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的传奇人生
http://www.socang.com   2017-12-20 15:14   来源:中国收藏网
(李言)
 
 
 
《李言的传奇人生》序
      樊有富
  这是一部厚重的作品,是一部真实的革命史。每当端详着这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阅读着这篇情真意切而又史料翔实的文章时,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一个民族面临危难之时,无数热血青年为了保卫祖国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谱写了一曲英勇而又悲壮的史诗。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不少缙云人民的好儿女,外出寻求真理,投身革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那种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崇高精神,那种为人民奉献青春和热血的高尚品质,感天地泣鬼神。
  通过拜读《李言的传奇人生》全稿,使我深受教育,颇为感动。李言是我县革命先辈,他为新中国诞生、巩固人民政权而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人民检察事业的发展而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为故乡脱贫致富动脑筋、想办法。其事迹确实很动人,其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值得继承与发扬。
  蔡静同志是李言的外孙女,她虽出生在缙云越陈,但长大后长期在沈阳工作。为了搜集李言同志的资料,不辞辛苦,往返于北京、杭州、缙云、丹东等地,通过拜访老前辈,寻找档案等形式,搜集了可贵的素材,并满怀激情地将搜集到的资料与素材整理成文。这种爱党、爱国、爱家乡、孝敬长辈、热爱文史工作的精神,令我敬佩和赞叹。
  《李言的传奇人生》一书图文并茂、史料翔实,文字流畅、富于情感,颇具史料、教化、咨政、文学价值。它的问世又为我县文化宝库增加一份宝贵资料,实乃可喜可贺,是为序。
 2014年10月10日
      樊有富:缙云县原政协秘书长、文史委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党员。
 
 
 
 
 
编者按
 
  《李言的传奇人生》作者蔡静,1952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系沈阳市政工程管理处城市建设地方志编辑,在职期间,书写大量有关沈阳城市建设的历史资料和新闻报道。从2012年开始收集李言和李澄两位廉洁市长的革命经历,曾多次到北京、缙云、杭州萧山湘湖师范、丹东市档案局等地拜访革命老前辈,查找档案,历时三年撰写成书。
  本篇以李言的革命生涯为线索,描写了恽逸群、李澄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言、李澄等大批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奔赴延安,跟着毛主席、周总理南征北战,剿灭残匪,保卫毛主席出访苏联,李言等老革命家为党的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值得我们世代铭记。
  全书史料翔实,文笔流畅,富于情感,并经过李言之子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文杰认真核实,李言之孙诗人、书画家李少白为封面题跋。
  2015年2月由沈阳白山出版社正式出版,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政委亲自审稿,缙云县原政协秘书长、文史委主任樊有富为其作序,并得到作家耿来、缙云日报社、方志办、党史办的大力支持。
  谨以此篇献给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老革命家!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作者:蔡静)
 
(一)湘师火种
 
  闻名遐尔的湘湖师范座落在繁华的萧山城西侧,钱塘江、富春江、蒲阳江交汇的三江口之滨。三十年代初期,许多爱国青年来到这儿就读,因为这里是中共地下党萧山县委的活动中心,当时也掩护了不少大革命失败后的同志。
  1930年早春二月,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佇立在江边,任凭江风吹拂着他那浓密的黑发,白皙端正的脸庞,两道敏锐的目光凝视着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三江之水,情不自禁地吟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就是19岁的李言,当时叫李蕴章。
  李蕴章追随陶行知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从金华高中师范科转学来到了萧山。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泓清澈、明净的碧波呈现在眼前:啊!美丽的湘湖,山抱水,水环山,山中藏湖,湖中有山,湖面上有几只小船在轻轻飘荡。湖畔矗立着一排排乳白色的校舍,学校门前书写着四个遒劲的大字:爱满天下。
  这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亲笔题词。陶先生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于1928年10月1日,在萧山创办了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让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伴着暖融融的春意,蕴章来到洒满阳光的校园,他彬彬有礼地问:“老师,教导处在哪儿?”一位风度儒雅的中年教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李蕴章。”
   “噢!我已经看过你的介绍信了,蕴章同学请跟我来吧!”
  这位老师姓应名怀训,是湘湖师范的导师兼图书馆主任,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湘师党支部委员(浙江省嵊县人,绍兴五师毕业,1927年加入共产党)。
  蕴章跟着应怀训老师来到校图书馆,一个眉目清秀的青年正在整理图书。应老师介绍道:“这是图书管理员程长源,这位是新来的同学李蕴章。”两人一见如故,蕴章满心欢喜。
  应老师领他走进里屋,介绍道:“这是教导主任恽逸群老师(中共萧山县委书记,年方25岁)。”恽老师关心地问他的家庭情况,得知蕴章父亲早逝,靠两个哥哥(李灿荣、李灿喜)培养读书,非常同情他,恽老师和蔼地说:“学校制定了弹性制的教学方针,学完指定课程,达到规定标准即可毕业,这是我们学校刘澡校长的独创,校训是‘教、学、做合一’。”
  应怀训说:“蕴章,以后你就和长源一起管理图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蕴章听了感激不尽,每天早早起来,把图书馆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图书整理得井井有条。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老师领他们到定山脚下建校舍,筑湘堤。休息时间蕴章给大伙儿讲故事,他的口才很好,讲的故事绘声绘色,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感人至深,令人回味无穷。他那和善端庄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他望着美丽的湘湖,想起了家乡的伙伴,想起了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乡亲们。他说:“我们家乡有好多孩子上不起学,十多岁就上山砍柴,放牛。有一天,一个小放牛娃牵着牛来到私塾门口,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就趴在窗外听,老师看他这么喜欢读书,就送给他一本《三字经》,这个放牛娃乐得蹦蹦跳跳的回家了。以后天天来听,晚上放牛娃就着油灯摇头晃脑又看又背。”蕴章很快就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像程浩如、唐益之,金步墀等等。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心,谈论自己的家乡。佃户辛辛苦苦耕种了一年,收上来的稻谷都交租了,一家人只好靠野菜充饥。
  蕴章说:“我亲身体会到穷人的疾苦,为什么世上的穷人总是受苦,地主老财不劳而食?自古道:‘吃尽天下苦,方为人上人。’我就不相信这句话。我听说有一支队伍专门替穷人撑腰。”
  程浩如接过话茬说:“是呀!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目前,已在雁荡山、括苍山一带开展土地革命。”
  应怀训非常喜欢李蕴章,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他。星期天应怀训把蕴章领到家里,师母热情地招待他。老师给他讲马列主义真理,讲工农红军,讲共产党的宗旨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让天下的穷苦孩子都能够上学。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些教诲如同春风化雨,滋润蕴章的心田。
  蕴章逐渐认识到,要改造社会,拯救中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打倒反动的统治,推翻“三座大山”才能成功。
  图书馆是传播火种的基地,恽逸群和应怀训经常去上海、杭州采购进步书籍,交给蕴章管理。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高尔基的《母亲》及共产党内部刊物《布尔什维克》等等。蕴章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吸收知识的雨露和阳光,他的思想觉悟产生了质的飞跃。他利用借书的机会,向同学们推荐红色书刊,这些书对同学们的启发很大。
  程长源看蕴章勤奋好学,就把图书馆的工作移交给他,自己去做西乡区委工作。
  程长源经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到定山脚下农民阿俞哥的茅草屋里,和农民促膝谈心,撒下革命的种子,还吸收阿俞哥入党,不久就在阿俞哥的茅草屋里成立了定山党支部。
 
 
  恽逸群也经常趁夜色悄悄地乘船离开湘师,到联络点和区委的同志碰头,接受上级的指示,布置下一步工作,天亮前赶回学校。蕴章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暗中掩护他们,为他们做好后勤工作。
  在学校举办的演讲会上,李蕴章大声疾呼:“要为人民做好事,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这是光明大道。”蕴章石破天惊的演讲,博得进步师生热烈的掌声。可是却气得当时的事务主任、国民党员捶胸顿足,怒气冲冲,歇斯底里狂嚷要把蕴章开除。
  1930年7月初,李蕴章在湘师党支部书记程长源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面对着党旗庄严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应怀训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蕴章,你要永远记住今天的誓言。斗争是残酷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和牺牲,你要严守党的秘密,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都要保护好革命的火种,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7月底,应怀训调到绍兴工作,蕴章送他到三江口,应老师再三嘱咐他:“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锋芒外露,提防学校里国民党特务的眼线。我走后,师母会照常接济你的生活。”师生俩恋恋不舍地分别了,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应怀训到了绍兴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的通缉。
  一天夜里,应老师的妻子把蕴章带到家里,递给他20块大洋,又拿出一封信,蕴章看了信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原来,前不久党的交通站被破坏了,应老师为了掩护同志们被敌人杀害了。老师生前常对妻子说,蕴章是颗好苗子,要好好培养他,多多帮助他。蕴章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更加努力地工作,发誓要替老师报仇。
  1930年8月初,湘师成立了团支部,县委书记恽逸群代表党组织任命李蕴章为团支部书记。
  蕴章组织团员学习《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理论,给同学们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学校周边的农村搞社会调查,和农民交朋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1930年8月中旬,湘师党支部委员、县委交通员程浩如接到来自永康县的信息,说国民党侦缉特务正在追捕他,党组织通知他立刻离校隐蔽。
  8月13日夜晚,程长源送程浩如(1905—1930年)到闻家堰码头。两人是患难之交,程浩如原是永康县地下党村支部书记,1927年7月介绍程长源入党,1928年冬因永康徐塘头暴动失败被通辑。
  1929年9月两人隐姓埋名考入湘湖师范。程浩如任县委交通员后,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与杭州市委的联络任务,多次机智地甩掉跟踪他的尾巴。
  这时,江面上响起了凄厉的汽笛声,程浩如紧紧地握着程长源的手说:“长源,我走后,你要多加小心,图书馆目标很大,你要妥善处理图书,保护好蕴章的安全。我向刘校长辞行时,校长再三叮嘱我要特别谨慎小心,似乎他也听到了什么风声。”
  程长源依依不舍地说:“浩如,你放心地去吧!我会多加小心的,刘校长叫我处理掉这批图书。”程长源望着渐渐远去的轮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返回学校。
  程浩如在小砾山附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杀害了,年仅25岁。此后,共青团员唐益之毅然接替了交通员的重任。
  程长源和恽逸群商量之后,开始转移红色书刊。
  李蕴章立刻通知团员、青年,把手里的书籍藏好,个人书信烧毁。
  程长源背起六七十本红色书刊,直奔阿俞哥的茅草屋,两人挖了个地洞,把书藏起来。
  蕴章把剩下的红色书刊装进口袋,刚想扛起来走,放哨的团员来报:“蕴章,来不及了,我们发现了特务的影子。”蕴章灵机一动,把书扛到湖滨,系块大石头沉入湖底,然后悄然返回图书馆。
  这时,只听远处传来嘈杂声,蕴章迅速躺到床上。忽然,门被踢开了,国民党特务把图书馆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也没翻到,只好悻悻的离去。
  几天后,程长源带走了藏在阿俞哥家中的一部分图书,交给永康县委。
  1930年9月,恽逸群被组织上调到杭州特委工作(恽逸群1905—1978年,解放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临行前嘱咐蕴章,要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配合乡村斗争,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李蕴章在残酷的斗争中,茁壮地成长起来了,仿佛他身上有股魅力,有着强大的磁场,很快就能把人吸引到他身边。
  申请入团的人很多,经过严格的考查,吸收了盛震叔(抗战初期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在上海教育局工作)等青年入团。
  1930年11月7日,晚饭后,上级党组织交给蕴章一项任务,叫他带领学生中的党团员到附近村庄贴标语,纪念十月革命,宣传党的主张。
  当夜幕笼罩着寂静的山峦,同学们陆续来到接头地点,蕴章把粉笔和传单发给大家,让党团员两人一组到各村去贴标语、写板报。
  霎时间,小村庄立刻成了红色的海洋。“十月革命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标语贴满村庄。
  蕴章看看天色还早,就对团员盛震叔说:“我们俩到杭州去贴标语。”
  盛震叔说:“那好吧!”
  两人一路小跑,来到杭州已是午夜时分。
  蕴章说:“震叔,你在这儿放哨,我过去贴!”
  蕴章悄悄地溜到梅花碑国民党省政府门前,把“打倒国民党”的标语贴到了警亭上。
  蕴章摸摸怀里的传单,对震叔说:“你赶快回学校去,我一个人去撒传单,便于脱身。”
  清晨,李蕴章来到熙熙攘攘的杭州闹市区,站在一个隐蔽的制高点,环顾一下四周,趁警察不注意,掏出传单猛然抛出去。
  人们看见漫天飞舞的红绿纸片,捡起来揣在怀里悄然离去。警察大声嚷嚷着:“让开!让开!快抓住他!快抓住他!”这时,蕴章早已穿出了小胡同,大摇大摆向萧山方向走去。
  11月7日白天,共青团员唐益之到杭州中心县委机关送信,同住的邻居说:“王先生前几天已被抓走了。”唐益之连忙赶回学校,向组织上汇报。
  原来县委交通王先生和总务秘书于11月4日被捕,总务秘书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供出了唐益之和程长源。
  11月10日上午,国民党大批警察来到湘师,先和刘澡说明来意,告诉刘澡半夜里来校集合点名,要把唐益之带走。
  刘校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秘密转告唐益之尽快转移(唐益之离校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处长)。
  李蕴章掩护唐益之绕道离开学校,嘱咐唐益之到了上海之后隐蔽起来,等躲过了风头再与组织联系。
  蕴章回到学校又检查了一遍,看看图书馆没有任何漏洞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夜里,从杭州来的国民党军警武装包围了湘湖师范,图书馆又遭了一次洗劫。蕴章面对野蛮的军警泰然处之,毫无惧色,军警没有找到蛛丝马迹,又到操场上,让学生紧急集合点名。当军警发现学生中没有唐益之和程长源(程长源已离校,做农运工作),把怒气撒到刘校长身上,声嘶力竭地狂叫,让刘校长交出这两个人,否则撤职严办。刘校长不为所动,为了保护学生刘校长不久被撤职了。
  此后,国民党省教育厅改组湘师,将恽逸群介绍来的教师全部辞退。到1931年1月,为了保护革命火种,党组织审时度势,让学生党团员陆续离开学校转移他处开展秘密斗争。
  1937年11月,湘湖师范校舍被敌机炸毁,炊事员和四个留守的学生遇难,幸亏金海观校长英明果断,把全校师生都带到深山里才使更多的人幸免于难。
  从此,湘师开始了流亡办学。同学们抬着钢琴,挑着教具,背着行李,翻越崇山峻岭。途经浙江义乌、永康、丽水、青田、金华、庆元、龙泉,在宗祠和庙宇里上课,一路上吸收了好多学生。抗战八年中七易校址,成为浙江省教育史上的名校,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
 
(二)燎原的星火
 
  李蕴章从湘湖师范毕业后留校任教。1932年7月到浙江省衢县乡村师范任教。1933年5月李蕴章和学友金步墀来到了广东省惠阳县象山乡村师范任教,后成为象山乡村师范代理校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蕴章带领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5年2月,李蕴章从广东省惠阳县回到杭州,在杭州郊区水亭子小学教书,并把妻子褚荷香接到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们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李文杰。
  蕴章非常喜爱这里的孩子们,给孩子们讲鲁迅的作品,组织学生演田汉的话剧,还经常资助穷苦孩子的求学经费。经常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蕴章给他们讲工人和农民贫困的根源,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深入浅出入情入理的演讲,举例子,评现实,工友们心中犹如点亮了一盏明灯,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1935年1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杭州水亭子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党的秘密联络站点亮了一盏油灯,灯光映照着十几张坚韧刚毅的脸,李蕴章在传达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他深情地望着战友们说:“同志们,党需要我们的时刻到了,上级指示我们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目前,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建立延安根据地。
  同志们,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司令员粟裕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已于今年9月底进入泰顺境内,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青田、丽水一带秘密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抗日游击队。党中央号召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党员们纷纷表示,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蕴章充满信心地说:“各组分头行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了共同抗日,向国民党当局请愿。”
  1935年12月16日,杭州、上海、广州、南京、四川等地,先后爆发了学生运动。
  凛冽的寒风扑打着师生们的脸,游行队伍塞满了杭州市的大街小巷。
  李蕴章站在高台上,用高昂的声音说:“同学们、同胞们,小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我们要同敌人血战到底!”
  在警笛越来越近的狂叫声中,李蕴章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日,反对投降!”。义愤填膺的师生、群众高呼着口号,涌向街头。那惊天动地的呼声震撼神州大地,抗日的烽火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
  1936年6月下旬,李蕴章在杭州向沈德均借了一本斯大林著作,名为《列宁主义问题》,书还没看完,又要动身去上海执行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蕴章对马列著作爱不释手,于是他用化名,改变字体,通过邮局寄给已回老家的妻子褚荷香。不幸书信被缙云县邮局扣留,国民党缙云县党部通知杭州查找寄书的人,因蕴章早有预料做了预防,才没被查到,躲过了一劫。
  1936年8月8日,李蕴章满怀激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动员乡亲们团结起来抗日。
  蕴章翻山越岭来到了浙江省缙云县稠门村,登上海拔1,171米的越王山峰。站在稠门岭头,极目望去,层峦叠翠,谷涧幽深,山坳里炊烟袅袅,云蒸霞蔚,稠门山庄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眼前的一切勾起他许多回忆……
  时光追溯到25年前,1911年6月,稠门村,李汝温家里热闹非常,50岁的李汝温喜得第三个儿子,族人们都来恭贺。
  李汝温看着刚刚满月的小儿子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笑着说:“这孩子天生就有灵气,将来必定是个饱读诗书、知书达理的才子,就取名李蕴章吧!”
  蕴章自幼聪明过人,老师讲课一点就通,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深得先生赞赏。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不知不觉间蕴章就毕业了。
  这一天,老师对他说:“蕴章,凭你的才能应该继续念书。”
  蕴章想了想,嗓音低沉地说:“老师,哥哥嫂嫂已无力供我念书了。”
  老师惋惜地说:“你不继续读书太可惜了,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所工读学校,就在钱塘江畔,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
  蕴章一听高兴极了:“老师,那我就上这所学校。”
  老师拍拍他的肩头说:“好孩子,好好念书,给山里人争口气,长大了不要忘记我们这些穷苦的百姓啊!”
  蕴章连连点头。
  李蕴章望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感到格外亲切。
  老母亲看到儿子喜出望外:“儿呀!你可回来了,娘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啊!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可别走了。”
  蕴章安慰母亲说:“娘,您老人家放心吧!儿在外面教书,挺好的。”
  晚饭后,乡亲们纷纷来看望他,小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家都向他询问外面的情况。李蕴章借此机会向乡亲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他慷慨激昂地说:“乡亲们,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已经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烽火,现在反帝怒涛风起云涌,爱国的热血青年们纷纷奔赴前线,奋勇杀敌。乡亲们,威震闽浙边区的红军领导干部刘英书记、粟裕司令员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在浙南山区同敌人浴血奋战。
  目前,各地都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我们也要组织起来,保家卫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买枪支弹药,早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抗日的怒潮已在人们心中深深的播下了星火,这点点星火必将成为燎原之势,锐不可挡。
  乡亲们走后,李蕴章彻夜难眠,在煤油灯下,挥笔写下一篇檄文,怒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以水亭子小学学潮为背景,揭露国民党的奴化教育,并把文章寄给上海国难教育社办的刊物,准备发表。
  8月10日,国民党缙云县党部派警察来到稠门村抓捕蕴章。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蕴章异常镇定,警察一再盘问,他机智沉着地应对,警察没有抓住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把他当做共产党嫌疑带走,在缙云县拘留所关押了几天后,被押送到杭州,关押在浙江省保安处国民党陆军监狱。
  老母亲哭成了泪人,终日茶饭不思,妻子和兄嫂变卖家产救人。
  褚荷香翻箱倒柜,拿出娘家陪嫁的缎子被面,换了几块银元,赶到缙云县拘留所探视,野蛮的警察把她赶出来不让见。
  稠门村的乡亲们非常同情李家的不幸,他们送来鸡蛋、地瓜干,告诉荷香“快找你大哥去,你大哥褚雪琴在杭州卖画,一定能认识不少有用的人。”
  荷香连忙回到越陈娘家,褚雪琴闻知心急如焚,立刻打点行装,连夜跋山涉水赶往杭州。
  侠骨柔肠的褚雪琴(1896—1970年)是名中医兼国画家,以画芦雁著称,经常到杭州、苏州、无锡一带卖画,褚雪琴很有名气,同时也结交了社会上的各界人士(解放后为缙云县医学会副主任、一至六届缙云县人大代表)。
 
 (褚雪琴)
 
  褚雪琴来到杭州,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杭州的地下党负责人,负责人说:“褚先生,蕴章在监狱里坚贞不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什么也不说,敌人没有查到他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目前我们不好出面去营救,你赶快去疏通疏通吧!”
  褚雪琴拿出随身携带的字画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认识一位人士,他非常喜欢我的画,明天,我就去他府上。”
  褚雪琴四处奔波,想方设法营救妹夫,利用各种关系打通关节。
  李蕴章被吊在阴森森的审讯室里,被打得鲜血淋淋,他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几张魔鬼似的狰狞面目。敌人问他:“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都跟什么人联系?”
   “我心里只有孩子,跟什么人也不联系。”
   “你是做什么的?”
   “我只教十岁的孩子。”
  敌人怎么问他,他只说不是!不知道!敌人在无可奈何之下,把他拖回了牢房。
  一天早晨,杭州市地下党、八路军驻杭代表朱镜发来到褚雪琴住处,惊喜地说:“褚先生,目前形势有所好转,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目前的形势,对我党非常有利,蕴章的事,你还得再去走走,很快就会被释放。蕴章出来后,就让他去延安吧!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
  1936年9月25日,褚雪琴来到杭州陆军监狱,以铺保形式保释蕴章出狱。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压力下,在各界人士的齐声呼吁中,李蕴章带着累累伤痕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见到褚雪琴激动地呼唤道:“大哥……”
  褚雪琴一把搀住了他说:“妹夫,快走!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李蕴章步履蹒跚地来到杭州市郊外,朱镜发正等在那儿,蕴章见到亲人热泪盈眶。朱先生握着蕴章的手,抚摸着他的伤痕,关切地说:“蕴章,你是好样的!你不但有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还有聪明的智慧。”
  褚雪琴告诉蕴章“荷香在金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忙于抢救战地流浪的难童,不能来接你出狱。你们的三个孩子都在老家,我会悉心照顾。你尽管放心吧!”
  出狱后,等待去延安的李蕴章利用化名,先后来到杭州市西牌楼小学、浙江绍兴中学附属小学任教。
  褚雪琴送走了妹夫之后,随即回到越陈村,一边教弟子们绘画,一边暗中掩护过往的中共地下党员。
  闲暇时,就在家里吟诗作画。伴着松涛竹浪一首七言律诗跃然纸上:
  历经坎坷复坦途,天涯俦侣一生孤。
  丈夫未得壮心展,惭愧中朝做画图。
  屐影松声遍九州,遨游壮志未全酬。
  湖山莫负骚人托,好把愁云一一收。
  正在这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雪琴兄,几天不见你的佳作更胜一筹啊!”
  褚雪琴抬头一看来了两位朋友,忙让坐上茶:“快请坐,中午在这儿吃饭吧。”
  来者是中共地下党联络员,来越陈村找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李文辉商议武装起义之事。
  褚雪琴和老父亲褚葆初盛情款待。听说二位要经过仙居回黄岩复命,褚雪琴苦口相劝不要走仙居。
  褚老父亲诚恳地说:“从这里下去过芭蕉岭就是仙居地带了,现在仙居人说我们缙云共产党游击队都是土匪,越陈人一到仙居就被抓去关进牢房与外界隔离,现在我们同仙居人已经断绝来往,连亲戚也不走动了。你是我儿雪琴的老朋友,今天你们若去仙居被抓,关起来受苦,我对儿子也不好交待。”
   褚雪琴父子俩字字句句感人肺腑,联络员深感形势危急,重任在身,不能贻误大事。于是,告辞父子俩折回稠门村,胜利完成任务。
  20世纪30年代,烽火连天,狼烟四起。1936年10月,国民党集结10万人,向闽浙边地区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重点对我浙南地区进行“围剿”,敌人采取四面包围的办法,向金华、丽水地区进攻。游击队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战斗第一天,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了我军峰门村阵地。这时,刘英派出一个团去抢占了敌人在板山的阵地。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离开峰门围攻板山,经过激烈的争夺,到午后,板山又被敌人攻占。我军主力撤离板山,又转回峰门村。敌人急忙回兵峰门,想围歼我主力部队。
  在危急情况下,刘英决定把全部红军主力向峰门西北方向转移,当部队到达泰顺西坑时,敌人连夜追赶到西坑。刘英又指挥红军主力向东南急行军,再次回到峰门村。
  为了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刘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红军主力分为三路,刘英和粟裕各带领一路人马在括苍山、雁荡山一带打游击战,1942年,刘英被捕,英勇牺牲。
  在白色恐怖笼罩江南的危急时刻,学校成为掩护我地下党的据点。在历时10个月的“围剿”中,李蕴章在杭州市西牌楼小学、浙江绍兴中学附属小学设立秘密交通站,掩护过往的革命同志,他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保护同志们的安全。
  有一阵子瘟疫流行,他和同事用中草药进行防治,控制了疫情发展,并救了一些危重孩子的命。但是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成天高烧、盗汗,时而咳血,致使身体骨瘦如柴、无钱医治,只好任其慢慢康复。
 
(李言与八路军首长)
 
 
 
(三)奔赴延安
 
  1937年,抗日怒涛风起云涌,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声中,大批优秀青年奔赴延安,投入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7年9月,李蕴章告别了亲人,将朱镜发写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秘密介绍信缝在衣领里,冲破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又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徒步到延安。
  他忍耐着酷热、饥渴,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艰难地跋涉。一路上荒山秃岭,草木难生,沟壑纵横,举步难行。李蕴章以顽强的毅力和崇高的信仰,躲过敌机轰炸,混过敌人哨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看见了宝塔山上的红旗,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里是他向往以久的地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雄伟壮观的延安宝塔啊,你是历史的丰碑,召唤着无数青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李蕴章像一个饱经忧患的儿女,终于回到了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怀抱是那样温暖幸福,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资条件极为匮乏,但他却感到异常兴奋和自由。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云集在延安,更加坚定了蕴章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主席打天下的信念。
  1937年10月,蕴章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历任延安陕北公学关中分校党总支书记、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保卫委员、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秘书科科长等职,并改名为李言。
  1938年5月,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延安宝塔,山坡上盛开着金黄色的小花,座落在半山腰的延安陕北公学关中分校门前,一批从四川步行来的学生,正在认真地填写履历表,远处传来阵阵悦耳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温润着志士的鲜血……”
  李言书记站在门口,看见一位英武俊俏的青年拿着笔托着腮沉思良久,便走过去询问:“你叫什么名字?”
   “罗义淮”。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尽管问。”
  罗义淮皱着眉头说:“我不知道家庭成份这一栏怎么填。”
  李言语气温和地说:“小罗,你家里有多少土地呀?有没有产业呀?据此推断出应该是什么成份。记住,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填,要对组织忠诚。”
  罗义淮非常敬佩这位慈祥的首长、导师,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他。一天晚上,小罗来到李言住的窑洞,发现有好多书籍,心里想,难怪导师的知识那么渊博,真让人羡慕。
  李言看他拿着书爱不释手,就让他拿回去看。打那以后小罗经常去借书。李言喜欢小罗爱学习,又诚恳,就给他讲白区的故事,讲湘湖师范的导师怎样传播火种,讲共产党员怎样坚贞不屈。罗义淮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项科目都很优秀。
  李言的教导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小罗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言做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更加关心他的成长。不久,罗义淮就奔赴抗日前线,成为一名指挥员。
  罗义淮对李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三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儿子罗晓伟、罗晓武说:“我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是你李言伯伯的教导使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他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耸立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
  李言住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当夜深人静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想起了妻儿。此时,他的大儿子李文俊还在保育院里,不知过得怎样。于是,给老家的妻子荷香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妻子,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她安排好家事,也来延安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
  荷香接到信后,将两个孩子(李文放、李文杰)托付给亲人,怀揣中共金华市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离开浙江,同行七人随逃难的人群爬上去西安的火车,由于拥挤,有的只好趴在货车顶上,当经过隧道时,在火车浓烟熏烤下有的人掉下去就消失了。他们到西安后再步行去延安。
  1938年10月,荷香千里迢迢来到延安,见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千言万语涌上心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李言问起大儿子,荷香哽咽着说:“文俊还在保育院里。”(荷香于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李言的孩子
 
  与此同时,李言的孩子也在逃难的人群中。
  1938年秋天,李文俊所在的保育院离开长沙,乘车到了湘西石门县,住在一所庙里,几天后长沙在日机轰炸下满城大火,烧成一片废墟。
  石门县有座大山,山上有一个东西贯通的洞,小文俊常在庙门口翘首向东凝望,大洞就似一面镜子镶在山顶,一会儿有白云飘过,一会儿又是蓝天,小文俊想起了故乡那秀丽的青山、竹林……
  不久每人发一件棉衣,再乘大船到了大庸县,仍住庙里,天气渐渐寒冷,生活越来越苦,常吃不饱饭,有的人肚子饿,去河沟里捉小鱼捞小虾用开水烫烫充饥,痢疾疟疾流行,没有药品治疗,接连发生孩子死亡,几乎每天有小棺材抬出去掩埋。
  骨瘦如柴的小文俊,和同学们睡在大殿旁用草铺成的地上,晚上只有一盏昏暗的小油灯,殿两旁立着凶相毕露的泥菩萨,灯影下更显可怕,孩子们常常不敢睡,围坐在一起,思念死去的同伴,回忆可爱的家乡,大同学唱起《流亡三部曲》,小文俊也跟着唱:
  “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可爱的故乡……”
  哀怨的童音在山谷中回荡,充满凄凉,大家抱在一起,“呜呜”痛哭。
  保育总会得悉后决定将保育院西迁重庆,并派人接应。1939年春天,他们乘坐在长江航行的大轮船,全体保育生挤在最上层的露天舱,轮船逆水而上,江风呼啸,左右摇摆,许多同学呕吐不止,夜晚有小同学掉下去,被凶猛的江水吞没。轮船不断西航,白天日晒,晚上风吹雨淋,几天后终于到了重庆码头。
  保育总会安排他们住在临时保育院,以后又决定迁到壁山县,已经无钱乘车了,同学们排着长队,带着小包袱,拖着瘦小疲乏的双腿一步步前进,小文俊觉得自己气力越来越小,想起怀中的信,像听到妈妈的阵阵呼唤,一定要跟着走,不能倒在路上。
  走了几天,到了壁山县何家沟,生病的孩子越来越多,小文俊也因饥饿常去捉小鱼小虾吃,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双腿如柴,连台阶也迈不上去了,哪里有药吃呀,只好整天躺在地上的稻草堆里,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难道就这样死了吗?不!我才只有九岁呀!我还要见爸爸妈妈。”他想呀想,想起那故乡的青山绿水,想起童年放牛割草摘野果的甜蜜生活,想起和妈妈离别的情景,他想:“爸爸妈妈在延安,一定也在思念着我,如果我死了,以后连骨头也找不到了……不!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着见爸爸妈妈。”
  死亡的孩子越来越多,正当小文俊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共重庆地下党通过保育总会派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前往保育院。
  小文俊挣扎着从稻草堆里爬起来,一位慈祥的老妈妈端来一碗刚刚煮好的黄豆汤……
  六年后的一个冬天,李文俊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来到延安,父子俩相见不相识。小文俊胆怯怯地介绍自己的名字,李言惊叫起来:“呀!果然是你,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小文俊一把抱住爸爸大哭起来。文俊回到家中,看见多了一个小弟弟李延燕。妈妈紧紧地抱着他心疼地说:“你比离开时长高不多,身体这样瘦,说明你这些年太苦了。”
  这一晚,他们几个久久不能入睡,小文俊和爸爸妈妈诉说着他那苦难的经历。
  (后来,李言到黑龙江去剿匪,只好把小儿子李延燕寄养在陕北农民家里,直至1958年才回到母亲身边。)
  李言乐观随和、谦虚诚恳。他的言谈举止有着极强的感召力,深受大家喜爱,也得到了当时很多领导的赏识。
  由于敌人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物资奇缺,还经常遭遇敌机轰炸。
  党中央号召广大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李言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开荒种地。
 
 
 
(五)亲密的战友李澄
 
  1942年5月的一天早晨,李言路过延河边,忽然听到悲痛欲绝的哭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李澄,李言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李澄呜咽着说:“去年我姐姐(彭为和)牺牲了,今天又接到弟弟牺牲的消息,大哥,我怎么向父母交待呀!”说着泣不成声。
  李言安慰他:“老弟,听我的话,擦干眼泪,挺起胸膛,这笔账迟早要算,血债要用血来偿!”李言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李澄止住了哭泣,站起来,攥着拳头说:“我要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李澄的三弟彭为工是左权将军的电台队长。1942年5月25日下午,左权将军带领八路军总队人员向东南方向突围,彭为工背着电台追随左权将军冲锋在前。
  山头上侵华日军机枪大炮封锁了山口,榴弹炮不断向队伍打来,硝烟弥漫,炮声震天。突然一发榴弹炮打来,落在队伍前面,左权和彭为工等三位同志同时壮烈牺牲。
  李澄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彭劭农经营的“三泰长”纸店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母亲李助君是泸县女子师范校长,在任期间,聘请了共产党员执教,在学校里秘密建立党组织。中共四川地下党领导罗世文、车耀先等经常住在彭家,父亲在经济上大力资助地下党,为党提供印刷用纸。
  罗世文经常给李澄姐弟看马列著作和党内刊物,李澄很小就为党送信,传递油印文件,帮助接头,到狱中看望同志。
  1937年10月李澄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回成都做地下党工作。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任中共嘉定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夹江、峨嵋一带工人和学生运动。
  1940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成都,国民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领导人相继被捕,后来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党组织通知李澄立刻转移。
  李澄化妆成纸商,携带纸样,巧妙地混过敌人的哨卡,几经周折,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上党的关系,换上八路军军装。
  办事处里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干部和学生,正焦急地等待着去延安。
  组织上任命李澄为指导员,带领40多人以八路军山西渑池兵站撤退人员的名义,途径三原、洛川等地,经过8天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延安。
  当青年们看到延安宝塔时,兴奋得跳起来,高呼:“延安——我终于来啦!”
  194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李澄到中央研究院做研究生,为从事经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李言和李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到处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
  1944年春天,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志们刚刚收工回来,一位年轻的记者前来采访,记者一边掏出照像机一边说:“同志们,听说你们的春耕工作完成的很出色,请介绍介绍经验吧!”
  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那都是首长教导的好。”
  记者走到李言面前,看到这位文质彬彬的首长晒得漆黑,一身粗布军装,一双家做的布鞋,一脸灿烂的笑容是那么和蔼可亲。记者举起照相机,李言摆着手说:“大家都过来吧!一起照张相。”这张延安窑洞前的照片伴随着李言走过辉煌的一生。
 
 
  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延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广大军民载歌载舞日以继夜地游行庆祝。
  李言和李澄行进在游行的队伍里,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喜悦的时刻让他们更加怀念为抗战而牺牲的亲人和战友,千种感慨、万般思绪涌上心头……
  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国民党却撕毁了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
  1945年9月,毛泽东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向干部们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号召广大干部到前线去,到东北去,李言和李澄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
 
(六)挺进东北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从各个军区和延安总部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
  李澄在革命回忆录里写道:“10月下旬,我们从延安出发,经古北口出关,向沈阳进发,途经陕甘宁边区、晋、冀、热、辽解放区,一路上兵荒马乱,无车可乘,全靠步行。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人民遭受涂炭,特务土匪横行无忌。
  我们到新民后,听说苏军要将沈阳交给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东北局已迁本溪。于是,不能直抵沈阳,改奔法库,又到铁岭、抚顺,围沈阳转了一大圈,终于在11月中旬到达本溪,找到了东北局,到中共东北局组织部报了到。”(选自李澄回忆录《沸腾的山城》)
  1945年12月,李言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秘书、秘书处副处长,李澄任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
  本溪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城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有太子河北岸的骆驼岭,大堡后山和月牙岭,居高临下。辽东军民在高山上修筑工事,抵御国民党军队进攻。
  在本溪市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室里,李言彻夜不眠地起草文件,撰写檄文,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3月19日,中共辽东省委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紧急动员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武装斗争,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李言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许多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宣传,对我党我军并不了解,李言耐心地对工人、市民和各界人士说:“辽东的父老乡亲们,多少年来,我们倍受列强的奴役和压迫,大家受苦了。我们党为了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无数先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建立的人民政府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要打内战,再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决不答应。辽东的父老乡亲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保卫家乡!”
  李澄带着本溪市委的干部,一边宣传一边给失业工人和难民发放救济粮,几天来已经发放了60万斤。
  市民们看到这两位年轻的干部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字字句句都说到心坎上了,群众都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共产党是救穷人的。
  在群山环抱的本溪,4月间已经开始换新绿,穿市而过的太子河冰雪消融,街道上落英缤纷。正当军民携手重建家园之时,国民党的炮火又一次打破了安宁。国民党军队两次进攻本溪,辽东军民奋起阻击,连续两次取得本溪保卫战的胜利。
  4月11日,东北军事调停小组三方代表前来本溪视察。李澄带领本溪市各界人民代表20多人到军事调停执行小组驻地,质询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
  在省军区招待所会议室里,各国记者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三方代表应接不暇。
  李澄站在前方,两道锐利的目光直逼美国代表:“请问美国政府,你们用飞机和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是真调停吗?你们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大量的军火物资,妄图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国民党军队屠杀东北百姓,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让我们的同胞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与倭寇有何区别?百姓希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国民党当局如何面对东北人民?”
  我方代表一再为李澄撑腰,各界人民代表纷纷指责国民党背信弃义。国民党代表被指责的哑口无言,一言不发,如坐针毡,狼狈不堪。
  在场的外国记者了解了真相,在媒体上实事求是的报道,使全世界人民都了解了美国和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4月下旬,国民党再次集结8万余兵力向本溪发动第三次进攻。
  1946年5月3日上午,李澄和市委书记正在市政府礼堂里主持召开保卫本溪大会,中午接到省委电话:“国民党军队向本溪进攻,命令你们晚7点之前撤离。”李澄立即和市委书记召开全市各级干部紧急会议,按照辽东省委、省军区的部署,作战略撤退的紧急动员,并安排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党员骨干。
  在本溪市东北局办公室里,李言处长沉着冷静地销毁不能带走的文件。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把领导和同志们都安排好了之后,又重新检查了一遍。
  警卫员一再催促他:“处长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李言处长对部下向来是爱护有加,总是吃苦在前,每到危急时刻都是最后一个撤退,同志们对他都很尊敬。
  1946年5月3日晚上7点钟,东北局和本溪市各级干部、学生、工人武装1500余人乘两列火车向东转移,翌日凌晨撤到本溪东部山区的田师付镇。
  当天夜里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本溪。
  为了阻隔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破坏本溪至田师付镇的铁路,用火车头装上炸药,拉到山洞里爆炸。
  1946年7月,东北局做出《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
 
(七)卫士凯歌
 
  当时的东北黑龙江政治情况十分复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伪满警察、国民党特务、汉奸、日军散兵游勇和地方反动势力结伙为匪,傲慢猖狂,气焰嚣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中共中央决心肃清土匪,镇压汉奸、敌特分子,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言自愿到最艰苦的黑龙江去工作。
  同年7月,李言任黑龙江省拜泉县公安局局长,李澄到新宾县永陵镇中共辽东三地委抓民运和宣传工作,两位战友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1946年冬天,零下40度滴水成冰,黑龙江省拜泉县大雪铺地,天寒地冻。
  李言局长身着威武的戎装带领公安战士和县大队踏着厚厚的积雪,在茫茫林海雪原中与匪特周旋战斗。极目望去,白雪茫茫天地连成一片,刺骨的寒风翻扬着大雪发出尖利的吼叫。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手脚都冻坏了,身上的棉衣抵御不了塞北的风寒。他们来到一个背风的地方,点起篝火,同志们哼着抗联之歌。
  “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后背寒哪!”李言局长风趣地对大队长说。
  大队长从包里拿出几个玉米面饼子在篝火上一边烤着,一边给李言讲起了去年冬天的事。
  “那是去年12月12日拂晓,二千余土匪偷袭我拜泉县城,妄图伺机打下拜泉,再攻打海伦。
  当时,我拜泉县城里兵力薄弱,只有新组建的县大队,虽有几百人,但缺少训练,枪支弹药也不足。县委早就有准备,就在县政府大院里指挥队伍与土匪激战,坚守拜泉的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
  到了第三天,省军区调动二旅和骑兵团,还有各个县大队一起夹击土匪,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仓皇逃回泰安。残匪逃匿深山老林企图乘机东山再起。
  到了夏天,潜伏下来的土匪又集聚起来,袭击县大队,杀害地方干部,拦截运输车辆,破坏铁路,造谣惑众,扰乱人心,老百姓恨透了这帮土匪。”(根据《黑龙江四十年》文史资料)
  李言局长说:“最近东北局又发出了剿匪工作的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动员家属劝说土匪弃暗投明,利用标语和传单进行政治攻势,宣传我党的政策,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要狠狠打击。群众发动起来了,土匪就无藏身之地。”
  拜泉县的群众很快就动员起来了,群众密切观察匪徒的蛛丝马迹,一有情况就及时向县公安局报告。公安人员以查户口为名,搜查隐藏土匪的窝点。
  李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开展挖匪根活动,带领公安战士、县大队、民兵自卫队武装搜山。
  1947年6月8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鏖战,终于取得剿匪工作的胜利,拜泉县军民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解放军根除匪患。
  正当李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又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调令:任命李言为东北铁路公安处处长(1949年1月,东北铁路公安处升为东北铁路公安局,李言任副局长)。
 
(李言)
                                 
  1948年,由于连年战争,东北铁路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铁路信号、给水、站舍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坏。
  为了恢复铁路运输,医治战争的创伤,支援前线,李言带领公安战士日夜守护在铁道线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铁道卫士”。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有李言的身影。由于日夜操劳,精神高度紧张,那张端庄英俊的脸庞变得瘦骨嶙峋。
  1948年9月28日,3005次列车冒着敌人的炮火牵引着8车炸药,22车火箭炮弹,风驰电挈般运送到辽沈战场。这批军火之成功运送,也给在东北的解放军四野官兵以极大的支持,保证了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根据《东北铁路局公安志》)
  李言在东北的日日夜夜里,时常想起家乡如火如荼的斗争,关注百万雄师南下歼敌横扫残云般的节节胜利。
  大儿子李文俊在连天的炮火中参加了华北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华北地区的察南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解放平津战役、解放湘西和解放海南岛诸战役。曾被授予《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中南》纪念章、《解放海南岛》纪念章。1956年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胜利荣誉功勋章》。
  1948年8月21日19岁的外甥蔡兆康也参加了粟裕将军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在三支队当司务长。
  1949年1月21日清晨,在青山怀抱、绿水萦回的越陈村溪边,同志们迎着朝霞席地而坐,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文辉兴奋地说:“同志们,粟裕司令员率领的解放大军很快就要打到缙云了。”听到这令人振奋的喜讯,同志们无不欢呼雀跃。
  正在这时,哨兵来报:“据地下党内线人员的情报说,伪县长带100多人企图偷袭稠门等地的共产党。”
  紧接着稠门村的民兵来告急:“敌人从舒洪出发,兵分三路向我根据地围攻,已经到双溪口了,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抢占稠门岭头制高点。”
  三支队政委傅振军、支队长宣恩金和李文辉立刻集合队伍,命令部队火速奔向稠门岭头最高峰,这是稠门与县城的天然屏障。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敌人前面抢占制高点。
  游击队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山路,登上主峰向下一看,敌人像蚂蚁似的往上爬。宣恩金和李文辉登上火页岩背,把轻机枪架设在最高处的岩石上对准敌阵主力。
  傅振军一声令下:“打!”机关枪、排子枪像冰雹似的向敌人倾泻,打得敌人掉头滚下山去,后面的敌人则像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动也不能打枪,气急败坏的伪县长用枪顶着士兵往上冲。
  傅政委、宣支队长和李文辉高呼:“同志们,冲啊!”“冲呀!”“杀呀!”的喊声震撼山谷。
  稠门、双溪、普化、新化等地400多民兵纷纷赶来参战,伪县长陈祖康抛下借来的县保安处营长尸体,自己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回去不久就被撤职查办了。
  1949年5月9日,缙云县解放了,人民获得新生,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扭起秧歌欢庆胜利。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了,李文辉任缙云县军管会主任。
  远在东北铁路公安局的李言副局长,接到外甥的来信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喜极而泣:家乡终于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十几年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怎能不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此刻,李言又想起了导师应怀训和师母,想起了湘湖师范的战友、同学,想起了无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激动地自语道:“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当年我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化作熊熊燃烧的烈焰,照亮了崭新的中国。”
 
 
 
(八)保卫毛主席出访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了,东北铁路公安局办公室里,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忽然接到公安部密令,要求东北铁路段加强警戒,严密把守,严防敌特分子破坏。
  李言局长立刻召开会议,他知道毛泽东访苏之行是最高机密,天机不可泄露。于是,就以春节将至为由跟大家说:“同志们,春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要加紧工作呀!为了确保东北铁路全线畅通、安全、准点、无误,我们要对铁路全线进行一次设备大检查。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国民党特务还在暗中活动,可以说无孔不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铁路内部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个别有问题的,要马上调离,要保证铁路队伍纯洁可靠。
  各个公安处,要以检查四防工作的形式,彻底检查隧道、桥梁、涵洞及各种设施,做到心中有数。加强线路巡逻,重要地段,铁路道岔及道口要增派兵力,武装护卫。同志们,回去后立刻行动,注意,严格保密。”
  12月的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是一个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李言率领公安战士冒着零下三十几度严寒在铁路线上昼夜巡视。
  沈阳铁路公安处以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电影为名,深入到铁路两侧村庄,了解村民成分以及与铁路距离,严密布置警卫力量。
  1949年12月8日晚上,沈阳南站戒备森严,李言局长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上守候着。听前方报告说,专列一开出来,就在天津杨村大桥发现了炸药包,幸亏处理得及时,才没出问题。
  李言心头的弦绷得紧紧的,随着隆隆的车轮声,列车徐徐停下,当车门打开,只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走下专列,他举起相机拍下了经典镜头。
 
 
  李言忙迎上前去与主席和总理握手交谈:“主席、总理终于把您给盼来了!自从延安一别已经四年了,我经常想起在延安的那段日子。”
  轿车在警卫的护送下,穿过繁华的太原街,直奔北陵,在东北局宾馆门前停下,主席和总理在宾馆住了一夜。
  翌日清晨,李言护送领袖一行离开沈阳,直到火车开出满洲里才松了一口气。
 
(李文杰和父亲李言)
 
  李言回到家中,兴奋地对年仅15岁的儿子李文杰说:“儿子!昨天晚上,我又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了!”那种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会议,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并为斯大林七十寿辰祝寿。与毛主席访苏同行的有:陈伯达、汪东兴、师哲、陈秉承、伍修权等,还有当时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主席。
  毛主席回国的消息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调动潜伏在大陆的大批特务、间谍蠢蠢欲动,1300余部电台呼声迭起。企图在毛主席回国途中暗杀主席。一时间,东北铁路段阴云密布,杀机四伏,有来自天上的伞兵,有来自密林的匪特,敌人妄图炸毁大兴安岭隧道。
  东北军区派出7个师的兵力武装警卫,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守卫在山海关至满洲里的铁路线上。为了迷惑敌人,3列火车交叉行驶,谁也分不清哪是主席的专列。
  李言率领公安战士,日夜侦查巡视,排除千难万险,绝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在隧道两端,铁路两侧,我公安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像钢铸铁打的汉子,在冰天雪地里荷枪实弹地守卫着。塞北的狂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保卫新中国!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天气更加寒冷,忽见天上有两道亮光在滑落,立刻引起公安人员的警觉,战士们手持钢枪,向目标包抄过去,果然是国民党台湾派来的两个伞兵,被我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在大兴安岭隧道附近,几个特务抱着炸药包,欲在专列开来之时引爆,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擒拿归案。
  沈阳公安处在张台子火车站查获一名男子,欲在中固桥投放炸药,送交铁岭公安机关严惩。
  1950年2月13日,长春铁路公安处配合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国民党中统特务潜伏小组案。
  东北铁路公安局彻底粉碎了敌特组织企图炸毁专列的阴谋,并通过特务的供词,最终抓获东北最大的敌特头目马耐。
  1950年3月1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行安全抵达沈阳,先后视察了沈阳橡胶一厂、沈阳医科大学,还参观了北陵公园和沈阳农机展览。
  3月4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安全返回北京。李言胜利地完成了这次重要的警戒任务,在铁路公安史上又谱写了一曲卫士凯歌。(根据《东北铁路局公安志》《沈阳铁路局公安志》及李言家属口述。
 
 
(九)一肩明月 两袖清风
 
  1964年,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五载的李言,被一纸命令改任丹东市委书记兼市长。
  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西北岸,北依长白山脉,南临黄海,与朝鲜新义州市隔江相望,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
  1965年12月25日,茫茫天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辉映着繁荣昌盛的丹东。
  李言市长徜徉在蜿蜒的鸭绿江畔,目睹百舸争流,耳闻汽笛声声,丹东市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眺望江对面的朝鲜新义州,厂房、汽车、采砂船尽收眼底。回眸往事像电影一样闪过,挥之不去。
  入党35年了,从学生运动到北上抗日,从接管城市到清剿残匪,经历了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经历多少次严峻的生死考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千锤百炼,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风雨如磐。
  为了建设丹东呕心沥血,为了党的事业披肝沥胆,使丹东这一边境城市得到稳定和发展。
  1965年丹东柞蚕丝绸工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152.68%。
  1965年6月,朝鲜平安北道蚕业考察团来辽宁省考察柞蚕生产,在丹东进行为期5天的参观考察。
  同年6月29日,丹东市各界群众集会,纪念朝鲜解放战争胜利12周年。
  李言上任市长一年来,奠定了丹东市各个行业的政治经济基础,增进了与邻国朝鲜的友谊,深得丹东市人民的爱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可他还是那样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李言看看腕上的手表,快8点了,于是,他加快了脚步,来到丹东市宾馆。礼堂里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热烈庆祝丹东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条幅。
 
 
  李言健步走上主席台,一身米色的中山装,衬着他稳重刚毅的面容,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台下的同志们,充满深情地说:“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大会审议:从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我市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巨大发展,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解放军驻丹东部队给予了大力的支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丹东市是个滨海石质山区,山多、坡陡,水急,岩石风化,土地瘠薄,我们要在治山治水、植树造林上狠下功夫。根据我市七山、一水、半分田的实际情况,初步制定三大措施:
  一、目前还有250万亩荒山秃岭,要在五年内植树造林150万亩,种植橡子、板栗、核桃、榛子、山花椒100万亩。
  二、整治河流,固定河身,与河争地,开渠引水,扩大灌溉面积100万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坡式梯田,治理坡耕地150万亩。
  三、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沟边、道旁、房前屋后、坎边、壕棱都栽上桑树养蚕;利用滩涂、泡沼、水库、池塘发展芦苇生产。
  此外,还要积极发展淡水养殖和野果嫁接。提高社员收入,为市场和出口贸易服务。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大寨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热情洋溢地讨论这篇长达两万四千字的农业学大寨报告。
  会议进行了五天,与会代表全票通过选举李言为丹东市市长。会议在欢快喜庆的乐曲声中落下帷幕。
 
 
  十年后,丹东市的凤城县、东沟县、岫岩县、宽甸县以及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浙江省缙云县,满山遍野的板栗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栽下的防护林已是绿树成荫。
  凤城县的乡亲们清晰地记得,那年春天,李言市长来到田间,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板栗是木本粮食,是铁杆庄稼,发展板栗对备战、备荒有重要意义。”
  凤城县被辽宁省定为山楂和板栗生产基地,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县,每年上调给国家大量的优质木材。(根据《丹东市情》)
  1975年,金秋十月,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李言市长在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凤城县,虽然他已年过花甲,依旧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步伐矫健,他那深邃的目光里充满了自信。
  前几天,他还在朝鲜新义州市,应邀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1日,在归国途中祭扫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伫立良久。烈士的光辉形象激励着他加快了脚步,向山顶攀登。

   李市长站在山顶上,俯瞰秀丽的长白山脉,峰峦起伏,如练的叆河从北逶迤而来,流过林木青翠的凤凰山,向南奔泻而去,注入黄海。
  在山下不远处的叆河边上,是草河五•七干校。
  时光追溯到六年前的一个夏天,李言和同志们去干校报到,途经青年点时,他停下了脚步,对身边的同志说:“顺便看看知青,看看孩子们生活过得怎样。”
  他们刚一进大门,小青年就大声欢叫:“李市长来啦!”小青年从炕上跳下来,争抢着和他握手,留他们吃饭。
  李言摘下草帽,露出了慈祥可亲的笑容,彬彬有礼地向后一指说:“这么多人呢,你们管得起吗?”
  小青年一看,后面跟着20多人,遂让到屋里,大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粥。
  小青年说:“李市长,请大家喝玉米粥吧,可香了。”
  李言望着这些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年轻人,打心眼里高兴,关心地问他们生活苦不苦,还有什么困难?小青年毫不掩饰地实话实说,的确非常艰苦。
  李言坐在炕上,一边点着旱烟,一边说:“比起当年的延安来好多啦,那时候,头上有敌机轰炸,后面有追兵,每餐只有一碗南瓜汤,不够吃,我们就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在宝塔山上,延河边种瓜种豆,纺线织布。你们要学习南泥湾和大寨精神,艰苦奋斗啊!”
  李市长站起身来,拍拍小青年的肩头,爽朗地一笑,笑得那样甜蜜、自然、洒脱,那份慈祥和关爱深深留在小青年的心里。
  李言在草河五•七干校,和大家同吃同住,一同上山精心培育栗苗,眼看着小树一天天长大。
  1972年8月2日,中共丹东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李言为市革委会五•七干校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1972年10月,李言回到丹东市委主持领导工作。
  1974年2月15日,中共丹东市委、丹东市革委会决定:重新成立丹东市编制委员会,李言兼任编委会主任。
 
  
  李言回想过去,展望未来,脸上露出刚毅而坚定的神情。
  穿过栗子林,眼前呈现出一泓清水,两排营房,几个战士正用长竿打收栗子,看见首长来了,放下竿子立正敬礼:“首长好!”李市长和他们一一握手,问战士们想不想家呀?战士们朗声说:“保卫边境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只有国家的安宁,才有自家的幸福。”
  “好!你们说的好,个个都是好样的。”
  李言和战士们唠了一会家常,又去察看战士们的居住情况,并吩咐指导员:“快入冬了,要注意保暖,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又嘱咐陪同的县委书记,给战士们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这时,秘书接到省委通知,有关安置部队转业干部的事儿,立即前来向李言市长汇报,李言一一与这些生龙活虎的解放军战士握手告别,驱车回到丹东市委。
  11月5日上午,市委召开县、区、局领导会议,李言市长在会上说:“军队转业干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练,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部队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党和国家的财富。
  各县、区、局要做到热情欢迎,妥善安排,合理使用。做好生活上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解决住房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再怎样热情欢迎,也是一些表面东西,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要发动职工,在生活用具和吃菜方面给予积极准备。子女上学、孩子入托,办理落户都要考虑周到。要求住得下,能过冬,炕热屋子暖,要逐户进行检查。希望各县、区、局领导回去后,积极投入准备工作,对于那些认识不高、安排不好、出了问题,造成严重政治影响的要严肃批评,或给予处分。”
  会议进行了两天,各级领导通过认真讨论,制定了具体方案。
  11月下旬,寒风凛冽、飞雪飘飘,李言和丝纺局的党委书记冒着严寒来到丝绸印染厂,发现给转业干部准备的房子是个厂房,又冷又暗。经过和该厂领导一起研究,做了调整。
  11月24日,李市长又召开了大会,表扬了一些先进单位和领导。
  截止到24日,全市共解决了337套住房,有的改自仓库、办公室,有的安排在集体宿舍、会议室。
 
 
  1978年12月后,李言先后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党组书记。
  这年冬天,李言冒着严寒,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一上任就主持召开院务会,讨论、决定业务和行政工作重大问题。
  辽宁省各级人民检察院重新恢复之后,检察工作任务繁重,许多案例需要重新审理。
  在检察队伍中,新成分较多,急需培训,尽快担负起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
  李言除继续选送检察干部到各级政法院校培训外,还举办了各种学习班,学习法律和检察业务,经过培训后,输送到各级人民检察院。
  据辽宁省检察志记载:1979年和1980年两年中,培训检察干部5,407人次。
  这天傍晚,沈阳市副市长李澄(1920年1月1日—2001年12月9日)来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省检察院招待所,李言看见老战友来访高兴地迎了上去,李澄看他还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环顾屋里只有几件简单的用具和一台破旧的自行车(女儿上班用)。李澄风趣地说:“大哥,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啊!”
  李言笑着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嘛!”两位老战友开心地笑了。
  李言接着说:“我在黑龙江剿匪的时候,总是想着你,说说你的战斗经历吧。”
  李澄语气深沉地说:“那年我们分手之后,我随辽东三地委在沈阳、抚顺、本溪之间打游击。
  那一次,大概是1947年5月的一天,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把我们围困在红土甸子山上。
  敌人占据山头,封锁路口,不断向我们进攻,为了掩护干部队,四团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只剩下一个连的干部、战士。
  我们被围困了好多天,粮食都吃光了,凡是山上能吃的树根、榆钱都吃光了,为了解决充饥问题,决定把马杀了。我的马日夜驮着我们对外联系的收报机、油印机和书籍,随着我行军打仗,经过枪林弹雨,立了战功,没有牺牲,最后还要为我充饥,我真不忍心吃它的肉,就和别人换着吃。杀了马之后,我不得不把收报机和油印机精简了,只剩一条毛毯,走到哪里就铺盖着它睡。
  没了收报机,消息不灵通了,直到5月中旬我们还困在山上。分区司令部建议我们4人各带一路人马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突围。
  我带着警卫人员向西突围,西面正是敌人进攻的方向,寡不敌众,只好退回红土甸子山,另两支队伍也退了回来。
  我们三人和分区会合之后,随分区司令部和警卫营往东穿插,避开了敌人主力,与新宾县委会合。分局誉我三分区为敌后一颗明珠,插在敌人心腹的一把尖刀。”
  李言听到这里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这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教育后代珍惜啊!”
 
(蔡静摄)
 
  李澄于1964年6月,从丹东市委调到沈阳任副市长以来,主管城市建设工作。
  60年代初期,沈阳到处是明沟土路,雨天积水成灾,晴天风沙扑面,居民深受水害风沙之苦。
  李澄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抓民生大事。
  1964年6月,成立沈阳市市容整顿指挥部,李澄任总指挥。
  1964年9月16日,成立沈阳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
  9月17日,成立城建局党委。
  12月9日,成立沈阳市城市建设技术学校,培养市政专业人才。
  1964年10月19日,将横跨浑河的和平区工农桥,由原来木质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全长390.4米。
  此后,又改造城内所有的木质桥,建成钢筋混凝土桥。
  1964年10月29日,沈阳解放后第一条沥青混凝土路,在市府大路建成。
  李澄关心地问他:“大哥,那些年你是怎样过来的?”
  此时此刻,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但许多往事尽在不言中。李言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1969年我在干校学习一年,有些切身体会,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学习理论,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看书不是单纯读书本,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我们要改造那些贫瘠的山地,让所有的荒山都变成花果山。”
  李澄逗趣的说:“那还不把孙悟空给忙坏了,都不知道上哪座山摘桃子了。”
  两人开怀地笑起来。李言说:“老弟,谈谈你这些年的情况吧!”
  “这些年,我们搞了一些市政设施建设,1974年修建了一条穿越浑河底部的‘八三’浑河隧道。
  1976年治理了南运河、新开河、把明沟改成了暗渠,让清水绕城一周,以后还要在沿岸修建带状公园,美化城市。”
  李言望着老战友深有感触地说:“城市变绿变美了,可是头发却变稀变白了,回想在延安时你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呢,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延安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就想起延安母亲的怀抱是那样温暖,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两人彼此凝望,都已是鬓染秋霜,任无情的岁月洗礼,让皱纹爬上了眼角。
  1979年4月,李言被调到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一职。
 
 
 
 
(十)激励儿孙
 
 
 
李言之子   李文俊                       李言之孙   李少白
 
  1982年7月,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大连棒棰岛海滨,蔚蓝色的大海像锦缎般闪着银色的光辉,在苍茫的大海中一只红色的救生圈随着大浪飘浮。
  救生圈里一个小男孩拽着爷爷的手说:“爷爷,咱们快上去吧!”
  爷爷一边教他游泳一边说:“好孩子,别怕,屏住呼吸,熟练了就好了。在风浪里长大的孩子才能有出息。”
  这是李言最喜爱的小孙子李伦——李延燕之子。爷孙俩游累了,就坐在沙滩上休息,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有节奏的呼啸。
  李言指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对李伦说:“孩子,你看这大海多么宽阔啊!我们的心胸也要像大海一样坦坦荡荡,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烦恼,如果一味死钻牛犄角就不能解脱。人活着,要怀着远大的志向。”
  李伦闪动着天真可爱的大眼睛说:“爷爷,我记住了,您教我背诗吧!”
   “好,爷爷教你背毛主席的诗:‘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毛主席的诗写得真好,我也要当一个诗人。”
  “好,你长大了还想做什么呢?”
  “爷爷,我长大了不想当官,只想做事。”
  孙子天真爽快的回答,令李言惊叹不已,想不到小小年纪竟然语出惊人:“小家伙,有志气,从小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
  午饭后,李言领着孙子上书店,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和少儿版的《三国演义》,又买了一支毛笔,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书是精神食粮,是知识的宝库,好好读书吧!”
  李言于1983年不幸患了壶腹癌,不久便做了手术,这期间,他还向前来探望的亲人打听稠门家乡的情况,当他听说家乡的生活有所好转时,感到很欣慰,用微弱的声音说:“缙云因山多土地瘠薄而贫困,我们要想办法致富。头几年,他们时常来信求我帮助,这几年少多了,想必是生活有了好转,我又买了些致富的书籍,过两天寄去,希望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再给稠门寄去点钱,做为建设家乡的经费,略表我的一片思乡之情。”
  那一次,李言又向家乡的亲人问起母亲临终前的情景,侄孙李兆基讲述了一段凄凉的往事:“那是1961年农历4月,曾祖母家中一贫如洗,您姐夫的续弦应香儿一直在照顾她老人家。曾祖母临终前不断念叨您的名字。她家里早已断粮了,那天中午,木匠师傅只喝了一碗地瓜丝汤。”
  李言听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据李言的长子李文俊回忆说:“那是秋天的雨后,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协和医院,踏进病房,墙上的时钟指向8点,只有护士在值班,一切静悄悄,床上躺着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床头病历卡上写着:‘李言,壶腹癌’。这就是我父亲。
  我一生中,这是我第4次与父亲相处较长的时间,怎会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
  过去,我看到他总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工作,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躺下了。
  每当我来到病床前,他总要用些时间吃力地讲述对过去的回顾和体验,使我有了较系统了解的机会,今晚,他略显激动地说,要记住,永远坚持为人民做好事,不仅你们要这样做,更要教育子女也这样做。”
  1984年7月30日11点40分,一颗博动了七十三载春秋的赤诚之心,留下了对党的忠诚、对青山绿水的眷恋,停止了跳动。
  1984年8月6日上午9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在凄婉的哀乐声中致悼词:“李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开创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李言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李言同志简历
 
  李言,曾用名李锦标、李蕴章,浙江省缙云县稠门村人,1911年农历五月初七日生,1984年7月30日逝世,终年73岁。
  原名李锦标,在缙云县稠门村小学毕业后,1926年考入丽水县初级师范学校;
  1929年转入金华县第七高级中学师范科;
  1930年2月转入萧山县湘湖乡村师范,改名李蕴章,是半工半读学生,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工作,同年7月由程长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9月,由八路军驻杭代表朱镜发开介绍信,先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又转开介绍信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0月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改名为李言;
  1938年5月—1939年7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关中分校,先后任党总支书记、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
  1939年8月—1940年9月,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延安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
  1940年10月—1941年2月,任延安马列学院保卫委员;
  1941年—1943年4月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1943年5月—1945年7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任秘书科科长(中央研究院改为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
  1945年7月—8月集中训练准备赴前方;
  1945年9月—11月,从延安出发行军到东北;
   同年12月—1946年6月,在东北局社会部任秘书、秘书处副处长;
  1946年7月—1947年5月,任黑龙江省拜泉县公安局局长;
  1947年6月8日—1948年12月,任东北铁路公安处处长;
  1949年1月—1952年4月在东北铁路公安局任副局长;
  1952年5月—1955年4月,在东北公安部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处长;
  1955年4月21日—1956年8月,在热河省公安厅任副厅长;
  1956年9月11日—1959年9月,在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
  1959年9月17日—1964年7月,在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
  1959年—1964年兼任辽宁省委监委常委;
  1964年8月—1966年12月,任丹东市委书记兼市长;
  1978年12月—1979年3月,在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
  1979年4月—1984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
  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言遗作《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于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翟定一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出版社,1984年出版。
 
 
 
 
李澄同志简历
 
  李澄,原名彭为果,四川省成都市人,1920年1月生,2001年12月9日在沈阳逝世,享年82岁。
  李澄从小受父母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革命思想熏陶,年仅13岁就为党组织送信,传递油印文件,帮助接头,到狱中看望同志等地下革命活动。凭着机智勇敢,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澄15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抗日。
  16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7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回到成都做地下党工作。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成都星芒通讯社新闻记者,中共朝阳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嘉定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成都市外南区委书记,领导夹江、峨嵋等地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
  20岁带领40多名干部和青年奔赴延安,经过8天的艰苦行军,躲过敌人的多次盘查。这批干部和学生被安全送到延安中央组织部。
  1941年5月,考入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做研究生。
  1945年9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到前线去,到东北去。10月从延安出发。途经陕甘宁边区、晋、冀、热、辽解放区,风尘仆仆地来到东北,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4年任沈阳市副市长,为沈阳城市建设呕心沥血。多次提出有关城市建设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提案和建议。
  1983年6月,李澄向沈阳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了报告,会议提出《关于动员全市人民治理南运河建设带状公园的决议》,这是一项美化城市造福人民重大工程。
  1983年8月,李澄提出“关于解决新开河污染问题的提案”,将卫工明渠改为暗渠,并列入规划统盘解决。
  1985年正月初四,李澄冒着严寒走访铁西棚户区,当他看到被风雪掩埋的小平房时,感受到居民住房的疾苦,上班后立刻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
  正月初六,李澄市长来到位于青年湖畔的市管处(后支分市政二公司),找到了时任市管处主任的张万厚,研究如何解决市政工人的住房困难。
  张万厚主任制订了一套具体方案:决定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再请求市政府给点优惠政策,在南塔街盖一栋青年公寓,此方案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一年后,工人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新居。领导的关怀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市政队伍立足沈阳走向全国,把沈阳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筑路技术带到了南疆北国,在厦门、上海、大连、郑州、内蒙创造了一项项令世人瞩目的市政优质工程。
  1989年,李澄提出建设大伙房水库引水工程,及早规划和建设市污水处理厂,保护水源不受污染,实施污水截流工程。
  从1945年起,李澄当选为中共七大四川代表团山头会议代表、中共本溪市、安东市、沈阳市、辽宁省等二十多届人大代表。
  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省长级待遇。
  李澄遗作《沸腾的山城》《战斗在敌后的日日夜夜》载于《沈阳文史资料》。
  1991年9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诗一首《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
  倭寇铁蹄山河泪,
  民族仇恨血海深。
  勿忘国耻九一八,
  人民苦难十四春。
 
  抗日救亡红旗举,
  白山黑水义勇军。
  亿万同胞齐奋起,
  星火燎原振国魂。
  2001年12月13日,回龙岗革命公墓,白雪皑皑,寒风凄恻,沈阳市上万人为李老送行,各省市发来唁电,省委领导在悼词中说:“李澄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李澄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应丹东市档案局征文
档案是闪烁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岁月匆匆,似流星一掠。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少恢弘的场面瞬间闪过;多么伟大的巨星也会陨落。只有档案是永恒的记忆,它像一颗璀灿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一代代先人为我们铺就了一条走向光明、奔向幸福的道路。后来人所以没有忘记他们,是档案为他们镌刻了不朽的丰碑。
  30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李言市长的文章,由于资料不足没有写成。朋友告诉我:沿着他走过的路,去寻找他的踪迹。于是,我来到了美丽的江城丹东,这是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第二故乡,临终前还嘱咐亲人把他的骨灰撒在流过丹东市的鸭绿江。李市长把一颗赤诚的心留给丹东市人民。
  2013年6月13日,清晨,我穿过繁华的大街,来到丹东市档案局,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接待了我,帮我在浩翰的故纸堆里寻找李市长的工作记录。
  墙上的挂钟滴嗒……滴嗒……地响,我在翘首企盼中。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姑娘捧来厚厚一沓卷宗,我在卷宗里看到李市长当年的讲话记录(1965年12月25日),其中有一段关于治理荒山,种植板栗的事。
  猛然间,我想起了凤凰山上,满山遍野的栗子树,每到深秋季节,香甜的栗子让我大饱口福,我又想起了李言的家乡,乡亲们跟我说过:“多亏了蕴章啊!给我们寄来致富的科技书,指导我们挖出穷根,走上致富之路。如今山上已是果实累累。”
  我想到这里感慨万千,李言从19岁入党,到73岁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丹东市人民没有忘记他,将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永远的、深深的铭记在丹东市的历史之中。
  傍晚,我告别了热心的姑娘,背着厚厚的资料和热腾腾的栗子回家,去续写30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10岁的小外孙看见栗子高兴极了,我问他:“你知道栗子故事吗?”小外孙闪动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摇摇头。我告诉他:“这是我舅爷爷在48年前播下的种子,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为了缅怀先辈,启迪后人,我用心血写成了《李言的传奇人生》这篇文章。感谢档案局的姑娘为我提供了资料,档案是闪烁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必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蔡 静     
 
2013年6月13日
 
本篇荣获辽宁省档案学会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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