现已无从考证。但真正符合《礼记》所言的，似乎只有软玉(属角闪石质玉)和硬玉(属辉石质玉)两种，但后者似乎是十八世纪时才由缅甸产地输入内地，可以不加考虑。从出土古玉和传世玉器看，出土古玉绝大部分为软玉，只有极少数为岫岩玉(属蛇纹石质玉)和南阳玉(属斜长石质玉)。
矿物学研究表明，软玉是由白云质大理岩或钙硅酸盐岩经过变质作用，或由蛇纹岩经过热液交代作用而形成的一种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由于其具有显微纤维交织结构而显得致密坚韧，构成古人所谓最重要的“玉德”。软玉是人们在学会冶炼金属以前能够把它加工成各种器形的硬度高、强度大、韧性强而且也很稀罕的物质。惟其如此，古人才高度评价它。
章鸿钊(1921)指出，“中国自昔以多玉称，其产玉之地，略而弗详，求之载籍，又若独钟于西方焉。”李约瑟(1954)亦认为，“新疆和田(于田)和叶尔羌地方的山上和河中是两千来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产玉中心。”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中所用的玉主要是昆仑软玉。现代区域矿物学资料证实：中国最主要的玉石产地有三：昆仑山的和田玉、河南的南阳玉和辽宁的岫岩玉，而以昆仑软玉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开采历史也似乎最悠久，文献记载也最详尽，因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应用也最为广泛。
以前多认为昆仑软玉大量流入内地始于张骞之通西域(李约瑟，1954)，夏湘蓉等(1980)则认为始于周穆王西巡昆仑。闻广(1986)根据先秦古籍关于昆仑山及其产玉的记载，也认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昆仑软玉早就传到内地了。1975至1976年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约七百件玉器，张培善(1982)对其中七件进行了矿物学鉴定，发现全部为透闪石软玉，与昆仑山的和田玉无论化学成分或矿物成分都是一致的。一同出土的甲骨文经考证，有武丁与妻子妇好曾经统兵一万三千人攻打西方的羌的记载。据此，作者认为，昆仑软玉大规模流入中原的时代应始于商朝武丁伐羌之时。
对古玉进行矿物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意义。长期以来，玉料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考古学界。究其原因，是缺少对古玉进行详细的矿物学研究。前已述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昆仑软玉的应用最为广泛。但在中华民族形成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中都有玉器的出土，这些玉料又来自何方呢?我们相信，对古玉进行详细的矿物学研究，并结合区域矿物学资料，将会对这个问题给出满意的答复，并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本文通过对玉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古学、历史学、哲学与矿物学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从新石器时代经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玉的使用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样悠久;
2) 玉被作为武器、工具、礼器、装饰石和艺术品，被广泛用于祭祀、仪仗、服饰、交际和实用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3) 对玉的爱好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因为玉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思想;
4)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昆仑软玉应用最为广泛，其大规模流入中原的时代为商朝武丁伐羌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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