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书画家、收藏鉴赏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8件捐献珍品中，包括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的王羲之《平复帖》，还有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局混乱，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曾以一己之力，尽力阻止。他曾自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以《游春图》为例，张伯驹变卖了自己那处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住所的豪宅，作价220两黄金，又卖掉妻子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价格，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回。

　　1941年，张伯驹曾遭人绑架，绑匪向张家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并无太多现金，欲卖《平复帖》折现。妻子潘素设法去探望张伯驹，张却偷偷告诉她：“那是我的命，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僵持了8个月，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才得以脱困。

　　虽贵为清末高官后代，家产丰厚，但张伯驹生活十分朴素，他不烟不酒，不赌博，也从不西装革履，而是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非常随便，一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

　　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从不计成本。琉璃厂的字画商人最喜欢和这位“张公子”打交道，因为只要他看中的东西，无论开价多高，都会“不惜重金”。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

　　在旁人描述的文字中，这个“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的“翩翩佳公子”，似乎“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时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张伯驹曾是某银行的最大股东。按当时惯例，老板通常自任总经理。张伯驹却觉得谈钱“太俗气”，便挂个虚职，请来3个得力助手，私下里还是唱京戏的搭档。张从不干涉银行业务，助手们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在向故宫无偿捐献字画后，中央政府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被他婉言谢绝。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特为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以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但张伯驹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见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两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张伯驹却因感冒转为肺炎，离开人世。

　　据传，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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